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西北考察回来，毕竟是满60岁的人了，由于过度疲劳，李烛尘病倒了。

即便在病中，他还是把考察中写的文字整理好，写了本《西北历程》，有12万字。

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1898—1976)派秘书徐冰(1903—1972)前来探望卧病在床的李烛尘。

这一年底，李烛尘还参加了“永久黄”与中共地下党合办建业银行的筹建工作。

那时，范旭东对中国共产党还不是很了解。1943年，他与化名龚再僧的中共地下党人龚饮冰(1896—1976，1923年入党)认识。共同筹办私营建业银行时，并不清楚也不在意对方的政治背景。

只要真诚支持“永久黄”事业的人，范旭东都非常欢迎。银行开业时，他说国家强盛必须振兴实业，而实业发展有赖于金融界扶持，同时金融界又要以工商业为基础才能发扬光大。

相对范旭东，李烛尘对中国共产党要熟悉得多。

1940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就和李烛尘等人见过面，告以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家政策，希望他们把西南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对抗官僚资本。

这是李烛尘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

还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林伯渠(1921年入党)，不但是李烛尘在常德求学时的同学，而且在日本留学时两人也常来往。

更何况李烛尘的儿子李文采(1906—2000，1930入党)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906年10月26日，李文采出生于湘西永顺毛坝，那时李烛尘还在常德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读书。

1920年，14岁的李文采跟父亲来到天津塘沽成美中学(后改为汇文中学)读书，1926年转入南开中学，1927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1930年，李文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李文采告诉父亲，不会听他的意愿去铁道部任职，而要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委派去苏区工作。

这让李烛尘深感突然，但看儿子态度坚决，就支持他去了。

李文采被派到湘鄂西苏区组建电台，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任电台台长。

1932年底，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李文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回到天津家中隐蔽。

后来随着风声日紧，见敌人企图暗害他，李烛尘就资助儿子去了德国留学。

1939年6月，李文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重庆很快就找到了党组织。组织上指示他利用留德博士身份和父亲李烛尘的威望，在工商业界上层人士中活动。

1944年11月，周恩来在重庆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李烛尘应邀出席，讲了在西北考察的见闻和感受，周恩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从此，两人交往就多了起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为了尽可能争取和平民主，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5年9月17日下午，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1893—1976)在张治中(1890—1969)将军居住的桂园举行茶会，邀请重庆工商业人士座谈，李烛尘和范旭东等应邀出席。

这是李烛尘第一次见毛泽东。

毛泽东开门见山就说自己是个文人，读了几年书，打了一些仗，在经济方面是个门外汉，和各位见面就是交朋友拜老师的，想听听大家对建设国家的高见。

谦恭的开场白，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轮到范旭东和李烛尘发言时，他们介绍了“永久黄”艰难的发展历程，说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固然是障碍，但面临最大困难还是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

毛泽东说，中国的民族工业要发展，就必须搬掉两座大山，一座叫封建主义，一座叫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人民前赴后继，就是为了搬掉这两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也是为了搬掉这两座大山。

谈到企业发展路上的艰辛历程，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多年来，领导人民不屈不挠地斗争，经历过太多的艰难困苦。如今到重庆来，就是不愿打内战，为了争取和平和民主，任何危险和困难都可以置之度外。

毛泽东阐述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着重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国家独立，民族工商业才会有发展前途，我对民族资本家是当成朋友的。”

会客厅掌声雷动，李烛尘悄悄对范旭东说：毛先生炉火纯青，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

范旭东轻声应道：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会有希望。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起身送客，向走在后面的范旭东说，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经济部长？

范旭东推荐了李烛尘。

范旭东说他只能办实业，做不了官。李烛尘不仅是技术专家、实业家，还是经济和管理专家，适合担任经济部长。

毛泽东对李烛尘并不陌生。“永久黄”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很有名，再说上个月李烛尘还在《大公报》和《解放日报》发表谈话，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和谈。

9月22日，李烛尘与胡厥文(1895—1989)等人在特园共同联名宴请毛泽东、董必武(1886—1975)和王若飞(1896—1946)。席间，他们告诉毛泽东，正与黄炎培(1878—1965))等人在筹建民主建国会。

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举行重庆工商界团体负责人座谈会，李烛尘再次出现在名单中。

似乎从那段时间开始，也注定了李烛尘生命最后20多年的方向和道路。

是的，从实业家逐渐成为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这不仅仅是个人生存空间的扩展，更是从关注企业发展向关心国家命运的升华。

1945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在决定中国命运和发展方向的这个年份里，尽管李烛尘已经63岁了，但他依然像30岁走出湘西大山一样，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春天。

当年，他走出湘西大山，不就是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留学日本，不就是找寻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道路？进入“永久黄”，不就是希望实现“实业报国”的梦想？

事业刚有起色，抗战爆发，生机勃勃的“永久黄”几乎毁于一旦。

西迁之后，虽有发展，但举步维艰。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与官僚资本家沆瀣一气，排除民族工商业，所有想法都是空想。

如今，他见了毛泽东，听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仿佛看到了事业曙光和国家希望。

特别是读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他想起了西北考察路上迎风飞舞的雪花，想起了天津久大那闪闪发光的盐池，想起了湘西毛坝那漫山飘扬的芭茅花……

好一个“江山如此多娇”！好一个“欲与天公试比高”！李烛尘长时间沉浸在这词渲染的意境中，往事像镜头般一一闪过，他感到浑身充满力量！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的，往事已矣，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唯有把握住当下，才能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1945年9月，李烛尘从重庆登上了北上的飞机，他去天津，不但要收复被日本占领过的“永久黄”，而且还要发展他为之献身的事业。

然而，重庆谈判还没有结束，“永久黄”的创始人范旭东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于10月4日轰然倒下，终年62岁。

“永久黄”重兴大业才刚刚开始，范旭东就走了。从1918年到1945年，两人长达27年的共事，一路筚路蓝缕，荣辱与共，往事历历在目，李烛尘悲痛万分。

在李烛尘心中，范旭东不但是自己的伯乐，生命中的贵人，而且还是真正有气节的爱国实业家。

范旭东曾说过，“永久黄”今天去倡办实业，目的并不在发财。我们是在革命，革列强经济压迫的命。

在大大小小会议上，范旭东多次强调，办实业要有世界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实业的大小，努力往前干下去。”

范旭东去世后，毛泽东的挽词称他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1953年8月，毛主席单独接见李烛尘时，又说了4位不能忘记的实业家名字，其中就有范旭东。

是的，不能忘记范旭东对中国化学工业的贡献，更不能忘记他留下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为爱国、实干、创新、坚韧和担当。

如今，谈及近代湖南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家非常熟悉的话语就是“无湘不成军”。

其实，只要好好研究一下范旭东、李烛尘为代表的湖南实业家，我们完全还可以加上一句：“无湘不成商”。

记住，他们是实业家，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言归正传。

送别范旭东后，虽经李烛尘和侯德榜等人力挽狂澜，但“永久黄”何去何从，前途未卜。

在一片悲痛中，永利、久大两公司召开了会议，决定“永久黄”团体由李烛尘、范鸿畴、侯德榜三人负责。

李烛尘任久大总经理兼任永利公司副总经理，侯德榜任永利总经理。李烛尘作为全权代表，负责塘沽两厂的交接。

1945年11月15日，李烛尘抵达天津永利碱厂，当即召见日本相关负责人，对方拟将准备好的资料要求签字。

李烛尘愤然地说：世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打收条的道理？说着，把这些资料夺了回来。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李烛尘发现：要像过去那样恢复生产并不容易了，国民政府以种种理由在搪塞，甚至阻拦。

说白了，国民党当时搞接收，不仅要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而且还想连国内大小企业的财产一并拿过去。

如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怎么样把大家的正确主张上升到国家层面？

动荡的时局和残酷的现实，不断撞击着李烛尘的心。

毛泽东不是说民族资本阶级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吗？作为“永久黄”的大管家，自己思想不能太“酸”，主张也不能太“碱”，他在谋求一条政治上的中间道路。

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关心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赞成中国共产党主张，要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实现和平、民主建国。

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后，大家都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承认中共及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

一时，国内的政治气氛空前活跃。

以李烛尘、胡厥文为代表的爱国民族资本家和黄炎培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决定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

大会选举产生了李烛尘、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37人为理事，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

大会阐明了当时民主建国会对建国理想和建国之途径，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主张。

政纲中说，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而政治民主，才能贯彻民有，实现民享。所以民有、民治、民享应以民治为中心。

12月19日，在重庆江家巷一号大厦，民建举行第一次理监联席会议。

根据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互选为李烛尘、黄炎培、胡厥文等11人为常务理事。

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了茶话会，招待旧政协代表及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李烛尘、黄炎培等报告了成立经过及政治主张。

从此，民主建国会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1月10日至2月1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李烛尘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会议，他虽不是民主建国会代表，但言行必然反映组织主张。

在大会发言时，李烛尘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把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放在首位。

他主张政府应该首先改革农业，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办。因此他响亮地提出：“国农民工”的口号。

李烛尘还建议把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区别对待。对民族资本不是节制而是扶植的问题，对官僚资本倒是该节制，也必须节制。

然而，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所有美好的想法化为泡影。

即便在旧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大家聚会还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扰乱，发生了“教场口血案”。

在痛斥国民党特务暴行后，李烛尘由重庆飞往天津，继续积极进行战后“永久黄”的接收重建。

有次清点车间，李烛尘发现原永利铔厂硝酸设备被劫运到了日本，就立即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要求前往拆回。

李烛尘不计安危，利用参政员身份向蒋介石(1887—1975)当面直谏。他认为去日本追回劫物，不是企业的小事，而是国家基本尊严。

通过两年多努力，1948年4月11日，这台设备终于到达南京铔厂码头。据载，这也是中国从日本追回被劫物质中唯一完整的设备。

回到天津，除了做好“永久黄”重建工作，李烛尘还发起成立了工业协会，每周三、五聚会，又称“三五俱乐部”，参会的多是天津工商界代表人物。

在李烛尘邀请下，中共地下党员李定(1923—2000)利用《大公报》记者身份经常参加集会，借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形势。

战争很快来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三五俱乐部”不少成员担心，自己企业也会被炸得灰飞烟灭。

为免受战火，李烛尘多次去劝降守敌陈长捷(1892—1968)和杜建时(1906—1989)，争取了不少宝贵时间，为迎接天津解放功不可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李烛尘应邀参加，被分在第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

6月21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新政协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由陈云(1905—1995)、李烛尘等五人负责工商方面的组织筹备发起工作。

也就在这天，李烛尘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成员。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9月30日，全会选出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56人，李烛尘名列其中。

在10月1日下午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李烛尘见到了老同学林伯渠。

从1902年在常德求学时相识，转眼47年过去了，此时此刻，千言万语，抵不过两位老同学的双手紧握。

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站在天安门城楼，67岁的李烛尘感慨万千，禁不住诗兴大发：赢得初春数日闲，攀登偕眷纵游观。晴空万里无纤垢，畿辅千家簇锦团。北岳竣天环铁壁，南效连海奠银澜。望中瑞蔼红城阙，奠定新都带砺安。

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对李烛尘访谈，他认为：谈建设工业化，首先要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今后的工业第一步是需要而且必须面向农村协助农业生产的发展。

李烛尘还说：整理现有的工业设备，脱离半殖民地性，使之整体化，成为独立的工业，以为未来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业化的基础。

参加完开国大典后，李烛尘就回到了天津。虽然到处是建设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动人情景，但是厂屋破旧，弹痕斑斑，倒塌的围墙下垃圾四处飞扬……

“永久黄”该何处去？

回顾永利、久大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它一直处于社会发展的前列，可时到今日，举步维艰，竟然成为包袱。

作为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永利碱业公司副总经理，李烛尘不得不考虑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思来想去，也进行过无数条途径的探索和尝试，他认为唯一的出路还是依靠政府帮扶。

1950年8月28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烛尘、侯德榜代表久大、永利联合向人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

李烛尘在会上动情地说：假使我们还活在历史的回忆里，拿历史作根据，来麻痹自己，必会遭受时代的遗弃。

1950年11月5日，董事会决定就公私合营一事召开临时股东会。

有股东质问：很多私人工商业都仍在经营，为什么我们公司要合营？有股东则认为此应从长考虑，缓一步进行。

为此，李烛尘解释到：合营不是合并，合营可以说是合伙，是我们在困难时期请求政府帮助，并非政府要强求加资。

他说，以往的社会，政府腐败，贪污无能，唯利是图。“我们现在身处新中国，是共同经营事业，是利用旧的增加新的，筑成另一坚强的新基础，再向发展的路上走。”

情真意切，拳拳之心。

数十年之后，不少“永久黄”的老员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对李烛尘的远见和魄力充满敬佩。

在进行公私合营过程中，李烛尘也看到了不少工商业者的担心，大家都在观望，盘算，忧虑。

他想，能不能为政府和工商业者间搭建桥梁，或者说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组织，真正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50年3月4日，天津河北路二百一十号，原旧商会会址。李烛尘组织天津工商界头面人物和100多位企业工会代表，商议成立工商联事宜。

李烛尘说，工商联是我们自己的组织。在爱国前提下，也要爱这个家，在反映工商业合理意见和代表工商业正当利益上非常必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团结。

但他同时认为，强调团结不是旧商会、帮会那样，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主要是发展经济，完成国家计划经济，支援新中国建设。

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如何处理好个人与企业、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李烛尘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加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一直存在，不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也必然举步维艰。

大家虽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不太熟悉，但知道李烛尘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听他讲述发展蓝图，众人畅所欲言，最后形成共识：坚定跟中国共产党走。

1950年4月29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隆重成立，会员单位多达6.5千余户，涉及144个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工商业团体，李烛尘当选为主任委员，王光英(1919—2018)为秘书长。

与此同时，9月24日，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正式成立，推选李烛尘为主任委员。

天津市工商联和民建天津分会的成立，对团结引导全市民族工商业界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明辩是非、认清前途、发展经济等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

195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953年10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

在这次会议上，陈叔通(1876—1966)当选为主任委员，李烛尘当选为第一副主任委员。

1955年，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开展。

这一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章程并决定其工作方针和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分子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大会选举出157名委员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黄炎培(1878—1965)当选为主任委员，李烛尘当选为第一副主任委员。

10月28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常委第四次会议决定：推举李烛尘驻会办公，领导全国工商联一届执委二次会议的召开。

1956年1月30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开幕，李烛尘代表全国工商界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伟大成绩。

李烛尘还代表天津工商界给毛主席献上了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18个大字：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听您的话，跟着党走！

1959年12月16日，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大会在北京同时召开，大会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

这就是“听、跟、走”口号的由来，且又刚好18个大字！

在这次同时召开的大会上，李烛尘再次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和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均再次排在第一位。

1965年，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去世后，李烛尘代主任委员，直至1968年去世。

责任编辑：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