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之前，李烛尘多用爷爷给他取的“李华搢”生活，他还有个字，叫“竹承”。

竹，可能跟算命先生所说的那个要素“缺木”有关，承，有继承和承接之意。 

李家在毛坝街上做生意，算是当地大户人家。父母也是有见识的人。李华搢8岁那年，便进了私塾。 

读了两年私塾，大约10岁时，父亲就不想送他到远处读书了。他认为读书固然可能考取功名，可在毛坝街上做生意也不差，更何况就这么一个儿子，不希望走得太远。 

母亲则认为“惟有读书高”，她立意要让李华搢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去，而最起码的基础是要多读书，既然毛坝的私塾读完了，那就一定要走出去。 

在母亲坚持下，李华搢到了距离毛坝七十多里的塔卧读书。 

“塔卧”是土家语，意为“田螺”，传说此地大山山形又似宝塔横卧，用汉语取名就变成了塔卧。 

塔卧是红色苏区，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要的节点。 

1934年冬天，任弼时（1904—1950）和贺龙（1896—1969）等创建了以塔卧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长江南岸建立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 

如今的塔卧，还留存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旧址，有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有红二、六军团革命烈士纪念园等。 

塔卧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走出了166位开国将帅，有“百将摇篮”之美誉。 

1934年11月16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创建新苏区，刚刚会师的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取得了十万坪大捷，指挥部就设在毛坝一栋四合井民居内。 

十万坪大捷指挥部时称王家伙铺，距李烛尘故居不过300多米，至今也完好的保存着。 

和李烛尘故居一样，十万坪大捷指挥部也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在红军进入塔卧之前，李烛尘的儿子李文采（1906—2000）就被党组织派到贺龙、关向应（1902-1946）领导下的湘鄂西苏区建立电台。 

当然，这是1932年的事情了。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湘西永顺塔卧。

但40年前的1892年，当时还叫李华搢的孩子来到塔卧，无疑是新奇的。新的老师，新的知识，奇妙的学习环境，奇特的教育方式，极大地开阔了他视野。 

十年寒窗无人问。

1901年，辛丑年会考在即，十九岁的李华搢来到永顺县城，便去大乡书院入住。 

“大乡”是书院名，也是曾经的县名。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显示：在秦代时，永顺县一带叫酉阳县，县治在如今的芙蓉镇。 

山之南水之北谓阳。芙蓉镇在酉水的北边，故名酉阳。 

秦简还表明，酉阳县、迁陵县及沅陵县为秦洞庭郡管辖，迁陵县治在今龙山里耶镇，沅陵县治至今没有多大变化。 

直到隋581年，设置辰州，酉阳县名才废弃，改为大乡县。唐天授二年（691年），置溪州，永顺一带还是叫大乡县。 

明洪武二年（1369年），置永顺军民安抚司，“永顺”之名才出现在史志中。 

永顺县名始于“改土归流”后的1729年，当时永顺土司管辖主要之地一分为二，即今永顺、龙山两县，部分划入桑植县。 

此酉阳也非彼酉阳。 

翻阅《酉阳县志》，才知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思南苗民起义，波及乌江多州县。冉守忠前来助剿，才在靠近乌江的今李溪镇置酉阳寨。 

这才是如今重庆酉阳县的建置之始。酉阳寨距流经酉阳境内的酉水百公里左右，冉守忠也不是湘西（溪州）土司的手下大将，他是今重庆奉节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本清源，才能守正创新。

言归正传。 

1901年，参加辛丑岁会考的李华搢雄心勃勃，他认为要实现个人抱负，就一定得成为国家栋梁，于是便将“竹承”改为“柱丞”。柱，栋梁，丞，府丞。 

功夫不负苦心人。辛丑岁会考出榜，李柱丞名列榜首。时任永顺知县彭应旃（zhan），亲书“大乡拔秀”金匾，差人敲锣打鼓送至毛坝街上的李绍贤家。 

天地转，光阴迫。一百多年转眼过去了，如今这块金匾还保留在李烛尘故居，“大乡拔秀”四个大字仍熠熠生辉。 

每每置身其中，望着这些金色的大字，总有一种力量让人豪情激荡。也完全想象得出，这次会考无疑影响了李烛尘的一生。 

除了会考名列榜首，1901年，李烛尘可谓是双喜临门，他和从小一起长大的郁菊花结婚了。 

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郁家是毛坝的大户人家，祖上同样也是从江西而来。到郁菊花父亲郁圆初这一辈有八大房了，占据着江西街大半。 

郁圆初排行老五，当地人称五公公，他中过举人，上京考中进士，后不愿同流合污而归隐乡里，以和善待人，在当地声名远扬。 

后来，也正是在这位开明的岳父郁圆初先生大力支持下，李烛尘才得以走出湘西，来到常德湖南西路师范讲习所求学。 

若干年后，李烛尘学成归来，还为岳父大人写了感人肺腑的墓志铭。最后四句是这样的：煦育难忘，徽音谁继。瞻彼泰山，永思无际。 

和他同年的妻子郁菊花，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不但养育了五个孩子，而且在李烛尘求学日本和塘沽工作期间，独自为两位老人操办了葬礼。 

直到1932年，50岁的郁菊花来到天津塘沽，夫妻俩才真正长时间的在一起。 

所谓的长时间，其实不过两年多，1934年10月，郁菊花就病逝了，享年53岁。 

郁菊花病逝后，李烛尘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哭妻文和训子书，对妻子一生进行了回顾和怀念，至今读来，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呜呼！一世夫妻，如此结局，自今以往，我将何以为生？即决然而生，又有何生人乐趣。我惟希望你灵魂有知，常相晤于梦寐之间，以慰此堪怜之晚境，然而此事又何可必也？呜呼！......”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女人看似平凡，甚至平常，但成功男人光鲜的背后，一定少不了这个女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但回到1901年，成为“大乡拔秀”的李柱丞，并没有因为会考名列全县榜首而直接改变命运。 

1901年，随着与外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将不国，何以为家？ 

在岳父、母亲和妻子支持下，1902年初，李烛尘来到永顺县城，走进了由“大乡书院”改名的“永顺县官立第一高等学堂”。 

这所学堂的山长就是彭施铎（1852--1906），永顺大井人，他写过一首至今广为流传的《竹枝词》：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福石城，就是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遗址。 

1135年，永顺11任土司彭福石宠（1114—1193）将治所从龙潭迁至老司城，直到1724年第34任土司彭肇槐（生卒不详）将治所迁至颗砂。 

为区别两个治所，原址就被称作老司城了。

与此同时，1902年5月，朱其懿(1846—1910）任常德知府，召他妹夫熊希龄（1870—1937）来创办了“湖南西路师范讲习所”，学生主要由大湘西二十五县选派。 

1903年2月，“湖南西路师范讲习所”更名为“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 

与熊希龄一起办学的人中，有位叫彭施涤（1869—1947）的人，1869年出生，1897年中举人，也是永顺大井人，彭施铎的堂弟。 

彭施铎是清代贡生，他曾入京师国子监读过书，博学多才，见多识广。1902年，永顺灵溪书院改为永顺府官立中学堂（永顺一中前身），彭施铎还担任了首任校长。 

通过在学堂里接触，彭施铎深知李柱丞的才学，就建议并推荐他到常德的湖南西部师范讲习所去读书。 

常德是湘西大码头，大湘西走出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大多都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读过书，除了李烛尘的同学林伯渠（1886—1960）和宋教仁（1882—1913），还有蒋翊武（1884—1913）、翦伯赞（1898—1968）、滕代远（1904—1974）、粟裕（1907—1984）、廖汉生（1911—2006）...... 

如今常德交通便利，距离李烛尘家乡永顺有高速公路，开车也不过三小时的行程。如果坐高铁到芙蓉镇，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可1902年要从毛坝来到常德，据李烛尘1958年描述，得先步行到永顺县城，再坐船经芙蓉镇过沅陵，再到常德。 

且不说山高路远，前途未卜，就因李柱丞是家中唯一男孩，过去坚定支持他远行的母亲都有点犹豫，父亲本就不想他离家太远。 

留在湘西？还是走出湘西？李柱丞面临人生最艰难的抉择，况且很多东西又不是他自己能把控的。 

这时候，岳父郁圆初站了出来。他先说服亲家，说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男儿不能守在山中睡大觉，正是报国之时，要勇敢地走出去。 

说服了两老，郁圆初又去做女儿思想工作，说他看准的女婿并非等闲之辈，既然他想为国为民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妻子，就应该毫无保留支持丈夫。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明朝嘉靖年间，我们永顺土司彭冀南（1536—1567）就曾率兵三千，长途跋涉三千以里，赴江浙沿海抗倭，获“东南战功第一”。 

至于李柱丞能不能建功立业，郁圆初也不好说。他只是觉得，国难当头时，作为华夏子孙，必须赴汤蹈火，决不能做屋檐下的麻雀。 

话是这么说，但说一千道一万，读书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需要钱。 

得到家人们同意李柱丞去常德读书后，郁圆初慷慨地表示，这个钱他来出。 

有岳父做后盾，1902年秋天，李柱丞到了常德，在湖南西路师范讲习所用“李华搢”报名注册，“柱丞”仍用其号。 

在常德，李华搢结识了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熊希龄。熊希龄是湘西凤凰县人，比他大12岁。 

熊希龄14岁中秀才，22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898年，因参加百日维新运动被革职。 

 在学校葵花井边，熊希龄给李华搢讲了他与谭嗣同（1865—1898）创办长沙时务学堂，讲了他虽躲过戊戌变法杀身之祸，但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 

即便是受到严格管控，熊希龄仍忧国忧民，他甚至还想去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走走，看能不能从中受些启迪。 

熊希龄告诉李华搢，所有困难都是暂时的，今后国家也一定会觉醒和崛起。他希望今后在做好政治改革前提下，发展教育和实业，以“谋中国之富强”。

在湖南西路师范讲习所，共同的志趣和优秀的成绩，李华搢很快结识了同学林伯渠。林伯渠比他还小4岁，湖南临澧县人。 

在学校银杏树下，李华搢和林伯渠触膝谈心，贤论天下大事。两人的区别在于：对于时事，林伯渠表现得大胆和明朗化，李华搢相对显得谨慎和深沉些。 

谨慎并不是害怕，也不是不支持。相反，只要是林伯渠有什么想法，他一定支持。譬如林伯渠在学校发起了新知学社，李华搢从不缺席每一次活动。 

1904年春，林伯渠获公费到日本留学。在常德南门码头，李华搢还组织好友欢送。 

45年后，两位老同学准备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林伯渠还谈及了当年这段往事：不及柱丞送我情。 

1904年春，刚刚送走林伯渠，更名后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来了新生蒋翊武。 

蒋翊武是湖南澧县人，在熊希龄命题《中国如何自强》的作文中，他大胆提出了“革命排满”政治主张，使全校上下大为惊骇。 

熊希龄办学本意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维新变法、爱国御侮的人士，结果竟使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成了“革命党”摇篮。 

1904年10月，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参与响应的宋教仁逃亡日本，协助宋教仁的蒋翊武等被开除学籍。这件事，对于李华搢影响很大。 

李华搢不是不要革命，更不是害怕革命。走出湘西后，他不仅增长了见识，拓开了眼界，而且更多了一份冷静思考：国家为什么这么贫穷懦弱？怎么样才能富国强兵？ 

于是他又在学校葵花井边请教老师熊希龄。葵花井始挖于明代1419年，其神奇之处便是水中常隐现一朵葵花，舀入瓢中，则瓢中也有葵花，故名。如今它还在常德一中的校园里。 

熊希龄认为：“近时谈国事者，均以富强为主义，强国之道，固在练兵。然以希龄所见，知工业不兴，练兵虽有成效，亦不能堪一战。” 

就是办好工业，在熊希龄看来，必须注重“管理与薄记之严密”。“中国各公司规模壮丽，远过日本，然多亏本者，由此故也”。 

是啊，再好的企业，一旦失去良好的管理，很快就会一盘散沙。再美好的理想，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所谓理想只会是空想。路要一步一个脚印去走，事业离不开脚踏实地去干。 

若干年以后，李烛尘受范旭东（1883—1945）邀请，成为“永久黄”团体的“总管家”了，仍对在常德和熊希龄这次聊天记忆犹新。

在学校银杏树下，李华搢又请教他的同乡彭施涤先生。银杏树为雌雄双株，栽于1589年，目前也生长得很茂盛，秋来遍身金黄，是常德市区一道独特的风景。 

彭施涤认为：“列强之所以强盛，全在科学技术之先进发达；而科技之兴盛，又在于人才之培养造就；而育人之法唯办学兴教一途。” 

富国强兵也好，发展实业也好，这关键还是人才。彭施涤认为关键还是要开办学堂，培养人才，这才是“福国利民之本”。 

尽管彭施涤追随孙中山（1866—1925）、黄兴（1874—1916）不久加入了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时期，他也侧身政界，但一生都在用办教育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 

彭施涤先后参加筹办中国公学，曾任湖南优级师范教务长，倡议多校合并为湖南大学，后到湖南第二女子师范（桃源）任校长。

1946年，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曾这样写到：“彭施涤先生主持桃源女师许多年，男女同学运动，女子剪发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 

后来，李烛尘曾多方打听过彭施涤的消息，希望能邀请老师来天津看看。他在“永久黄”团体30多年从事管理，也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李烛尘多次撰文指出：办现代化企业，关键是靠科学技术，这没错。但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和普及，都离不开专门的人才。 

是啊，再美好的蓝图，没人去绘就，所有都是空想；再伟大的事业，没人去干，一切都是空谈。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命由天定，事在人为！

不言而喻，李烛尘要是没有继续读书，没有走出湘西，没有到常德遇见熊希龄、彭施涤和林伯渠等人，也许，又是另外一种人生了。

当然，光有遇见还不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很多人，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行动了。

行动的背后呢，除了胆识，还需要智慧和人品作支撑。

      作者：刘 明，男，湖南永顺人，现定居长沙。湖南省政协委员，湘西州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九期学员，中新社原记者，十八洞村原顾问。大汉控股集团、凤凰旅投集团公司、永顺县毛坝村等单位宣传策划顾问。著有散文集《追寻沈从文的足迹》。

责任编辑：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