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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湘西有个李烛尘:辗转留学日本

时间:2024-09-15 11:09:00来源:土家族文化网作者:刘 明

1908年夏天,沅江大水,水齐城头,经过长达6年的学习,李华搢(李烛尘)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毕业了。

站在常德城墙上,望着滚滚沅江,他在想:到底是回永顺教书?还是应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林伯渠同学之邀参加“革命排满”?

回家乡从事教书育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也不是不好,更何况那个时候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

妻子郁菊花一个人独撑着家,这些年真心不易,自己虽然读书期间寒暑假都回,但路上往来行走得花半个多月,每次在家也不过十来天。

想想妻子,想想年幼的孩子们,想想年迈的父母双亲,还有不遗余力支持自己的岳父等人,既然学有所成了,李华搢是应该回来了。

可又正因为通过六年的学习,他增长了见识,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所以他还想去比常德更远的远方。

参加林伯渠同学组织的革命排满,到东北去?他总感觉条件还不成熟,而且自己还有很多疑惑没得到解决,还是继续学习为好。

于是,他按照学堂传达的清政府承诺:最优等奖进士,准与科考取士一体殿试。

1905年,清政府虽然废除了1300多年以来的中国科举制度,但一些官方设立的新式学堂还是继续保持其选人特权。

也就是说,由“科举”而“学堂”,中国过去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途径,已经开始向学堂培养人才转变。

1909年夏,踌躇满志的李华搢来到北京。

半年前,那位以“光明的开端”为寓意的光绪帝死了,前后掌管晚清47年政权的慈禧也死了。什么选人、用人等都化为乌有,整个京城乱糟糟的。

在断垣残壁的圆明园漫步,想起八国联军的惨无人道,想起紫金城内的尔虞我诈,李华搢禁不住默默吟到:不闻御侮赋同仇,只见内讧谋私利;何如台沼费经营,犹得与民偕乐志。

难道就这样转到湘西老家去?

既来之,则安之。他和几个学友商量,不如干脆到天津和上海一带看看去。

在天津,他们看到海河两岸分割成一条一块的租界,耸立着各式的洋楼上,飘起的星条旗、米字旗、太阳旗……

走进上海十里洋场,到处是趾高气扬的洋人,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在路途中,李华搢愤然写下了《在渤海湾中》:到此方知天地大,又来一个小乾坤。江河只合为孙子,日月何妨供吐吞。夷夏蕃篱洞门户,美欧侵略亘朝昏。神州无限伤心事,总觉重洋是祸根。

1910年春,李华搢辗转来到长沙,经友人推荐,在实科中学任教,这是如今哪一所学校的前身?还无法考证。

这一年,长沙因水灾导致粮食歉收,米价高涨,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城中许多教堂、洋行和领事住宅被摧毁。

让李华搢气愤的是,面对民众的抢米风潮,清政府思考的首要问题不是解决饥荒,稳定物价,而是不惜联合西方势力来震慑百姓。

“民以食为天”,数千年来,粮食是老百姓维持生存最基本的条件。

是啊,遇到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权者造成人祸,还一味采取激进的武力来镇压,最终将必然走向灭亡。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1911年10月10日,蒋翊武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并迅速带动全国的革命形势。

10月22日,焦达峰(1887—1911)、陈作新(1870—1911)领导发动长沙起义,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清朝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湖南宣告结束。

李华搢以饱满的热情参与了长沙教育界宣讲革命意义的活动,并与著名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和当时的教育部次长范源濂(1875—1927)等结识。

范源濂就是范旭东(1883—1945)的哥哥,而范旭东也是“永久黄”团体的创始人之一,是李烛尘(李华搢)后来感恩一生的“中国民族华夏工业之父”。

在长沙没呆多久,1912年初,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二师范学校。

李华搢应张伯良(生卒不详)校长之邀,来到母校当老师,主讲数理化,并担任壬班班主任。

此时,三十而立的李华搢一边在常德教书,一边仍在参加可以去留学的考试。

他特别想去熊希龄、彭施涤和林伯渠等曾到过的日本,看看这个弹丸之国实行明治维新后变化的种种。

心若在,梦就在。有梦就有未来。

1912年夏天,李华搢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公费到日本留学的机会。回湘西永顺与亲人短暂团聚后,后经常德、武汉、上海,辗转去了日本。

到日本后,经与唐汉三(1889—1973)等一见如故的同学商量,李华搢决定先读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一年预科,同时利用课余补习日语。

唐汉三是湖南新化县(今新邵县坪上镇)人,1889年出生,比李华搢小7岁。1904年,他和林伯渠一道,也是通过官费留学考试来到日本留学的。

1931年,在范旭东和李烛尘邀请下,唐汉三加入了“永久黄”团体,逐渐成为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唐汉三还到轻工业部工作,与李烛尘有过长达30多年交际,这是后话。

大约李华搢到日本一年后,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林伯渠被通缉。于是他再次来到日本,与李华搢再度相聚。

在日本,除了学习新知识,李华搢与林伯渠、唐汉三等,谈论较多就是湖南老乡魏源(1794—1857)及其《海国图志》对日本崛起的影响。

也可以这样说,当时目睹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一向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的日本产生了极大危机感,才意识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最著名的一句话,夷,外国也。师夷,就是要熟夷,悉夷,学习夷。制夷,就是掌握主动,经略自如。

李华搢认为,师夷就是体现魏源思想的开放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承认差距,要虚心学习他人之长,不能夜郎自大而故步自封。

制夷则是体现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在李华搢看来,鸦片战争对于魏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屈辱历史。

说到底,弱国无外交,没有强大的国防,只能任由列强欺负。

痛定思痛。大家发现,鸦片战争中,中西方军事力量对比,大刀长矛远非坚船利炮的对手。之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之败同样败在武器弹药上。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他写《海国图志》长达十年,洋洋洒洒100卷,本是警醒国人,却在客观上影响了日本历史,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可是即便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清政府也推翻了,但国内说是说向西方学习,可还是重农抑商,工商业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就说过去的洋务运动(1861—1894)吧,是以“师夷之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可历时30余年,中国却并没有强大起来。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说起来都是在求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富足,但日本为什么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中国依然裹足不前?

李华搢和他留学日本的中国同学都陷入到了深深思考之中。

后来,他们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技术等领域系统性改革;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只是在军事和经济上某个方面选择性学习西方,并没有触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本身。

还有,就是一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虽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他们骨子里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夫,根本无意于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从支持变革的力量上说,日本明治维新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人民大众。相比之下,洋务运动只是执政者内部强势人物间的博弈,与老百姓的直接关系并不大。

这一时期的交流和讨论,直接影响到这些个人乃至国家的未来。从此,林伯渠等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而李华搢和唐汉三等则暂时选择了实业报国之路。

李华搢认为,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的先进主要还是工业发达。中国落后,说来说去也是工业和科学技术。所以他决定身体力行去做点事情,就选报了电气化学。

在选择这个学科时,李华搢有自己的理由。清末民初,国内已有肥皂、火柴等化工生产行业,也不过是在津沪一带所谓的大城市。

湘西乃至中国内地,即便是每天都少不了的盐,也是包了又包的锅巴盐,煮菜汤时只能轻轻的在锅里涮一下,几乎尝不到什么咸味。

李华搢当时阅读了一些资料,不禁感叹,洋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发明火药、冶铁的中国国门,所谓的统治阶级还自诩仍在世界中心。

留学期间,还有件事情对他的触动特别大。

每每吃饭时,常有日本同学往中国留学生菜里加盐。大家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风俗,一问才知,原来是要中国人多吃点,过去吃得少,今后回国没得吃。

日本同学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海岸线也很长,但要产精盐,起码还得半个世纪以后,可能最后还需请外人帮忙才行。

大家义愤填膺。

李华搢仔细想想:光义愤填膺有什么用?人家说的是现实,话是说得不好听,可那时中国真没有什么化学工业,更谈不上有多少专业技术人才。

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自己生产的精盐?可以说,李烛尘一时产生的这个疑问,直接影响到了他后面的人生选择。

是啊,一个连基本吃喝问题都解决不好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既无国格,也无人格可言。

果不其然,1915年5月9日,正做皇帝美梦的袁世凯(1859—1916)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

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才过去20年,日本的狼子野心再次昭然若揭。

“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激发了国内反日浪潮和民族主义情绪。日本也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不少人甚至愤然回国。

李华搢则忍辱负重坚持下来完成学业。他认为,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生气是难以实现实业报国的。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在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运动中,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

令人痛心的是,1916年11月8日,因护国反袁而闻名的蔡锷(1882—1916)将军在日本福冈医院病逝,年仅34岁。

李华搢和蔡锷将军都是湖南人,还同年,都是34岁,正是为国为民做事的美好年华。

然天妒英才,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三年后,也就是1919年,李烛尘在天津出任久大盐业老厂厂长,看到公司最初的股东上有蔡锷(蔡松坡)的名字时,再次禁不住感慨万千。

原来,191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久大实收股本4.11万元,多半是亲朋好友凑的,而正在北京的蔡锷也出资了1000元。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不,应该是“高山流水仰望您”!

往事并不如风,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责任编辑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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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作者:刘 明

1908年夏天,沅江大水,水齐城头,经过长达6年的学习,李华搢(李烛尘)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毕业了。

站在常德城墙上,望着滚滚沅江,他在想:到底是回永顺教书?还是应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林伯渠同学之邀参加“革命排满”?

回家乡从事教书育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也不是不好,更何况那个时候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

妻子郁菊花一个人独撑着家,这些年真心不易,自己虽然读书期间寒暑假都回,但路上往来行走得花半个多月,每次在家也不过十来天。

想想妻子,想想年幼的孩子们,想想年迈的父母双亲,还有不遗余力支持自己的岳父等人,既然学有所成了,李华搢是应该回来了。

可又正因为通过六年的学习,他增长了见识,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所以他还想去比常德更远的远方。

参加林伯渠同学组织的革命排满,到东北去?他总感觉条件还不成熟,而且自己还有很多疑惑没得到解决,还是继续学习为好。

于是,他按照学堂传达的清政府承诺:最优等奖进士,准与科考取士一体殿试。

1905年,清政府虽然废除了1300多年以来的中国科举制度,但一些官方设立的新式学堂还是继续保持其选人特权。

也就是说,由“科举”而“学堂”,中国过去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途径,已经开始向学堂培养人才转变。

1909年夏,踌躇满志的李华搢来到北京。

半年前,那位以“光明的开端”为寓意的光绪帝死了,前后掌管晚清47年政权的慈禧也死了。什么选人、用人等都化为乌有,整个京城乱糟糟的。

在断垣残壁的圆明园漫步,想起八国联军的惨无人道,想起紫金城内的尔虞我诈,李华搢禁不住默默吟到:不闻御侮赋同仇,只见内讧谋私利;何如台沼费经营,犹得与民偕乐志。

难道就这样转到湘西老家去?

既来之,则安之。他和几个学友商量,不如干脆到天津和上海一带看看去。

在天津,他们看到海河两岸分割成一条一块的租界,耸立着各式的洋楼上,飘起的星条旗、米字旗、太阳旗……

走进上海十里洋场,到处是趾高气扬的洋人,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在路途中,李华搢愤然写下了《在渤海湾中》:到此方知天地大,又来一个小乾坤。江河只合为孙子,日月何妨供吐吞。夷夏蕃篱洞门户,美欧侵略亘朝昏。神州无限伤心事,总觉重洋是祸根。

1910年春,李华搢辗转来到长沙,经友人推荐,在实科中学任教,这是如今哪一所学校的前身?还无法考证。

这一年,长沙因水灾导致粮食歉收,米价高涨,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城中许多教堂、洋行和领事住宅被摧毁。

让李华搢气愤的是,面对民众的抢米风潮,清政府思考的首要问题不是解决饥荒,稳定物价,而是不惜联合西方势力来震慑百姓。

“民以食为天”,数千年来,粮食是老百姓维持生存最基本的条件。

是啊,遇到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权者造成人祸,还一味采取激进的武力来镇压,最终将必然走向灭亡。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1911年10月10日,蒋翊武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并迅速带动全国的革命形势。

10月22日,焦达峰(1887—1911)、陈作新(1870—1911)领导发动长沙起义,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清朝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湖南宣告结束。

李华搢以饱满的热情参与了长沙教育界宣讲革命意义的活动,并与著名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和当时的教育部次长范源濂(1875—1927)等结识。

范源濂就是范旭东(1883—1945)的哥哥,而范旭东也是“永久黄”团体的创始人之一,是李烛尘(李华搢)后来感恩一生的“中国民族华夏工业之父”。

在长沙没呆多久,1912年初,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二师范学校。

李华搢应张伯良(生卒不详)校长之邀,来到母校当老师,主讲数理化,并担任壬班班主任。

此时,三十而立的李华搢一边在常德教书,一边仍在参加可以去留学的考试。

他特别想去熊希龄、彭施涤和林伯渠等曾到过的日本,看看这个弹丸之国实行明治维新后变化的种种。

心若在,梦就在。有梦就有未来。

1912年夏天,李华搢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公费到日本留学的机会。回湘西永顺与亲人短暂团聚后,后经常德、武汉、上海,辗转去了日本。

到日本后,经与唐汉三(1889—1973)等一见如故的同学商量,李华搢决定先读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一年预科,同时利用课余补习日语。

唐汉三是湖南新化县(今新邵县坪上镇)人,1889年出生,比李华搢小7岁。1904年,他和林伯渠一道,也是通过官费留学考试来到日本留学的。

1931年,在范旭东和李烛尘邀请下,唐汉三加入了“永久黄”团体,逐渐成为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唐汉三还到轻工业部工作,与李烛尘有过长达30多年交际,这是后话。

大约李华搢到日本一年后,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林伯渠被通缉。于是他再次来到日本,与李华搢再度相聚。

在日本,除了学习新知识,李华搢与林伯渠、唐汉三等,谈论较多就是湖南老乡魏源(1794—1857)及其《海国图志》对日本崛起的影响。

也可以这样说,当时目睹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一向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的日本产生了极大危机感,才意识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最著名的一句话,夷,外国也。师夷,就是要熟夷,悉夷,学习夷。制夷,就是掌握主动,经略自如。

李华搢认为,师夷就是体现魏源思想的开放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承认差距,要虚心学习他人之长,不能夜郎自大而故步自封。

制夷则是体现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在李华搢看来,鸦片战争对于魏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屈辱历史。

说到底,弱国无外交,没有强大的国防,只能任由列强欺负。

痛定思痛。大家发现,鸦片战争中,中西方军事力量对比,大刀长矛远非坚船利炮的对手。之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之败同样败在武器弹药上。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他写《海国图志》长达十年,洋洋洒洒100卷,本是警醒国人,却在客观上影响了日本历史,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可是即便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清政府也推翻了,但国内说是说向西方学习,可还是重农抑商,工商业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就说过去的洋务运动(1861—1894)吧,是以“师夷之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可历时30余年,中国却并没有强大起来。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说起来都是在求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富足,但日本为什么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中国依然裹足不前?

李华搢和他留学日本的中国同学都陷入到了深深思考之中。

后来,他们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技术等领域系统性改革;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只是在军事和经济上某个方面选择性学习西方,并没有触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本身。

还有,就是一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虽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他们骨子里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夫,根本无意于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从支持变革的力量上说,日本明治维新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人民大众。相比之下,洋务运动只是执政者内部强势人物间的博弈,与老百姓的直接关系并不大。

这一时期的交流和讨论,直接影响到这些个人乃至国家的未来。从此,林伯渠等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而李华搢和唐汉三等则暂时选择了实业报国之路。

李华搢认为,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的先进主要还是工业发达。中国落后,说来说去也是工业和科学技术。所以他决定身体力行去做点事情,就选报了电气化学。

在选择这个学科时,李华搢有自己的理由。清末民初,国内已有肥皂、火柴等化工生产行业,也不过是在津沪一带所谓的大城市。

湘西乃至中国内地,即便是每天都少不了的盐,也是包了又包的锅巴盐,煮菜汤时只能轻轻的在锅里涮一下,几乎尝不到什么咸味。

李华搢当时阅读了一些资料,不禁感叹,洋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发明火药、冶铁的中国国门,所谓的统治阶级还自诩仍在世界中心。

留学期间,还有件事情对他的触动特别大。

每每吃饭时,常有日本同学往中国留学生菜里加盐。大家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风俗,一问才知,原来是要中国人多吃点,过去吃得少,今后回国没得吃。

日本同学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海岸线也很长,但要产精盐,起码还得半个世纪以后,可能最后还需请外人帮忙才行。

大家义愤填膺。

李华搢仔细想想:光义愤填膺有什么用?人家说的是现实,话是说得不好听,可那时中国真没有什么化学工业,更谈不上有多少专业技术人才。

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自己生产的精盐?可以说,李烛尘一时产生的这个疑问,直接影响到了他后面的人生选择。

是啊,一个连基本吃喝问题都解决不好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既无国格,也无人格可言。

果不其然,1915年5月9日,正做皇帝美梦的袁世凯(1859—1916)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

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才过去20年,日本的狼子野心再次昭然若揭。

“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激发了国内反日浪潮和民族主义情绪。日本也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不少人甚至愤然回国。

李华搢则忍辱负重坚持下来完成学业。他认为,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生气是难以实现实业报国的。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在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运动中,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

令人痛心的是,1916年11月8日,因护国反袁而闻名的蔡锷(1882—1916)将军在日本福冈医院病逝,年仅34岁。

李华搢和蔡锷将军都是湖南人,还同年,都是34岁,正是为国为民做事的美好年华。

然天妒英才,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三年后,也就是1919年,李烛尘在天津出任久大盐业老厂厂长,看到公司最初的股东上有蔡锷(蔡松坡)的名字时,再次禁不住感慨万千。

原来,191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久大实收股本4.11万元,多半是亲朋好友凑的,而正在北京的蔡锷也出资了1000元。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不,应该是“高山流水仰望您”!

往事并不如风,总有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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