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杨扁担呀么软溜溜呀那么姐哥呀哈里耶，挑一挑白米下酉州呀姐呀姐呀下酉州呀那么哥呀哈里耶……”今天，推开临江的办公室窗户，这首优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飘然入耳。
　　
       我家也有根黄杨木扁担。不知是时光的磨蚀还是汗渍的浸泡，它的色泽已是黄里透黑。每次见到它，不是竖倚在房门背后就是平躺在箩筐撮箕之间，更多时候则是在父亲那冒着汗珠泛着热气的厚实肩膀上，两端悬挂着山一样的沉重。
　　
       母亲是童养媳，嫁过来大概12岁，而父亲尚比母亲小两岁。几年后，父亲十四、五岁，毅然地拿起屋角的黄杨扁担，跟在一帮挑夫的身后。如果说现在街头的力夫是短途运输，父亲那时可谓是长途奔波。从自贡市将两百斤的食盐挑回荣昌，那是常人不可想像的艰辛。一个少年，以自己稚嫩的肩头，挑起了一个男子汉不容推卸的义务与责任。
　　
       自母亲生下大哥后，家里担子更重了。随着老二、老三的呱呱坠地，吃了上顿无下顿已是常事。因为产后营养不良，母亲双眼一度不见寸光，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哥和姐，也先后活活地饿死。
　　
       当穷人翻身得解放时，父亲放下扁担，肩上扛起了枪，打土豪，分田地，后来还当上了乡里的领导。哪想到，父亲的工资仅够个人果腹，全家的衣食重担转移到了母亲肩头。家里的扁担，除了父亲放下的那黄杨木的以外，又新添了楠木的、青冈栎的、斑竹等扁担。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割下野草，捆得严严实实如同两个小山包，挑回来补给一年四季不足的燃料。我内心深处觉得此生与它注定永远相伴了。
　　
       高中时，一次母亲赶集顺带送来一周的伙食费、咸菜和口粮。留她吃午饭，“我吃了，你就缺了一顿。”母亲毫不犹豫地拒绝，挑起从农贸市场买的饲料，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校门。当我从教室的窗口再次目送母亲远去的背影，看到她那单薄的身子，因肩头重压而更加佝偻的脊背，再也忍不住，转身冲出教室。接过母亲肩头扁担那一刻，她的双眼红了。
　　
       高考落榜，在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中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打着铺盖卷回到农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做农活，且得从头学起。我当时才15岁，干好些农活还缺体力，生产队便安排我到农田基本建设的采石场挑乱石，即将揭土、开槽等清理出的杂石，挑出工地。一个星期，肩头由红肿到脱皮再到溃烂，再也承受不住扁担之重。
　　
     “还是读书吧，再去复读，你这个身子骨，生来就不是挑扁担的料。”母亲下了决心。
　　
      “黄杨扁担呀么软溜溜呀那么姐哥呀哈里耶……”此时此刻，听到耳熟能详的歌声，我又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黄杨扁担。从考上大学参加工作，特别是父母去世，自己留意它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渐渐的，有时候竟然忘却了，忘却了自己肩头上也曾扛起过父亲留下的那根扁担。
　　
      是啊，不能再忘了，人人肩头，都有一条扁担呢，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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