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结束了，36岁的李华搢（李烛尘）取道台湾回到了祖国。 

去台湾，他主要是想看看宝岛的盐资源，调研一下人们食用海盐和精盐的情况。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华搢一直没有忘记日本人给中国留学生饭菜里多加盐的经历。 

从台湾转湖南，一路坐船乘车，爬山涉水，李华搢终于回到了湘西永顺毛坝。 

离开家乡2000多个日日夜夜了，躲在湘西大山深处的毛坝还依然贫穷落后。 

由于军阀混战，不少人竟占山为王，县里、乡里都办团防，弄得当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李益泰”号的生意越来越难，不得不关门。回到家后，看到孩子们都长大了，却不见父亲，问及妻子，才知老人家夏初刚刚去世。 

子欲养而亲不在。自古忠孝两难全。 

回想起与父亲一起的点点滴滴，李华搢禁不住泪流满面：“思之远，望之切，常怀天伦之团聚，府君死不瞑目也。”

岳父郁圆初还在，李华搢回家当天就拜见了他。这些年，要是没有岳父的帮衬，家里的妻儿老小会过什么日子？可想而知。 

在毛坝陪孩子们玩了一段时间，李华搢真诚和妻子交流，也跟岳父敞开了心扉。 

他说，当初自己求学离开湘西，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算是学成归来，但家乡没有他施展才华的条件，必须再次走出去。 

李华搢不是不热爱家乡，更不是不关心家庭，那时母亲还在，自己也是5个孩子的父亲了，这些年亏欠家人的太多太多...... 

国难当头，时局混乱，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发挥所学，为自己找出路，也努力争取为国家做些事情。 

1918年8月，时隔9年，李华搢再次来到了北京找机会，住在一个“永靖会馆”里。 

永，就是永顺府，中国古莓茶之乡；靖，为靖州府，中国杨梅之乡。

“永靖会馆”是永顺和靖州府联手修建的，专为来北京求学的家乡学子和去两地工作之人落脚。

在会馆，李华搢把日本留学和台湾考察的见闻，写了篇《盐与工业之关系》，并主动向《盐政杂志》投稿，从而结识了景本白（生卒不详）。 

景本白不仅是《盐政杂志》主编，而且还是久大盐业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当选的董事长。 

拳拳之心，尽在字里行间。景本白为李华搢的才学深深吸引。 

1918年8月底，带着景本白的推荐信，李华搢来到了天津，见到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1883—1945）。 

两人都在日本留学过，都对湖南老乡魏源主张学习西方且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非常认同。 

他们先后谈到了冶铁、铸钱和煮盐，一见如故。

范旭东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自秦代以来，盐铁官营就是定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洋务运动中，张之洞（1837—1909）率先引进了洋设备，开矿山，炼钢铁，而煮盐还是被世代相袭的盐霸和盐商控制着。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李华搢认为，且不说盐是化学工业的基础原料，就老百姓生活也不可或缺。可中国现煮的盐，仍是粗盐，产量低，质量差。 

范旭东说，他多年前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精盐，就想中国老百姓也应该吃上这么好的盐。于是1914年就从财政部辞职，在天津创建了久大盐业公司。 

李华搢讲了在日本留学时饭菜被加盐的经历，讲了湘西“一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的故事。酸，即酸菜，酸菜好下饭，不然浑身无力。 

除了谈制盐，范旭东和李华搢还谈到了制碱和制酸，谈到了中国未来的化学工业。 

共同的理想让两人相见恨晚，很快，李华搢被范旭东聘为久大盐业公司的技师。 

走进久大盐业，这一年，他把“柱丞”和“竹承”都改成了“烛尘”，李华搢也就变成了李烛尘。 

后据李烛尘的儿子李文采解读，烛是洞察的意思；尘，是指细微的万事万物。烛尘，就是说要深入实际，仔细地观察和了解事物。

我觉得：烛，应该还有像蜡烛燃烧自己之意；尘，是尘土，有微不足道的谦逊之感。 

不管怎么解读，从此，李烛尘这个名字就与范旭东及中国近代的民族化学工业紧密相连了。 

当然，除了“永久黄”团体，还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全国政协等等，谈到历史，总会提到一个叫李烛尘的人。

换个话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说说范旭东先生，他是湖南湘阴人，比李烛尘小1岁。 

范旭东是范仲淹（989—1052）的后裔，自幼丧父，原名范源让，1883年10月24日出生在长沙县，1897年随哥哥考入湖南时务学堂。1900年，随哥哥范源濂东渡日本。 

1908年，范旭东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工业专业，立下了“科学救国”和“工业救国”之志，改名范锐，字旭东。 

1911年，范旭东回到祖国，由老师梁启超（1873—1929）推荐进入财政部。1913年他被派往欧洲考察盐政，由此对精盐制造及相关用途产生了浓厚兴趣。 

回国后，当时农商总长张謇（1853—1926）热衷于盐政改革，创办了《盐政杂志》，组织讨论，主编就是景本白。

范旭东主张取消盐专卖，改善盐质，奖励工业用盐、免税等。 

讨论归讨论，关键还是在于实干。 

后来，官办盐厂计划夭折，范旭东干脆辞职，到天津海边一带调研几次后，就决定办厂。 

他的想法得到了景本白支持。 

1914年7月，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获盐务署批准后，决定募集5万股本，范旭东负责一半，景本白等人负责一半。 

1915年4月18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久大实收股本4.11万元，多半是亲朋好友凑的。 

最初入股人包括梁启超（1873—1929）、杨度（1875—1931）、周作民（1884—1955）、景本白、冯玉祥（1882—1948）、梁思成（1901—1972）等，最少的有500元，最多的6000元，蔡锷出资1000元。 

1916年9月11日，第一批久大精盐开始在天津上市，商标为五角星的“海王星”，取自《管子》，寓意自强不息，造福于民，也有大海资源丰富，前途似海之意。 

1917年，英国人要求中国授予“以盐制碱”的特权，范旭东在当时北洋政府支持下，与陈调甫（1889—1961）等人开始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 

1918年11月，李烛尘进入久大盐厂不久，永利制碱公司举行成立大会。 

1919年永利破土动工，李烛尘被委以重任，负责经营管理，陈调甫为制造部长。 

不到一年，久大盐厂扩大了，新建了新法制盐的东厂，李烛尘被任命为老厂厂长。之后不久，还与侯德榜（1890—1974）轮流当起了永利制碱厂厂长。

当了厂长后，李烛尘建议范旭东要下决心培养自己的人才。他认为：办现代企业，关键是靠科学技术没错，而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和普及离不开某一或多方面的专门人才。 

可当时久大盐厂和永利碱厂经济效益都不景气，生产难题不少，李烛尘提出要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有股东就反对，说现在都生活不好，如何去谋划未来？ 

范旭东坚定地支持了李烛尘的想法。 

1922年8月20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塘沽成立，聘请孙学悟（1888—1952）担任社长。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第一家化工学术研究机构。

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建了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再到1922年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社。仅仅8年时间，范旭东组建了中国现代著名的“永久黄”团队。

“永久黄”成立后，范旭东长住天津日子多，主要从事资金筹集和产品的销售，而把塘沽的生产体系全部交给了李烛尘，这种信任不言而喻。 

成为“永久黄”的大管家后，李烛尘认为，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管理。人管人，累死人，规矩管人管灵魂。 

那么何谓管理？管理就是管理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集体活动所进行的协调过程。在发达国家，管理和技术被喻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子。 

不少企业家还认为，一个良好的企业，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管理的重点是人、财、物，中心是人。所谓事在人为，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何管理好人？ 

李烛尘结合“永久黄”团体具体情况，在调动职工积极性和责任心方面制定了规矩，提出了“管而不卡、简而不漏、要而不繁、层层负责、人人尽职”的理念，深得人心。 

说是管人，其实就是利人。

 在“永久黄”团体初创和发展艰难时期，李烛尘就想方设法兴建职工宿舍，建立职工医院和子弟学校。在企业多次调整中，他始终努力做到不裁员，不减薪。 

为了保障职工身心健康，他不仅力主不能增加职工劳动强度，还积极采纳陈调甫等人的意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1926年在华北率先推行了8小时工作制。 

“永久黄”团体待遇不言而喻。为了使管理更加深入人心，李烛尘还经常带领管理人员为工人过生日，这些在如今看来十分平常的举动，那时却弥足珍贵。 

范旭东说自己一个人干活还可以，短处就是不善于经营管理，叫人家帮忙，不知说什么好。但他找到李烛尘这个“大管家”后，事业就越来越顺了。 

所以1924年在召开企业股东大会时，当范旭东发现李烛尘不是股东，就提议并送董事会决定，赠送了李烛尘5000元股票。 

赠送股票并不仅仅是给财富，而是对李烛尘的信任，希望他能更多更好地参与团队的决策。 

其实，范旭东和李烛尘都是那种生活简朴、舍不得花钱的人，他们把每年多余的酬金大都献出给了黄海社，平常还时不时资助教育事业。 

有员工后来回忆说：“范旭东和李烛尘这些人很正派，自己是公司老板，却经常和员工一起吃饭。在旧社会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找姨太太。” 

范旭东不嗜烟酒，不*，在个人品德上无可挑剔。他只有两个女儿，没儿子，这是那个时代富人一个冠冕堂皇的纳妾理由，但他没有。 

李烛尘也是，没有私产，没有积蓄，早年在“永久黄”由范旭东建议董事会赠送的5000元股票，在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企业国营，全交给了国家。 

李烛尘在天津市区有三个住处，没有一处是私宅，这些年我多次去看过：一处是一个尖顶的小房子，在太和里附近，一处是久大天津办事处的宿舍，还有一处就是马场道102号。 

位于马场道102号的这处是木质结构四层公寓楼房，如今已成几户私人住宅，门口还挂着块“李烛尘旧居”的牌子，外表并不起眼，只因1951年12月27日毛主席曾登门而出名。

有范旭东和李烛尘的身体力行，“永久黄”团体不但业绩突出，而且形成了当时全社会都称道的企业文化。 

可以说，“永久黄”团体是中国近代知识型企业家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是留学归来的“海归”，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更没有雄厚资本。 

但是这些人有见地，有魄力，有情怀。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众人划桨开大船”的股份制企业，这是中国近代最具有创造性的企业。

 这些人从来没有把赚钱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着更高的家国情怀。 

他们非亲非故，素昧平生，仅仅因为志同道合就走在了一起，形成了“永久黄”团体的核心力量。 

他们1934年确立的四大信条，已过去整整90年，但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四大信条简单明了，不是口号，而是“永久黄”团队事业前行的号角和动力，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号角已经吹响，开足马力前行，何愁大业不成？

1934年，范旭东在南京创立了永利硫酸铔厂。1937年初，硫酸、液氨先后投产，很快，硫酸氨（肥田粉）也生产出来了，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化肥工业企业。

到了1937年，范旭东真正实现了三个“三位一体”：一是“永久黄”的三位一体，二是“盐、碱、酸”的三位一体，三是人事上范旭东、李烛尘和侯德榜的三位一体。 

1937年，可以说是“永久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然而“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7月19日，范旭东和李烛尘进行长时间交流后，满怀悲痛地离开了奋斗二十多年的塘沽，坐火车匆匆南下，去参加“庐山谈话会”。 

没有想到，范旭东此去竟然是与天津永别。 

范旭东把“永久黄”命运全交给了留守的大管家李烛尘。

7月30日，天津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黄海化学研究社被日军作为运输司令部，久大、永利危在旦夕。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南京永利铔厂为救亡图存，紧密配合前线需要，赶制起炸药和硝酸铵来，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在狂轰滥炸中损失惨重。 

为了安全需要，李烛尘不得不下令停止生产，安排人员撤离。同时要求把主要机器拆散隐藏，技术人员则携带图纸从香港向重庆撤离。 

“永久黄”企业被占领，团队到底该何处去？是就地解散？还是另起炉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还是“在地愿为连理枝”？ 

以范旭东、李烛尘和侯德榜为首的主要负责人商议，虽然大难临头，但爱国心和民族气节不能变，决定员工和物质全部内迁入川。 

李烛尘时年55岁，在三人中年龄最大，且长期负责管理，他主动要求留在天津主持内迁工作。侯德榜等携少数眷属由香港转到重庆，选择厂址，筹划再次创业。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这时候，西方一些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收买“永久黄”团体，或者想软磨硬缠挤进来。这一切都被李烛尘断然拒绝。 

见软的不行，日寇凶相毕露，干脆就抢，还要逼迫签字。李烛尘说“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主人签字之理？你们今天可以把工厂抢去，今后我们一定要收回来！” 

等全体员工撤离后，李烛尘乔装离开天津，1937年12月25日到达汉口，与已在汉口的“永久黄”团体其它负责人终于团聚。 

1938年1月，范旭东在汉口召开了“永久黄”团体领导人会议，决定一路由范旭东、侯德榜带队出国学习新的制碱方法，同时完成新厂设计和设备购买。另一路由李烛尘担任迁川总指挥，继续率领大家向华西转移。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这上千名员工，数十万吨设备，一千多公里的行程，要分批逐步前行、运输，头顶还有日寇的飞机轮流轰炸，可想而知。

李烛尘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安全抵达重庆。 

到了重庆后，四川那么大，到底还要去哪？ 

好在1919年李烛尘就对四川有过一次两个多月的考察，还写了篇《四川自流井钾盐调查报告》，知道自贡、乐山五通桥一带适合建新厂。 

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贡模范盐厂正式开工，由1931就加入“永久黄”团队的唐汉三担任厂长。不到一年时间，所产井盐居全国第一，有力支持了全民抗战。 

1939年春天，范旭东把原地名五通桥“道士观”改为“新塘沽”，三个有力的大字刻在门前左侧的巨石上，这不仅是纪念“永久黄”出发之地，也是他想在乐山再创一个中国化学工业的新高地。 

一切似乎都按照预料中的在发展。看着“永久黄”团体事业逐渐好起来，李烛尘感到欣慰。但想起从天津到四川经历的种种，夜不能寐。 

知己知彼，方能致远。

1941年冬天，李烛尘写下了著名的《日本人不认识中国人，中国人应认识日本人和自己》一文。 

他说，日本人自取灭亡，已是命中注定，然假使中国人之衰弱不振，何致诱起蚕食鲧吞之野？......国人记着！日本人无论上下各阶层，均以灭亡中国为第二天性。 

李烛尘认为：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若政治不力求廉明，国力不力求团结，而犹是党同伐异，不与国民同休戚，将一无是处。 

他忧国忧民，无疑，也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 

1942年夏，为了尽快建成“永久黄”大西北化工基地，李烛尘决计经汉中、西安去延安等地调查陕西盐碱资源。 

消息传出，国民党当局害怕他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就极力阻挠、百般刁难，致使这次考察计划夭折。 

一石击起千层浪。赴陕西考察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引起了实业界对大西北资源的广泛关注。 

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也基于现实需要，决定由经济部组织西北工业考察团。

李烛尘通过努力争取，得以同行。 

1942年10月19日，李烛尘从重庆飞抵兰州，踏上了考察大西北的征途。 

一路，经兰州，过青海，沿河西走廊，穿越星星峡入新疆，最远到达伊犁。 

1943年2月13日，李烛尘返回重庆，这次西北之行共计118天，行程超过两万里。 

李烛尘为国民政府上书了《开发西部管见》，提出了这是整个民族生存必需之要求，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一边行走，一边写了《到西北去》,10万余字，以12封书信方式发表在“永久黄”团体办的《海王》杂志上，对企业乃至日后的中国化学工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北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李烛尘认为，实业需要技术作为支撑，需要人去干，没有技术的“实业”是业而不实，不实的实业何以谈救国？ 

回到重庆后，他还写了《西垂观感》，特别提了新疆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重要性：“新疆一隅，居高屋建瓴之势，得之足以屏卫中国，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历史俱载，斑斑可考。” 

李烛尘说的历史，无疑是说民族英雄左宗棠（1812—1885）收复新疆和治理大西北的事。 

左宗棠和范旭东一样，都是湖南湘阴人。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力排众议，身体力行地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后，致力于长治久安的策略，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功勋卓著。 

西北之行，李烛尘特去了一个立有左宗棠塑像的破屋，看到顶戴花翎不知去向，彩绘朝服已褪色，身上处处露出泥胎，那几缕浓须上的双眼，好像若有所思的望着前方...... 

李烛尘悲愤地写到：“左公经营西北，为中国西北方奠定了数十年的磐石之安......其远识与魄力诚堪钦佩......而祠宇衰败如此，数典忘祖，是亦后人之耻也。” 

痛定思痛，李烛尘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建议和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将来能于该处奠定大工业，而可致国家于万年磐石之安！”

 他还号召中国青年往西北去！

遗憾的是，这位年过六旬老人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见闻和建议，并没有引起当局重视。 

其实，在考察中，李烛尘就想到了：这些美好蓝图的实现，需要一大批理想主义者和实干家，需要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政党来引领。

 他想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林伯渠、李文采......

当然，他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