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2年11月4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文物所在板场乡熊家沟村熊俊轩家获得清朝进士黄树勋的一本科举试卷文献、熊俊轩曾祖熊禄乾秀才帽及一套《四书五经》木刻印刷的私塾课本（授课书籍）和一个盛放东西的竹篾篼之后，2013年12月初，县文物所又在黄树勋后代家中收集到清末民初的土家族衣物、绣花鞋、食具和书画作品30多件（幅）。而在这批文物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兹将笔者采访获得的文史资料和故事飨与读者。

    （一）

    2012年春节，笔者回老家，无意间从乡亲们口中听到熊俊轩家中藏着一件“宝物”；我好奇，追问为何物，大家又缄默不语，显得很神秘。我随即找到熊俊轩，才知他家中有一顶“官帽”。何为“官帽”？在家乡人看来，只要是清朝前秀才以上的 “官”，所戴帽子都是“官帽”，以致现在有些家族在为其祖先坟茔修建石碑时，明知祖先只是一个秀才，也要竖立一个“官帽”碑（正方形石柱、石顶形如清宦官帽的三厢碑）显示自己家族的荣耀。

    为对文物的价值初步认定，于是，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我和县文物所所长张拥军、电视台记者一同前往熊俊轩家中。熊俊轩爽快地从家中拿出从不轻易示人的一个竹篼（内装两顶帽子），又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沓古书，一本家谱一样的文献资料放在一个小方桌上。经张拥军初步鉴定，帽子和书籍皆为清朝时期使用的东西，完整精致、古色古香，历史沧桑厚重，于是决定收集到县文物所保管。但是，看见熊俊轩面显难色，我们猜想他也许是对这几件“宝贝”有些不舍。在大家一番解释后，熊俊轩才说出了文物背后的故事。他说：“说起这些东西来历话长哦……这些在别人看来是不咋样的东西，对于我们家族，却是传家宝呢。我们祖先与竹坨孙少爷们黄家有着一段非常好的关系，这些东西和三皇庙的‘黄家田’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所以，也不是我想拿是你们就能拿的，我还得征求一下家族中的其他人意见啊……”。

    当县文物所处理这些文物时，才知道“官帽”是秀才熊禄乾常戴的清宦官布帽，一本家谱一样的文献资料是关于光绪年间的板场坝竹坨进士黄树勋的家谱、履历、乡试试卷2份、诗（五言八韵）1首的雕版印刷文本以及雕版印刷《幼学琼林》之类的教课本一套。无论是竹篼、官帽还是文献资料，都用皮纸包裹，保存完好，看得出熊俊轩一家为保管这批文物所付出的心血。

    既然文物涉及《沿河县志·民国》记载的进士黄树勋，那么，黄树勋后代是否也保存有清朝时期的文物呢？

    经多方打听，得知黄树勋的后代家里也有许多书画类老旧的东西，只是后代觉得这些东西放着占屋，觉得无用，便包捆长期束之楼阁；令人可惜的是，几年前，黄树勋后代家中的一位老人去世后，随同老人穿的陈衣皱裤，许多件书画被烧毁。县文物所得知这一消息，认为应该尽快收集抢救现存的文物，于是经沿河自治县人大常委会黄进联系，县文物所同志到黄树勋后代家里获得清末民初30多件（幅）土家族衣物、绣花鞋、食具和书画作品等。

    据县文物所有关人士介绍，国家文物局于2013年12月4日在湖南长沙召开土司遗址申遗工作会议，并与湖南、湖北、贵州三省政府签署《关于保护土司遗产的联合协定》，将分散在三地的土司遗产整体打包齐步冲刺“中国土司遗产”。从板场乡收集到的该批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沿河土司制度历史及土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对于了解和研究沿河土司、科举制度和民族风情习俗等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二）

    宋绍兴年间至清光绪32年，沿河所建鸾塘书院、竹溪胜院、培宗书室、竹溪书屋、鹤鸣书院、竹溪书院等，皆为殷商富庶子弟接受教育和参加科举入仕提供了台阶。清咸丰 (1851年)后，今沿河南部的县城陕西会馆武学堂与板场武学较场坝以及板场安家池、熊家沟新田湾、官舟戴家湾等地的文教私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私塾老师皆为当地秀才或举人，有的是从今思南、印江、德江、兴义、桐梓，重庆酉阳、彭水等地聘请来的。于是在板场坝一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入仕”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凡家庭殷实，人们都争相送小孩入私塾学文习武；就是家庭贫困者，也通过自己帮工拉关系，千方百计结识一些私塾老师，恳求老师收自己的孩子于门下。同时，“跟好人学好教；跟了歹人学强盗”的理念作为“从师收徒”的规则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些家庭在“门生所受之于业师、受知师、学政”都极为慎重和严格，学生选择老师，老师选择学生都一点不含糊，只有双方都满意，才会形成师徒关系。

    黄树勋是板场乡竹坨的一名文举人，生于道光年间（1843年6月15日），乡试为第一，后参加殿试中进士，岁贡生前曾受教于思南府教袁振齐夫子。他光绪丙子（1876年）中解元，癸未年（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年）中进士，官至四川巩县知县。

    比黄树勋小13岁的熊禄乾（熊俊轩曾祖，又名熊伯璜，字兆渭，号敬堂）生于咸丰六年（丙辰冬月十六日，1856年），因家庭贫困，八岁了还未入学。后来其父亲与今熊家沟村新田湾的私塾老师相好，熊禄乾才得入其门下读书两年。由于熊禄乾聪颖勤奋，入学两年后，私塾老师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再教授他新的知识了，于是熊禄乾的父亲又将其转学到今板场完小对面的安家池读了一年六个月。15岁时，他参加思南府乡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随后又到石阡府应试成为痒生（秀才）。回家后就在其家乡建立私塾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

    由于黄树勋和熊禄乾都为秀才，居住地只是相隔一座山头，往来方便，关系自然十分亲密友好。黄树勋有个孙子，深得他的喜爱，但孙子自小顽皮，性情怪癖，只喜舞枪弄棒，不爱习文学字，于是在黄树勋口里经常被叫着“孙璜、孙璜”的，意思是“不成器的心肝宝贝”。久而久之，当地人便称其为“孙少爷”，不知细情的人，往往认为他姓孙。孙少爷投师熊禄乾门下，被熊禄乾驯服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学习长进大，后来孙少爷也成为当地有名的文举人，承继师业，教书为生，在沿河有许多他的弟子，现板场周围几十公里还传说着他的故事。

    在封建社会，田产是家族的重要经济基础，田产作为私有财产赠与的现象非常普遍。作为教书为生的熊禄乾，家庭本就贫困，就是家中三弟兄都成为秀才后，家庭也没有购置多少田地，生活只是中等水平。而作为祖辈十代都是解元、武举或痒生的黄树勋家庭，自然声望显赫，田地宽广、财物丰厚。为感谢恩师的教诲，中了秀才的孙少爷就把在熊家沟购置的不便耕种的1亩多田赠与熊禄乾家耕种，当地人便一直称这块田为“黄家田”。

    “黄家田”为熊禄乾家带来了不少荣光，其后代一直以此为荣，并传承“以文教化，忠厚为本”的家训，把熊禄乾教书从教的课本、衣帽等用物精心收藏，无论政治风云变幻，后代始终把祖先的东西作为“传家宝”保存。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家沟的批斗会和群众会都在熊俊轩家的新房子里召开，这些标志着“臭老九”的东西难免经常面临遭殃的威胁，但熊俊轩一家以“舍身护宝”的精神让这些老旧的东西都安全完整地保存下来。

    熊俊轩家在熊家沟是一处单独的院落，自成一统，具有土家族建筑特色的撮箕口吊脚楼前，是熊俊轩成年后添建的新房。文化大革命时期，三间屋都没有装修，正好可以作为大队召开会议的会场。记得党的十一大召开后，全大队几百号男女老幼坐在四面通透的屋檐下，小孩到处乱串，女人们手中不停地干着针线活，三五成堆说着悄悄话，男人们随地坐下，口中不停地吐着烟雾，眼睛却死死盯着中堂八仙桌旁的大队干部身上，猜想着今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大队会议的内容。房屋穿排上的喇叭尖叫着：“十一大，精神哎，放呀放光彩呀哎，咚呛咚呛咚呛，同志们来开会，来呀来开会呀崴……”，十分热闹。以致在大家心中，熊俊轩家就是全大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甚么大事，人们常常都会自觉地聚集在这里。

    也许就是这样的传统，让熊俊轩默默自觉地承担着熊家沟的社会责任。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熊家沟红白喜事用酒很困难，他就在自家新房里建起酒厂烤酒，满足全大队酒需。村学校有外来支教的老师，也会住到他家的吊脚楼厢房上。八十年代初，国家第一次规定初中生可以报考中专中师学校，这对于熊家沟农家子弟无疑是跨出农门的天大机遇。为此，熊俊轩组织官舟、土地坳、永祥、板场等地的家长，成立“私塾”协会，自任会长，并步行30多公里到官舟中学请老师为孩子们补习。请来的老师住在他家，学生家庭筹钱解决老师的补课费，轮流请老师到自己家里吃饭。在熊俊轩家“私塾”三年的冬夏两假期，请来的老师为50多名学生“开小灶加餐”，使45人顺利考上了中专、中师和大学，他们现在不是财产过千万的商人或贵阳大学里的知名教授，就是在城乡工作的正科级干部和优秀教师。而只要提起他在新时代办“私塾”的事，熊俊轩至今仍然满脸自豪，似乎他祖先的传统，被他发扬光大了。

    当笔者拿着文物收藏证给熊俊轩时，他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我不需要哪样收藏证，只是文物所不要把我曾祖的名字记错啦，好让我的后代也知道哪些文物出自我家。”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