张家界市自建立地级市30多年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史编写出版工作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5〕45号），编写地方史志书籍，正本清源，探索历史发展脉络，促进历史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但是，由于市、区（县）政府史志工作部门因为缺乏出版旧志图书经费而尚未整理、校点旧志，以致于少数人和网站推介的部分文章作者在没有查阅张家界市境内历代地方志书和观看张家界市境内出土商周时期濮人、巴人、楚人等部族文物的前提下，误以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隶属庸国、大庸国、女儿国、茹国和索国等所谓“国家”，确实不足为证、不以为信，也不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究竟隶属何国？我们根据历代正史、地方志书以及文物古迹，并且运用历史学理论的二重证据法综合分析信史，就会厘清事实真相：“在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隶属楚国”。清代王先谦在《湖南全省掌故备考》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澧州（含今张家界市境内所辖四个区县），《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战国属楚（国）。”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副局长邢敏建在《积淀丰厚的酉水文化》一文中提出：春秋战国时期,酉水流域主要分布楚、巴、濮三个民族。在楚未进入湘西之前,这里居住着当地的土著民族“百濮”;从春秋早期开始，楚国的势力逐步进入湖南境内。到战国中期，楚人已在湖南全境建立统治。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经营西南地区,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地区,形成“百濮”、巴人杂居的局面。

一、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隶属楚国

“楚人”发祥于鄂西北的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等地）。“荆楚”始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仍可见到“帚楚”二字。《诗经·商颂》曾云：“维汝荆楚，居国南乡”。在商代后期，商高宗武丁征伐居住在漳水流域的“荆楚”部落，即《诗经·商颂》所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衰荆之旅”。到了商周之际，处于荆山一带的“荆楚”部落发展成为比较强大的地方势力。

在商代晚期，帝喾火正祝融的后裔从中原地区向南迁到豫西南的丹水流域。楚史研究专家张正明在其专著《楚史》说：楚人信史时代是从鬻熊开始的，《史记·楚世家》记载：“鬻熊子事文王”。商代末期，鬻熊归附周文王，辅佐灭商大业，成为周文王之师。鬻熊肇业以后，其子孙居住在豫西南淅川县丹江之阳。酋长鬻熊去世以后，子孙以鬻熊之字“熊”为姓，此乃熊姓由来，鬻熊被熊姓后裔尊为熊氏得姓始祖。楚祖鬻熊之子熊丽继任酋长以后，率部避难于湖北省南漳县西北部的雎山。

史学界专家普遍认为:在西周成王之时,举荐文、武勤劳之后嗣,分封熊丽之孙、熊狂之子熊绎于土著部族“荆楚”之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史记·楚世家》云：“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居丹阳。”在春秋初期，楚国首任君主熊绎始建“楚子诸侯之国”,初建都城于丹阳(在今湖北省秭归县鲢鱼山),“楚”乃成为封国之号。楚国兵微将寡, 国弱民贫。楚国君主熊绎乃以丹阳为立足点,带领当地之楚人开辟封地荆山,即如《史记·楚世家》所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虽然楚君向周王室进贡“桃弧、棘矢”,但是由于楚人竟被周天子视为 “蛮夷”, 因而不能参加中原地区岐阳诸侯盟会,故《史记·楚世家》载:“楚曰,我蛮夷也”。在西周初期,昭王南征楚国,在汉水丧失六师。

在春秋初期,楚国控制长江中游,周边地区仍存小国和部落。东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国君主熊通自称 “楚武王”。楚国加强边境防卫，最早建立郡县制度，国君直接统治县邑。公元前733年,楚国消灭权国以后，设置全国第一个县“权县(在今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楚武王创新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任命斗缗担任权县县尹,控制县级政权。公元前704年,楚国征服随国。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熊赀把国都由丹阳迁至郊郢(在今湖北省宜城市南部)。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爆发以后,楚军退出中原。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大军问鼎中原,成就霸业,并吞江汉之间土地,楚国强盛起来。公元前505年,楚昭王迁都至栽郢(曾在湖北省江陵县北面,现为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楚国纪南故城遗址)。楚人走出荆山以后,在长江中游发展成为南方唯一诸侯大国 ,并且创造“荆楚文化”。

在春秋早期,楚国派遣大批将士越过长江进入澧水流域濮人聚居区,建立军事城堡,开始把澧水流域纳为楚国领土,纳入楚国版图。此后,楚人融合土著部族濮人,“南楚文化”逐渐成为澧水流域多元文化的主流，以致楚人墓葬之中竟有濮人文化遗存。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境内等楚国曾辖区域称为“南楚” ,战国时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南楚文化”。楚国迁建郢都之后,由于距离很近,澧水流域遂成为楚国“京畿 ”地区, 比资水流域和湘江流域“前卫”得多 。在春秋晚期 ,楚国将士为了防御西边秦军侵略,保卫楚国领土,在澧水流域修筑城墙,故已发现的有慈利县白公城等古城址。白公城因春秋末年白公家族所筑而得名 。据清代《嘉庆慈利县志》卷二记载:“白公城,在县治东二里零溪旁……白公善筑 。”白公家族居住澧水流域,楚国将军白公胜之族兄白公善家居澧阳(即今澧县)。楚国右军将领白公善遵循楚昭王旨意 ,部曲所到之处,只求土著臣服,筑城守之, 故有白公城 。可见 ,湖南省境内有史料明确记载的最早城邑 “白公城 ” 建城史已达 2500 多年 。 白公城古城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铁器、青铜器和漆木器是楚国附近“巴蜀文化”遗留,印证春秋战国时期巴人、楚人杂居在白公城的历史。

在战国中期 ,楚悼王提升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开拓南方土地。在战国中期,楚宣王在武陵地区首次设置“黔中郡”,加强对武陵地区土著先民统治。《史记·秦本纪第五》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 361 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都城在枳县)、黔中(郡)”。《史记·正义》的《苏秦传》亦载:“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楚国黔中郡之名见于《战国策·楚策一》，楚威王七年(公元前 333年)，纵横家苏秦在郢都对楚威王说:“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在战国晚期,秦国多次进攻楚国的黔中郡。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将领司马错发陇西兵, 因蜀从枳县溯涪陵江攻楚国的黔中郡西部,但是不久被楚国收复。据《史记·秦本纪第五》记载,公元前 277年,秦国蜀郡太守张若再次率兵征伐楚国五溪地区以后,把楚国的原巫郡、黔中郡以及江南合并成为秦国的黔中郡,但在次年又被楚国收复失地十五邑。永定区出土的铜戈秦篆铭文“蜀守若”和秦式铜器证明秦军曾经攻入澧水流域 。直到战国末年,秦国才占据黔中郡全部地域。秦国黔中郡辖境较楚国黔中郡为大,含今湖南省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湖北省清江流域、重庆市黔江流域、贵州省锦江流域。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六》卷三十一记载:“秦黔中故郡城，在(沅陵)县西二十里”。唐代《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 。”史学研究专家认定秦国黔中郡郡治遗址在今沅陵县太常乡窑头村窑头古城。据考古发现,2002年,窑头战国古城相继出土罐、壶、钵和鼎等陶器和秦砖汉瓦。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设置三十六郡 。其中,黔中郡辖迁陵县、慈姑县和临沅县等县。

许多历史文献都曾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隶属楚国。据清代《光绪湖南通志》卷四载: “《禹贡》荆州之域 ,商周时为蛮、蜑所居。春秋战国属楚 ,秦置黔中郡。”清代《康熙慈利县志》卷一亦载:“慈利县(含今张家界市境),秦慈姑(县)也。《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战国属楚。” 清代《道光永定县志》卷二又载:“春秋战国时属楚 。”清代《同治桑植县志》卷一还载:“春秋时属楚 。”在近年来,张家界市出土许多春秋战国时期楚式鬲、长颈壶和铜镜等具有楚南文化特色的楚人文物,印证春秋战国时期澧水流域隶属楚国。1978年,慈利县零阳镇戴家岗春秋战国遗址出土楚人文物鬲、罐、豆、盆、缸、瓮、甑、筒瓦、板瓦等陶器和斧、凿等石器,具有楚国文化特点。1981年 ,慈利县城官地黄牛岗6座战国早期楚墓出土青铜器鼎、剑、戈、矛、戟、铎、勺和陶器钵、壶、罐、鼎、盘、豆 等 。1987年,慈利县城关镇石板村、零溪村36座战国中期楚墓出土铜器、陶器和漆木器 300 多件。其中 ,铜戈、铜铍、铜镜和木镇墓兽虎均属湖南罕见。还出土楚简1000 多枚,共计2万多字 ,是我国发现的时代 最早、数量最多的楚简, 内容为我国最早史书之一 。后来,石板、零溪古墓群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石板村骑龙岗古墓群发掘战国至西汉墓葬 318 座,出土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玉器、木器和礼器等各种文物2000 多件,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定区古城堤战国时期遗址出土鼎、碗、壶、罐、鬲、盆、豆、缸和竹简、木 牍、筒瓦、板瓦等文物。1991年,永定区三角坪战国墓出土了铭文铜戈 、铜镜、铜剑、铁剑和鼎、壶、甑、釜、豆等陶器 。2002 年,在欣业家园发掘战国楚墓数座,出土文物300余件。其中 ,楚剑、碧玉、木剑、漆木器等尤为珍贵。古墓群占地1500 平方米 ,两座较大楚墓形制规格甚高。桑植县8 处春秋中期遗址出土楚人的“鬲足”等陶器。1990年,桑植县朱家台发掘战国墓22 座，出土陶器 58 件、铜器 2 件、铁器 2 件 ,吸收楚文化因素。2019 年4月, 在张家界市城区古庸路延伸段工地上,挖掘一座沉睡两千多年的战国楚墓 ,形制为一棺一椁出土铜剑、铜矛和陶壶、陶 鼎等 11 件文物。

在春秋时期，大量楚人向南迁移,澧水流域出现濮人、巴人、楚人和苗人等多元文化融合局面。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游历沅澧流域以后,写下《九歌》《九章》和《离骚》等诗篇。屈原在《九歌·湘君》中写道:“望涔阳(在今澧县)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捐余块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澧水岸边)。”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又说:“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襟兮澧浦 。”“南蛮文化”对南楚文化形成起了作用,《九歌》所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等神是屈原流放到江南后看见“南蛮”祭祀的神。春秋战国时期,澧水流域曾是邻近楚国郢都的腹地,楚文化特征突出。战国晚期,楚国辞赋家、屈原弟子宋玉隐居澧水之流道水河畔,修筑宋玉城(在今临澧县望城乡宋玉村),教人读书,看花放舟。中国文学之祖“屈宋”之后两千多年以来,楚人风俗一直不绝。《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记载:“澧阳(州)志,旧属楚,为黔中地。至今有楚遗俗 ,有屈原之遗风 。”清代《道光永定县志》卷七亦载:“楚南夙号多材,澧浦代生哲士。永邑虽属边陲,而屈骚宋赋,不辍披吟;车渚范台,实相景仰。”《民国慈利县志》卷十九描述了屈原对武陵文化的影响: “屈原遁楚澧浦、涔阳,擅名骚雅,搴兰写怨。厥体芬芳,顾承学撰述千年莫闻 。”

最近,邢敏建提出“楚人为土家先民一部分”的新观点。秦灭楚后, 张家界市境内少数楚人后裔演变成为土家先民,“南楚文化”对土家先民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土家族人聚居的澧水流域因为交通闭塞,仍然盛行“南楚文化”遗风,“南楚文化”因子仍然保留在土家文化之中。楚国盛行民间巫舞,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宗教舞蹈巫舞在楚国长盛不衰,屈原的《九歌》等篇反映巫舞的各个方面。《楚辞》有关篇章与土家文化有联系 ,也对土家戏剧茅古斯的衣食和农事就有描写 。屈原的《九歌》写道:“洞庭波兮木叶下 。”土家族《梯玛歌》也有《颂洞庭侯主太》等歌词 。张家界市土家族人办丧事时还唱屈原的《国殇》,演傩愿戏时又唱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楚人崇凤 ,土家族人在堂屋神龛上插雉  鸡尾就是崇凤图腾的遗俗。 

二、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未曾隶属庸国

中华古国“庸国”，所处汉水中游是中华巫文化发祥地之一。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卷二十八记载：“堵水又东北迳上庸郡，故庸国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上庸县。”晚清专家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巴庸系》中还说：“庸分布在湖北省西北部汉水流域。北以秦岭山脉与汉族分界；南以巴山山脉与巴人分界，其民族介乎巴族与汉族之间。周初助周人灭商。春秋与楚为敌，后为楚、秦、巴灭而分之，后遂同化于汉族。”中国权威工具图书《 辞海》明确记载：“庸，古国名。曾随同周武王灭商。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在今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西南）。公元前611 年（楚庄王三年），为楚、巴、秦三国所灭。”庸国都城遗址位于长江之北、汉江之南，在今竹山县西南部田家坝镇两河口，即堵河南、北两大支流的交汇口、堵河干流的起始点。庸国亡于春秋中期，其都城在今湖北省竹山县。二十世纪80年代，在竹山县城附近发现庸国方城遗迹。

“庸人”，为古帝颛顼的苗裔。据史料记载：早期“庸人”曾经随同周武王伐纣灭商，曾为“牧誓”八个部落之一。《史记·周本纪》明载：在周文王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位为周武王，迁都至鎬（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这时，商纣王在对东夷用兵，国内矛盾毕露。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军驻扎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会合西方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族，誓师以后，合攻商国。周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联军东伐纣王，在牧野打败商人之后，早期庸人增强军事实力。

在西周初期，庸人祖先容成氏被周成王封为“庸伯”。庸国国君世世代代世袭为伯爵，爵位较高。庸国为至理之国，庸人擅长建房筑城，故被誉为“墉人”。庸国建都于堵河（又名庸水）河畔竹山县城东南30多里的方城（在今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西南），故唐代魏王李泰所撰《括地志》记载：“方城山，庸（国）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宋代祝穆所撰《方舆胜览》亦载：“（方城），山南有城，周十余里，春秋庸地。”早期庸国疆域，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等地。清代《湖北通志》亦载：“方城，天险之保障”。在西周时期，庸国夹于楚国、巴国、秦国之间，楚国曾是其劲敌。周夷王在位时期，西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攻伐，“庸人”骚扰楚国平民。 公元前九世纪，楚国君主熊渠开拓江汉平原，得到江汉之间百姓拥护。于是，熊渠兴兵向西突袭处在秦巴山区的庸国，攻占庸国部分领土，扩大楚国势力范围。

在春秋初期，强悍的“庸国”发展成为较大的诸侯国。庸国强盛时期，其疆域扩张到秦巴山区大部。包括今湖北省的竹山、竹溪、郧阳、郧西、房县、兴山、秭归、巴东等县和陕西省的镇坪、平利、岚皋、旬阳、紫阳、安康等县以及重庆市的巫溪、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州等县。庸国疆土较大，在春秋前期少有。疆域较大的庸国并非徒有其表，其国力也较强，地位较高。庸国势力范围最大之时，北抵汉水，南接长江，西跨巫江，东越武当。

至春秋中期，庸国曾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崛起，西牵制秦国扩张。《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在今湖北省房县南），师于大林（在今湖北省荆门市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周顷王五年（公元前614年），楚穆王熊商臣去世，年龄尚小的楚庄王熊侣即位以后，韬光养晦，三年不鸣。周匡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楚国遭遇严重灾荒，楚国西部几个部族趁机发动叛乱。位于楚国西北的庸国国君联合濮人等“群蛮”，起兵东进至选地(在今鄂西北)，攻打楚国，导致楚国处境艰难。楚庄王决定亲征，平定叛乱。楚庄王委派司马蔿贾领兵抗庸，并遣使者到巴国和秦国求援，联合巴国、秦国的将士反攻庸国。8月，楚军将士乘坐驿站马车在临品(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会师，分为两组队伍。大将子越率领先头部队走石溪(在今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水道，大将子贝率领后续部队走仞山(在今十堰市茅箭区小川乡)小道，夹攻庸国。在秦军、巴军配合下，诸群蛮族加入楚军阵营。联军大举进到庸国都城，展开钳形攻势。庸国势孤，腹背受敌，故被巴国、秦国、楚国联军所灭。这场影响较大的战争结果是庸国领土被楚国、巴国、秦国三国瓜分。在庸国灭亡后，楚庄王根据北为上的说法，在楚国北边庸人聚居地区设置上庸县（郡治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楚庄王一鸣惊人，解除秦巴山区的庸国威胁以后，北进中原地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庸国灭亡后，楚庄王没在楚国南部澧水流域设置虚构的下庸县。清代《同治竹山县志·墓葬》记载：“春秋时，楚子亡（上）庸。”1983年，在竹山县城西40公里麻家渡镇刘家湾村挖掘春秋时期的“楚子墓”，后被竹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周代庸国疆域只扩张到秦巴山区大部，并未扩到长江以南澧水流域。在春秋中期，庸国已被消灭，未曾管辖澧水流域，是故周代庸国都城“方城”与张家界市境内无关。张家界市境内没有春秋时期所谓“庸都”，所以张家界市城区教场路捏造的“庸都园”已遭许多历史研究专家耻笑。（作者戴楚洲系湖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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