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打鼓泉乡赶塔村一个世代农民家里，我的贫穷的家住在大山里，屋背后是大山，前面是大山，左面是大山，右面也是大山。那时候，交通闭塞，父辈们上山劳作去爬山，偶尔背些桐籽、茶籽、棕片、棓子之类的农产品到附近街上去换盐或针线之类的生活品，出门去必需爬山，儿时，在我的脑海里，这世界上除了山还是山。

       由于大山阻隔，家乡就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了，从我记事时起，大人们、乡亲们什么时候都哼着歌，父母哄孩子入睡时唱“摇篮曲”(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推麦子、包谷时就唱“磨子歌”，上山砍柴唱“砍柴歌”，挖蕨时(蕨，一年生草本植物，根挖回来加工成粉可食用)唱“挖蕨歌”，挖洋芋唱“洋芋歌”，开荒挖地唱“薅草歌”，逢年过节唱“祭祀歌”，下沟洗衣唱“洗衣歌”，撬岩抬石唱“抬岩歌”，驶船放排唱“拉纤歌”，过生做寿唱“拜寿歌”，死了人唱“丧歌”，男女相爱欢悦唱“情歌”。歌是人们的唯一生活，歌是人们的影子，歌是人们的生命，说我的家乡是歌的海洋，歌的世界，一点也不为过。

      “记得几时骑竹马，转眼已是白头翁”。如今卑人已是两鬓斑白的垂慕老人了，桑植民歌已伴随我走过六十个春秋。小时候听大人吟唱，长大后跟长辈学唱，当了文化干部给群众演唱，老了就编书、研究民歌怎样唱，桑植民歌伴随我一生，我一生与桑植民歌打交道。前几年，我也曾将桑植民歌等二十余集桑植民间文化资料编成《桑植民族文化丛书》予以印刷出版，但总感书不达意。这几年不断与民间艺人打交道，不断听专家们的议论，不断看书，对桑植民歌又有一些新的心得，如今我把它用文字表达出来，谓之桑植民歌与土家族源新考。

       桑植县的历史到底有了多少年，至今还是谜。后人研究历史，只能从祖辈一代又一代的传说，前朝古人记述传下来的典籍，再加上后辈人从地下挖出来的坛坛罐罐器皿家什即今人说的“文物考古”来探讨而定论了。

       据史志记载，桑植上古时通称大西南夷地，唐、虞、夏、商均属荆州，西周为楚地，春秋时属楚为巫中地，战国时为楚巫郡地。据《山海经》、《中次十二经》载：“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榣等，其草多葌、麇芜、芍药、芎穹。帝之二女居之，常游于江渊。澧源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关于洞庭之山，《五藏山经传》卷五注解为：“山在永顺桑植县西七十余里，曰上峒，与其东北四十里之下峒并临澧水之上，水象却车就位之形，其北之零水，辰水东西分流象屋宇形，故曰洞庭，庭之义谓左右有位也。巴陵陂亦号洞庭，以为洞庭山水所潴，亦如彭蠡之水潴为鄱阳湖，因号曰彭泽也。”山海经，是中国流传久远的一部古书，它用简单的语言介绍了许多山川、国度和神怪，系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辑起来的。笔者以为，山海经的作者是站在古充县的位置上来记录当时的山川地名。文章所指的上峒距桑植县七十余里，距下峒四十余里，而古人计量长短的尺寸长度比现在的尺寸要短，古时的一丈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尺左右，这里所记上峒的七十余里折合现在的五十里左右，恰好是桑植县城距今上洞街乡的距离，距下峒四十里上下折合二十八里，恰好是今桑植县城到两河口乡下洞街村的位置。这样分析，古充县的位置正应在今桑植县朱家台。

       桑植在汉代以前没有县名，为土酋自我管理自我生存的地方，以后在中国有史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里都被称为“蛮夷之地”。根据现在的地名分析，湖南张家界称为大庸，在今竹山为中心，西到竹溪，东到房县的大片地区为古上庸国区。笔者以为，夏商时期，交通闭塞，武陵地区远离中原，与外地被层层大山阻隔，居住在这里的古蛮酋绝不会自甘落后，他们或佔山称王，或据峒为雄，自成一国。据《史记周本记》中所记武王伐讨的誓词说：“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这里的庸国为八国之首，根据张良皋先生所著《巴史别观》分析，庸国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商周的大国，其领域横跨整个武陵地区。笔者以为古时的上庸、大庸应是两个国家，后来均被强楚所灭，介于上庸和大庸之间的古桑植夹在周围诸侯之间，要么拥兵自立，要么依附一个大国，从地理位置看，他们自立为国的可能性很大。

       《山海经·海内北经》载：“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据专家考证，林氏国就是巴人首领廪君建立的国家。由于林氏国的珍兽为驺吾，所以廪君死后化为驺吾。2005年至2010年之间，笔者为编撰《桑植民族文化从书》，经常下到全县乡村各地调查，在岩屋口乡撒埠溪村见到大片元、明、清古坟墓，墓碑上均刻有驺吾图腾，后来又在上河溪乡杨竹溪村一位姓瞿的土梯玛家中发现他保存的驺吾图腾。经多方了解证实，从古以来，桑植土家人就把驺吾当做自己的图腾，挂在自己的大门上辟邪。为此，笔者以为：夏商时期，桑植为林氏国的可能性很大。从以后的历朝王国的行政区划看，古桑植一直是个朝庭管不着的地区。秦统一后，桑植隶属黔中郡所辖的慈姑县，而慈姑县管辖今安乡，澧县、临澧、石门、慈利、大庸及永顺的大片地区，根本不可能管到距县城几百里外的大山深处的桑植来，所以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干脆在桑植设立充县，县域即设今桑植朱家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在朱家台发掘许多文物足可以证明。桑植在三国时属吴、隶于天门郡，仍称充县，不久置溇中县。溇水，源于湖北巴东，流经桑植县域的淋溪河、长潭坪、白石、官地坪、人潮溪、竹叶坪等乡镇，于柳杨溪注入慈利县龙潭湾。桑植段峡谷全长58公里，恰是溇水中段，桑植当时为溇中县核心地域已是确凿无疑，但其县城究竟在何处，尚有待史学界进一步考证。西晋时期桑植仍属天门郡，改置临澧县直到宋、齐、梁、陈四朝；北周隶属天门郡北衡州，改称崇义县直至隋朝。唐代属于山南东道，隶入澧州澧阳郡，这一点桑植傩戏花朝演本《孟姜女》有证：“家住澧州澧阳县，夹山背后是家门，爹爹姓许名元武，母亲姜氏老安人。”五代时期，桑植虽仍属于澧州管辖，由于朝局混乱，这里已完全被土酋部落割据。五代被宋朝统一后，桑植以桑树垭为界，内半县(县境西、北大部分地域)被朝庭册封为柿溪军民安抚司。桑植宣抚司，外半县(县域东南地域)仍为澧州澧阳郡慈利县。元代，桑植隶于湖广行中书省江南道澧州路，成亲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撤慈利县升州，桑植被划分为三个州。即：东南一部分(今瑞塔铺、空壳树、刘家坪一带)划为慈姑州，澧水南源一带及外半县一部份(今上洞街、廖家村、打鼓泉、两河口、利福塔、南岔等地)被划为柿溪州；澧水北源一带(今上河溪、河口、岩屋口、陈家河、细砂坪、蹇家坡等地域)被划为新添葛蛮安抚司。到了明代，桑植属湖广省上荆南道，先隶澧阳府、后改隶常德府，不久又隶于岳州府，外半县属慈利县，内半县由桑植土司管辖。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废柿溪州分置上峒、中峒、下峒三长官司，赤溪、利福塔、桃子溪属赤溪长官司所辖。为防御土司叛乱，朝庭在桑植设立卫所(先为酉水所，后为安福所)辖今朱家台、兴旺塔、洋公潭、方家坪等周围五十里地，清朝属湖广总督，隶于湖南省分守岳常澧道，至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归流置桑植县至今。

       桑植历史悠久，这在桑植傩戏正朝中的开台唱词中已有证实：“龙汉元年建教门，元皇启教古传今，鹤鸣殿内参师祖，芒山项上谒圣君，角吹三声动地脉，罡行七步动天兵。元皇初生太极先，师承天地有根源，师徒殷周传巫礼，师圣一喻结良缘。”传说，龙汉元年距今已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十万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今人当然无法考证，只能把它推断为洪荒时期，但桑植早在商周时期就诞生了傩戏，却有足够的史籍和文物证明。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信鬼而好词，其词必作歌乐歌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出现俗人祭祀之仪，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水歌》之曲”。王逸这里的“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当然是指现在的傩戏了。他在其著作里虽然只提到沅湘之间，没有提到湘西之北，澧水之源，我们要分析，当时桑植被大山阻隔，加上土司推行的是“客不入境，蛮不出峒”的封闭政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进入到桑植来。但桑植在古时处于一个封闭的小国，后来被强楚所灭，因而隶属于楚国版土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而古时桑植人曾为周武王伐纣立过大功也是有史可鉴。古籍《华阳国志》中就这样记述：“巫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里虽然只提到巫师，但在殷商时期，在今武陵地区，存在着巴、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众多十国，其中以巴国、庸国势力最为强大，国土最广，作为濮国的古桑植人当然也要参与到周武王讨伐暴君商纣王的正义之师中，而且以自己的“勇锐”、“歌舞”而大胜殷军了。

       铁的事实证明，桑植民歌源于桑植傩戏。从傩戏的许多唱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洪荒时期就有了桑植傩戏的胎型——那就是原始人类祖先的祭祀活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对宇宙的变化，对于各种自然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人们就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一切，这就是“鬼”与“神”。人类与“鬼”、“神”需要沟通，这就产生了中间人——巫师。巫师在祭祀活动中，用卜筮、巫词、咒语和歌舞手段制造气氛，以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一个地区若碰上瘟疫，遇上旱涝灾害，人力不能抗拒，只有寄托于天上的神仙解决，于是就由一个部落的酋长率领土酋蛮夷，备办三牲祭礼(猪头、牛头、羊头)祭拜天神和地上鬼怪，开始只由巫师念筮词跪拜，后来发展到手拿法器(师刀、令牌、铜剑)吹着乐器(牛角、长号)边拜、边唱、边舞，故《说文》中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周官·司巫》也说：“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殷代时期，巫师处于特殊地位，他们能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从古典《封神榜》中不难看到，殷国的闻太师、申公豹，西岐的姜子牙、哪吒无一不是巫师的代言人和代理人。秦汉以后，由于儒教的盛行，道教的形成，巫术才逐渐失去原有的统治地位，不得不依附道教强行挤进祭祀舞台，后来就演变成巫道合一的傩戏了。

       “傩”这一名称，源于侗台语族。侗台语族称稻、田、鸟、水、人、民族等为“傩”，从字义上看，傩与糯同音，中国先民最早载种的水稻是糯稻，种糯民族称为糯民。在中国古籍上，中国南方民族被称为“雒民”、“倭人”、“僚人”、“骆越人”，字面虽然不同，但都是“糯”字的一音之传，后人便把糯民祭祀稻神，山神、祖神的典仪活动称为“傩愿”了。从字形上看，傩字的繁体为单人傍，二十头堇加佳三字组成，单人傍表示它与人事有关，堇是记音，佳就是雀，说明傩就是崇拜神雀的农耕民族所举行的神雀祭，因此傩文化就是祭祀神雀而产生的一系列神雀文化。从“傩”的简化字来看，它的左边是个人字，右面是个难字，这也说明人遇到难处就要祭神，就要还傩愿。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的阶段，傩文化正是桑植先民对大自然中不能破解的秘密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冲动，籍以人类对神、物、山地及祖先的崇拜。

        傩文化即然是一种糯稻文化，它的发祥地自然与水稻紧密相关，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处于北纬30度左右，中国的古代文明就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核心就是水稻文化。湖南澧水流域地带正是处于北纬30度左右，而处于澧水源头的桑植恰好是处于北纬29度，处于中国水稻文化发祥地的中心地域。由于傩文化是农耕时代的意识形态，它只能依附农耕文化才能生存，因此可以推断桑植应是中国南方傩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这一点除了在桑植诸多商周文化遗址和县域朱家台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外，我们还可以从桑植傩戏演本第十朝《度洒款圣》中得到进一步佐证。“正月又是元宵节，二月百花逢春香，三月清明早下种，四月匀苗插黄秧，五月六月忙踩草，七月八月谷子黄，早谷早米奔夏至，秋后十月满坪黄，请来儿郎三五个，板斗拍得乓乓响，大哥下田割几路，二哥挑谷转回乡，三肩四肩挑得快，挑到主东大禾场，八月太阳像火燃，谷子晒得交巴干……”傩文化开始只是一种祭祀仪式，用来祭神、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后来又发展成禳福、驱鬼、逐疫、逐渐增加了舞蹈内容。秦汉以后由于儒教的盛行，道教的形成，巫傩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到了唐代，佛教成为圣教，黄帝教化成了吏官文化，占了统治地位，巫被作为邪教而被逐出舞台，傩不得不以戏剧的形式在民间生存，增加了娱乐成份，逐渐向傩戏发展。到了宋代，傩完成了由傩祭到傩舞而傩戏的过程，正式形成了兼祭祀、禳福、驱邪、娱人、娱神的宗教戏剧。

       《东京梦华录》载：“除日，禁中陈大傩仪，诸班值戴假面，绣花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臣副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陆游在《老学阉笔记》中说：“政和中大傩，下挂府进面具……乃是以八面枚为一副，老少研陋无一相似者。”文天祥在《衡州上元记》中说：“岁正月十五，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苕，斑斓而前，或蒙其焉，当是时，舞之如傩之奔狂之呼。”这些历史名人名流记述了傩的演变过程和传承实况。桑植由于长达千年的土司制度，长期实施“客不入境，蛮不出峒”的封闭政策，傩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形成了固定的傩坛典章制度和自成体系的傩神群体。现在桑植城乡仍完整地保留了“阳傩(高傩)”、“阴傩(低傩)”、“三元傩”三个流派。它们的共同点都信奉三元，都以祈禳逐疫为目的，在朝科设置都有“正朝”和“花朝”两部分，并按前正朝、中花朝、后正朝的次序，构成请神、酬神、逐疫、送神的四段格局，形成了请神、酬神、还愿、送神的祭仪。其花朝主戏《孟姜女》、《牧羊女》、《鲍氏女》是桑植傩坛保留下来的绝世孤本。

       桑植傩戏既是桑植民歌的开源，也证实了桑植土家族历史的久远。从桑植现在保留传唱的傩戏演本中不难看到，大部分唱词都是民歌的风味，完整的保留了民歌的歌词和音乐特征。

       桑植地处湘西边陲，大山迭连，交通阻塞，人们需站在大山高处相互传递信息，每在劳动疲累之时，需发出感声，以驱赶疲劳，这是桑植土家先民们最早从劳动中产生出简单的歌声。而傩戏唱腔均从“啊”字起音而发出高低不同的音符，它应是民歌最早的起源。为此，笔者推断，劳动——巫祭——傩祭——民歌——傩戏的演变过程，即是桑植民歌的源流。

       从以上资料中完全可以看到，桑植民歌在洪荒时代就已诞生，在春秋已形成自己的流派和特征，中国古代著名大诗人屈原就是桑植民歌的最早传承人，他在《九歌》篇中的“湘君”里就提到澧水：“鼌聘鹜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州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用现代语说就是：“我早上驱车在江岸，晚上到北州才停鞭，鸟儿栖息在屋椽，江水围绕流阶前，我把玉块抛江心，佩玉掉在澧水滨，芳洲上面采杜若，宁可送给穷女人，良辰美景不再来，只能漫步聊散心！”可见身为楚国大臣的屈原在心情郁闷时也要在澧水岸畔唱着民歌散心。在“湘夫人”篇中又进一步吟道：“沅有茞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寒订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屈夫子的诗是说：“美丽的澧水之滨啊，到处都是宝贝，我思念情人，却只见澧水缓缓流来，我把自己的汗衣摔在澧水河边，只有把宝贝送给陌生人，良辰美景已不再来。”作者在这里两次提到澧水，可见他对澧水的偏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民歌就十分盛行了，不仅平民百姓要籍民歌发泄自己的情绪，就是像屈原这样的士大夫阶层也籍民歌发泄自己的抑郁、爱情、愤怒、怨恨等种种情感。

       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傩走过了“傩祭”而“傩舞”至“傩戏”的艰难过程，进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傩神群体，固定的傩戏典章制度，固定的表演程式。伴随着傩戏的演变进化，作为其重要表现程式内容的桑植民歌也是由最初的发泄、呐喊、呼叫、呻咏发展成表现不同情绪，不同内容多层次的情感语言了，逐步形成了桑植民歌的特征，而后终于能从傩戏中走出，成为桑植独树一帜的民间文化瑰宝了。

       关于桑植民歌的源远流长，笔者可以从桑植民间文化遗存的多个方面找到有力的证据。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初起，桑植文化部门就组织人员抢救收集民间文艺、民歌等民间文化资料。公元1986年，桑植又在全县开展抢救式的民间文化普查，最后编入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间器乐集成》，桑植有近300余万字的民间文化资料被收入集成卷。其中的“太阳、月亮和鸡是怎么来的”、“盘古佬七手八脚开天劈地”、“人和百家姓的来历”、“山歌的起源”等十则故事说明桑植早在蛮荒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也证明在那时起就诞生了桑植民歌。2005年，笔者从古柿溪土司王国的打鼓泉收集到这样一首民歌：水有源来木有根/莲蓬打从藕上生/唱歌又从哪里起/始皇他筑万里城/当日有个秦始皇/调夫百万筑城墙/民伕筑城好多年/日日夜夜思家乡/拿起锄头手无力/吃起饭来菜不香/始皇有个三公主/玩耍来到工地上/她给民伕把歌唱/民伕个个喜洋洋/听了歌声精神振/鼓起劲头筑城墙/喜坏公主小姑娘/回到宫中禀父皇/调出宫中万千女/齐到工地把歌唱/一日唱它十首歌/百日唱它几箩筐/从此工地歌不断/欢声笑语心舒畅/三年修成万里墙/山歌从此宇内扬。从这首歌我们看到，桑植民歌的代名词——山歌早在秦朝就有了正式名称。如芭茅溪乡汩落湖村土家村民袁民虎在1986年讲述的“撒谷岭与七眼泉”这则民间故事就讲到：“老班子人一代一代传下来讲，相传很古很古的时候，澧水源头七眼泉(今五道水)住着一个很大的部落，他们以狩猎为主，终年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故事最后讲到到这里的人如何开垦土地，种植五谷，开发七眼泉，唱起山歌，情节优美动人，生动地揭示了五道水蛮荒时代向现代文明走近的历程。

       近年来，笔者有幸和多所民族大学数十名大学教授接触，探讨土家族文化。据他们介绍，现在全国任何地区找不出完整的傩戏表演区，唯有桑植对傩戏保留得最好。据专家们研究，古代傩戏有五个流派，而桑植现在就完整地保留了阳傩(高傩)、阴傩(低傩)三元傩三个流派，而高傩坛供奉的傩神“东山圣公”、“南山帝母”就是对桑植古老文化的佐证。这两尊傩神来源于一个有趣的古老传说：蛮荒时代，世界上涨了齐天大水，整个人类全部毁灭，仅在八大公山山顶上留下两兄妹。最后两兄妹通过从高山滚磨合磨，从两个山头上放风筝相合，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撒尿而怀孕生下一百个儿女等过程，终于使两兄妹在上天的授意下结成夫妻，繁衍了人类。土家人就把他们奉为高傩坛正神，永远享受人间烟火。桑植傩戏演变过程与桑植历史及相关的人和事乃至地名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低傩第十五场“土地封仓”就有这样的唱词：“盘古初把乾坤掌/天皇地皇与人皇/神农皇帝制五谷/轩猿皇帝制衣裳/女娲炼石把天补/伏羲八卦定四方/太皋坐位方平乱/少皋坐位多豺狼/大舜行孝母宠相/尧帝历山把贤访/桀安妹喜把国丧/禹王治水分九江/纣宠妲妃害忠良/铁统江山一旦丧/西岐出了周文王/渭水河下把贤访/渭水渔翁名姜尚/八十二岁遇文王/接他西岐扶家帮/出兵为将拜为相/闻仲逼死绝龙巅/多少英雄阵上亡/纣王火烧摘星楼/一统江山归姬昌/桑植本是古蛮地/三皇五帝过洪荒/九万九千九百秋/铁统山河归雍皇/土王被废河南郡/土汉从此成一邦。”从上述傩戏唱词中可以看出，桑植的人类足迹和民族文化痕印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以前的氏族时代。这里，我们还注意到这句唱词，“尧帝历山把贤访”，桑植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就发源于桑植历山。说明早在洪荒时期，开天劈地的圣帝尧就到了古桑植历山访贤。2008年，笔者为编辑《张家界姓史史话》查阅《桑植黎氏族谱》、《桑植印氏宗谱》，其谱载桑植县上河溪乡杨竹溪村印姓人至今还用土语交流，其它尚有汩湖、上洞街、老岩桥等地土家人民经常用土语讲话，更说明了桑植历史的古老遥远。

       桑植民歌不仅是生产歌、生活歌、爱情歌，也是自己的源流歌，如白族兄弟在低傩演本中就有这样的唱词：“家住云南喜州镇，苍山洱海是家门。”土家人在花朝戏中的“孟姜女”这样唱到：“说我家来家不远，家住澧州澧阳县。”从历史沿革看，西晋时桑植属澧县辖地，一直到明代，澧州、澧阳这个地名沿用了整整一千年。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桑植土家人自然把自己家乡的名称牢牢地嵌入自己的歌谣之中了。

       我们从桑植民歌不仅可以体会到桑植土家人的劳动生活情趣，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可以探索到桑植土家人的源流。桑植土家人在祭祀中这样唱道：“龙汉元年人祖兴，吾祖元始大天尊，角吹三声动地脉，罡行七步动天兵，元皇初生太极先，元始一气化三清。鸿运一道传三友，绵远万代古猿生，古猿进化亿万年，始生吾祖古濮人，香烟呈献濮人祖，初降宏恩保太平。”请注意，桑植傩戏的开台词中提到龙汉元年，土家祭祖词中再一次提到龙汉元年，这就说明桑植土家先祖对自己的历史遥远路程有一个推断，至少上辈人给下辈人介绍自己祖先的源流时要告诉自己的子孙：我们的祖先来自很久很久的年代。至于“濮人祖”就更明确了桑植土家族至少已有了5000年的历史。最近，笔者反复拜读了张良皋先生撰著的《巴氏别观》一书，很受启发，他说到：“全世界的人类都只能诞生在热带或亚热带。”我们现在都认同了一个真理，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从自然现象看，寒带不产猿猴，而猿猴习性耐热不耐寒，而且靠吃野生水果为生，至到现在，桑植(当然也包括张家界等广大武陵地区)遍山是弥猴，子子孙孙绵延不绝，如果说这里就是古人类的诞生地一点也不为过。张良皋先生推断：古时候，长江、汉水流域南岸生存着一支庞大的“百濮群”，笔者深以为然。桑植坐标于东经109度至110度之间，北纬29度，处于武陵山脉腹地，这里群山挺拔、满目青翠、碧水蓝天，是生态绿色海洋。地形地貌为平地——岗地——丘陵——中低山——中山——中山原由溪河两岸呈阶梯状向不同高度的山林递进排列，从气候上看，这里冬暖夏凉，四季分明，是人类生存的最佳地域，当然更是古代类人猿栖息繁衍最理想的地方。张良皋先生的《巴氏别观》将古代的巴文化亦或古庸文化分析得淋漓尽致，笔者以为也是在为我们桑植土家文化说话。因为笔者以为，谈论桑植土家族源不论是从“巴人东来”还是“土著民族”亦即“古濮人”说，都不能将“桑”与“巴”分开。

       这里笔者要说四点理由：

       1、从地形地貌看，桑与巴都属于武陵山腹地，都处于长江南岸，无论是现在和过去，桑人和巴人互相往来、交流、沟通、融化既是地理的必然也是生活的必然。按张良皋先生所说，古人都有“崇东、崇南”思维，因为水流向东方，东方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南方是产稻谷的地方，是人类的主食，更为重要的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住在南海，所以中国人(至少是长江南岸武陵地区的人)，坐屋都必须是坐北朝南。依此推断，巴人从生存生活的客观需要，向巴境东南方的桑植移动迁徙就是顺乎自然顺理成章之事了。

       2、从历史典籍记载：“桑”“巴”更不能分割，在桑植保留的许多史籍上和地名上有“荒溪”这个词，笔者查阅了中国古代地图，古荒溪的版土即包括了今四川东南部的许多地域和贵州省的一部。荒溪这个地名，源自宋代，这就说明在宋代以前，武陵山区的“桑巴”就是同一国人。

       3、从语言特点上看，巴语(现在的四川话)和桑语同为西南官话，发音近似，词义相同，亦即桑植人会说四川话，四川人会说桑植话，对地名、人名、动植物的称呼以及语言表达的涵义完全一致。讲明白一点，巴人与桑人就是同一种人同一族人，过去就是一个爹，一个娘，我们后人还用得着去分什么“巴人”、“桑人”吗？
 
       4、桑植许多戏剧和民歌的唱词都离不开四川这个词语，如桑植精典的阳戏剧目名称就有《上四川》，这个剧目从开始到结尾都是表现的浪荡子郑德云上四川经商不归家，其母田氏带着儿子长生上四川寻找郑德云，最后全家团圆。再从桑植民歌的歌词看。什么“正月是新年，郎要上四川，双手扯到郎衣衫，你早去早回还”，“四川下来墩墩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歌词在桑植民歌中随时可以看到，这就说明“桑人”、“巴人”亦即“濮人”几千几万年前就是同根同源，一座武陵山脉把两地人永远地联在一起。

       我们还是继续从桑植民歌中去探索桑植土家族的源流。在桑植土家族游神的祭祖词中，土梯玛这样唱道：

       再运真香，一心奉请，
       香烟再呈祝庸祖 始居草泽务农耕
       巫灵立教普众生 天降崇山创文明
       伏羲女娲祈生育 华胥育人生鬼神
       八卦太极分阴阳 垦田种粮农事顺
       颛顼氏下生八俊 欢蔸虞舜巫教兴
       庸国君主叶根深 同与夏商比肩并
       相助武王伐商纣 史有庸濮子弟兵
       传至东汉相单程 高举义旗布雄兵
       更有陈从覃儿健 雄据溇澧振武陵
       廖彦兴兵建廖城 精夫塑动汉武惊
       开疆土司向克武 宋王封在柿溪城
       分封上中下三峒 雄据三方治土民
       抗倭征辽伐云贵 保境卫国立奇勋
       为国舍家民族魂 四月十八又庆春
       克武后裔化龙公 远征孽龙四夷钦
       桑植土司向宗彦 白马将军保朝庭
       嗣祖远离莲花池 辟土开疆老司城
       思胜受封桑司地 育我土家万万孙
       中兴司主向世瑛 抗倭东南史彪柄 
      从此土家过赶年 代代相传到如今
      土王天子向大坤 雄据青岸称天兵
       末代司主向国栋 文韬武略称精英
       真香呈献彭司主 大二三神齐降临
       神箭射来覃王到 唐家忠义一满门
       保境安民邓土司 田庹两姓一祖尊
       桑植土家百多姓 祖宗神灵齐照应

       当然，桑植傩戏、民歌包括曲艺，它们都是桑植土家历代先贤传颂再经过不断加工而留传我们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唱词或故事，有的源自史籍，有的源自上辈传说，也有的是艺人们的创作发挥，这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参考。今人考察历史，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文物了。说到文物，桑植是全国文物普查先进县，桑植的文物工作者和国家文博专家给我们研究桑植土家历史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明。

       桑植县文物考古专家，原县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周扬声老先生所撰《桑植文物考古记》说：

       1970年7月，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两名专家会同湖南省地质局405队地质工作者开始了对桑植芙蓉桥恐龙化石的发掘工作。经专家鉴定，这种恐龙为古龙亚纲槽齿目的一个新科、新属、新种，距今约2.1亿多年，是后来在地球上大量生存的恐龙的祖先。由于这种恐龙是在桑植芙蓉桥首次发现，故命名为芙蓉龙。芙蓉龙的发掘对于地质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它不仅为研究爬行动物的发展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对研究地球南北两个半球的中生代三迭世地层的划分、对比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凡保存有古动物化石的地方，往往是我们寻找古人类活动遗存的重要线索。在我国南方，一直生存的大熊猫和剑齿象等动物，绝大部分到新石器时代就灭绝了，而在桑植县内不少乡镇的石灰岩洞穴堆积中，却发现了东方剑齿象臼齿、大熊猫头骨、犀牛臼齿、牛齿、鹿角、豪猪等动物化石。据以往国内外人类化石的发现表明，在洞穴堆积中第四纪哺乳动物(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化石往往与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及文化遗物共存，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桑植就有人类活动。

       1987年，桑植开展了全县文物普查，抽调15名工作人员，组成六个组，沿着澧水、溇水、酉水三条水系所辖的30个重点乡、镇的389个村1613个组，进行了野外实地调查。笔者有幸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们在沿河两岸台地、古渡口附近台地、两河交汇处的三角地段、深山峡谷中的小台地、河流拐弯外的台地、水源充足的溪沟旁、泉水旁等，共查出古文化遗址、古墓群140处。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鉴定，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遗址2处，商周遗址38处，春秋战国遗址48处，汉代遗址42处，古墓群9处。此次文物普查打开了桑植地下文物宝库的大门，为进一步研究桑植人类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1988年1月，桑植文物考古专家尚立昆、周扬声及工作人员在澧源镇朱家台包子堡发掘一处旧石器遗址点，出土了打制石器三件：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经省考古专家实地鉴定，该遗址距今已有10万年左右，这为桑植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活动提供了有力证据。同年，桑植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朱家台龚家坟山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2处，获得一批磨制石器和陶器。据试掘资料和采集标本表明，商周时期，桑植先民的居址、器物具有鲜明特色：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陶色多不纯正，陶胎也厚薄不一；烧制火候不高，制造粗糙。在纹饰上，除以弦纹、刻划纹、水波纹、方格纹、绳纹为主外，也有少量的戳印纹、云雷纹、乳钉纹、篮纹、横人字纹。特别是用三齿或四齿梳状工具，布平行划纹和水波纹一周或二周在陶器表现上，更是一种明显特征。这两种纹布多同时施于罐(壶)颈腹之间，也有只施数道弦纹，而不施水波纹的现象；亦或只施数道水波纹而不施弦纹的状况。特别是水波纹的刻划更显得变化多端，起初是较圆滑的小波纹，再到弧度较大的波折纹，最后到曲尺纹。权威专家推断，这种纹布代表着当地土著民族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经过仔细观察，还在泥质黑衣陶罐(壶)腹部，发现刻划蚕纹一周，蚕纹呈横列形，每条蚕的头向一致，蚕的头部和身躯，都与现代的家蚕形象酷似，专家推理这是桑植古代土著民族养蚕生活在器物装饰艺术上的明显反映。由此可见养蚕已是古代桑植人重要的农业活动之一，也为古代桑植土司以桑植为名，改土归流，以“桑植”为县名找到了历史依据。在这次文物普查活动中，普查队员们又在新街渡口、柳杨溪等11处遗址中，分别采集到商周陶网坠30余个，说明捕鱼也是古代桑植人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其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庙湾遗址的房基地面发现了铺垫红烧土块，厚约17厘米，在王家塝遗址的房基地面却发现了用废陶片与碎石拌合后同时铺垫的现象。专家分析，这大概因为南方雨水多，古人以此种方法用于防潮而采取的建筑技术。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在龚家坟山遗址采集到鬲足，这种泥质夹砂陶，上施绳纹，火候低，不泛有中原因素，与古代楚文化有根本差异。笔者认为，这为桑植古代属于楚国以外的一个独立国家找到了新的根据。古上庸国位于汉中平原，距中原较近，而庸国文化经巴国传入古桑植较合乎情理，庸国后来为楚国所灭，巴国为秦国所亡，桑植才被纳入汉土。这种罐(壶)之间，上施弦纹，下施波纹或波折纹的陶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安志敏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实地鉴定，是一种属于夏代晚期至早商时期具有土著特征的文化类型，特命名为“桑植文化”。这就为我们今天认定桑植土家族的主体民族为土著民族找到强有力的文物证明。

       1982年、1985年、1988年、1990年的四年时间，桑植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澧源镇朱家台清理了34座战国墓，出土了104件器物。在发掘工作中，专家们发现棺椁与人骨均腐朽无存，其墓葬仍保持商代、西周以来不论贫富，同族共葬在一个墓地的传统习惯，全为中、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填土多为“洗砂土”，也有网纹红土，少量墓尚填有类似瓷土的“白膏泥”。墓葬形制可分为二种类型：一种是带头龛的窄坑墓，少数墓有生土二层台。随葬于龛内的陶器，有陶罐、豆、壶之类。葬具有单棺，也有一种长方表窄坑墓。此类墓坑四壁削直，既无生土二层台，亦无头龛设置，随葬陶器多放在一端。也有无随葬陶器的，葬具亦为单棺。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很少发现铜、铁器和竹、木漆器，随葬品的数量因墓主生前身份地位的高低和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多寡不同。如1988年、1990年两次清理的朱家台25座战国墓中，有11座墓空无一物，占44%，这些墓的墓主人，经分析应是平民中的最贫穷者。这些墓葬随葬器物的组合有三种情况：一是以绳纹凹圜底壶(亦称罐)、凹底钵、矮柄浅腹豆等陶器为主体；二是以陶豆、壶(罐)为组合；三是以仿铜礼器的陶鼎、敦、壶、豆为组合。朱家台战国墓中，有部分墓葬随葬有铜兵器剑、戈、箭镞和铁器兵剑，充分说明了当时战争频繁的状况。同时，在这些古墓葬中，也有许多铁器工具如凹字形侈刃锄、等，说明桑植早在战国时代，土民就已经使用铁器农具，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农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物器。在这些陪葬器物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石罄一类的“金石乐器”，说明桑植早在战国时期，民间打击乐就十分盛行了。

       1992年8月，配合桑植烟嘴棒厂基础建设工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朱家台庙湾田，发掘清理了一座战国瓦窑和一口水井，尤以瓦窑最为典型。瓦窑窑室很小，土掘而成，这种螺旋式上升平台，折曲而随平台逐级上升的风道，窑顶和四周的储水喷雾水池，地穴管道式火道以及烧窑方法等，在全国的文物考古中，目前还不多见。在装窑方法上，其他瓦窑多为同类瓦同烧，板瓦、筒瓦瓦当需分别装窑，而此窑则是板瓦、筒瓦、瓦当混合装窑同烧。这说明当时桑植手工业和建材业也很发达昌盛。朱家台战国瓦窑的发现，为我们寻找古充县城址，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口战国水井，口径1.3米，底径0.9米，深5.35米，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水井下部获得一粒未腐烂的完整稻谷，呈黄褐色，进一步说明早在战国时期，桑植这个山区就已发展牛耕，使用铁农具，种植水稻了，这为我们研究傩文化，寻找桑植民歌源流进一步探索桑植土家族源流找到了铁的证明。

       1988年，桑植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朱家台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抢救性发掘清理汉代墓葬18座，出土器物71件。这些器物中有陶鼎、盒、壶、钫、石壁组合形式，也有陶仓、井灶这一组模型，这无疑是西汉末年以后墓葬中常见的冥器，这一时期也有在小墓中出现随葬货币的情况。如1979年，廖家村一座东汉墓中出土铜币“大布黄千”、“大泉五十”、“五铢”就是一例。1990年3月，何家坪出土的东汉窖藏铜钱币达5000余枚，说明汉代商品经济在桑植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86年至1989年这段时间，窖藏铜器在县内时有出土。1988年，芭茅溪出土的汉铜鐎斗，器身呈盆形，下有三足，附长柄，柄端为兽头形，这种炊具在古代军中“昼炊饮食，夜击持行”。再如1986年，在汩湖、南岔出土的汉代铜錞于，系古代军中乐器，椭圆形，顶平，卷沿唇，中有虎钮，虎仰头张嘴，呲牙翘尾。与湘西北、鄂西、黔东北和川东地区出土的錞于无异。此錞于的出土说明桑植土家族先民与巴人的图腾信仰有密切关系。另如1998年，刘家坪双溪桥出土的东汉双鱼纹铜洗、铜盆和凤纹铜壶，其造型、冶练和铸造工艺都十分精致，说明了桑植土家族古代冶练技术的发达。

       另外，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在县内发现了3处土酋、7处土司城、6大土司官坟山、121塜土酋、土司墓，充分证明了五代宋元时期，中央王朝推行“羁縻怀柔”政策，采取“以夷治夷，以土治土”的办法，在桑植推行土司制度长达千年的历史，为我们今天研究土司历史，探索桑植土家族源流提出了最可靠的科学根据。

       从以上资料看出，桑植民歌是中华古老大地最古老的歌声，它诞生于古老的洪荒时代，是中华大地历史上最早的民间文化，它又通过土司这块特殊的土壤得以保存和繁衍，通过桑植傩戏这种固有的特殊的方式得以传承发展，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唯此独尊的民族文化瑰宝。

       笔者不是什么学者，更称不上专家，但却长期生活工作在社会第一线，亦或土家族群的最底层，斗胆抛出这样一个结论：桑植是中国土家族繁衍的中心地域之一，是中国土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原因有五：一是根据文物考古证明，桑植有全国独一无二的新石器《桑植朱家台文化》，早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出土的土著文化器物雄辩有力地说明了桑植土著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是从长达千年的桑植土司这段辉煌历史，桑植土司堪称中华第一土司。近年来，笔者阅读了许多史籍，了解到全国各民族大大小小土司不下于数千个，而作为分布在湘、鄂、黔、渝土家族的土司大大小小在60个左右，这些土司大多兴起于元代中期和明代，有的还兴起于清代，有的土司在明代就被改土归流了，如我们张家界的慈利土司、赤溪土司等，而桑植柿溪土司，桑植土司都源于宋代，全国土司基本上都在雍正七年改土归流(西藏、新疆除外)，而桑植柿溪土司却在雍正13年于全国最后改土归流。这一点，笔者在拙著《桑植土家族史》、《桑植土司史》中已说明清楚了。三是从古籍的记载中，说明桑植土司在全国的影响和历史作用，如被载入《资治通鉴》和《史记》的土家英雄相单程，陈从、覃儿健、廖彦等。四是桑植遗存的民歌、傩戏、目连戏、器乐、茅古斯、摆手舞等土家族民间文化在武陵土家地区乃至全国土家族地区保留得最原始、最完整、最多。五是桑植土家人现在仍在奉行的过赶年、游神、祭祖、崇巫、还傩愿等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这在全国已不多见。为此，我强烈呼吁：武陵地区各高等学府、全国民族研究部门、各民族历史专家应肯定桑植在全国的土家文化传承保护中心地位，全国土家文化研究基地的核心地位，帮助贺龙元帅故乡，革命老根据地桑植打造全国土家文化品牌，促进桑植民族经济发展，使桑植各族人民早日脱贫致富走上小康富裕之路。

       笔者人微言轻，学识浅薄，轻言妄论之处，还请史学界老师专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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