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主要居住在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土家族是一个勤劳朴实，不断开拓进取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民族文化传统。土家族民歌是反应土家族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它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与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并通过口传心授以及动作模仿的方式传承下来。它们与大自然保持着天然合一关系, 逐渐凝聚成一种人与自然，情感与理性相融合的文化心态。土家儿女在人类的承续中，以原生态的歌喉吟唱着土家人的生老病死。土家族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民族，在其长期的劳动生活中，有着独特的民歌风格，显示出抒情性、教育性、愉悦性、音乐性、审美性的艺术特质。土家民歌种类繁多，表现了土家族人民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审美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趋向同质化和类型化，传统的传播方式不断式微，土家族民歌这一文化遗产也正不断遭受到外界文化的浸淫和吞噬。鉴于民间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应该运用各种传播媒介着手对土家族民歌进行传播，使之很好的传承下来，更好地为土家族人民生活服务。

       在利用传统媒介传播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借鉴当代新新传播媒介来扩大土家族民歌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因为“在传统的遗产表述中，口语传播本身呈现出开放性和一定的随意性的特征。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字、电子媒介时代中被取消——文化遗产的表述被加上了封闭性的烙印，无论是在传统纸媒还是在电影、摄影，这种表述是被置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之内、按照一定理性进行的”，[1]继承土家族民歌这种传统文化遗产，除了运用传统的传播方式进行文化艺术传承外，更应该运用网络媒介来突破土家族民歌的封闭性以此增强影响力，这也对土家族民歌进行抢救、保护、宣传起到良好的传播作用。与此同时，在新媒介对土家族民歌传播过程中，又出现一种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以正确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土家族民歌传播的媒介形态

       土家族民歌流传至今也有千百来年，它的传播离不开各种媒介形态，它伴随着土家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红白喜事、节庆之类的各种活动而被派上用场，并在民间逐渐得到流传。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和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影响下，土家族民歌受到了现代文化的冲击。当前除了一些民间文化人士有着空闲时间专门对民歌的搜集整理外，一些研究者也把兴趣爱好转向了对民歌的研究，同时，相关出版社已出版了大量的民歌整理书籍和研究专辑。

       1、民间口语传播

       民间口语是土家族人常用的、最基本的传播手段。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都离不开土家族的口语。土家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因此，土家族民歌很大程度上是靠民间口语传播下来的。比如同辈哥嫂之间开玩笑，不自觉地骂出一些具有民歌特色的俗语、俚语；丧葬仪式中祭师敲打念经时唱出的巫歌；打饶官时，在土家族堂屋围绕装进死去亲人的棺材走动，祭师和所在亲属互相对歌，以此消解丧失亲人的悲痛；土家族姑娘出嫁时，舍不得离开父母，要唱哭嫁歌，充满一种感伤基调，当然还有哭嫂子、媒人，哭声里带着戏讽；在春节期间跳花灯时，唱出的曲调；异性（姓）之间的互相对骂的情歌。这些都是在土家族民间通过口语交流不自觉地得到传播传承，能够给人带来直观审美愉悦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其他人也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无形中受到这些民歌的感染，并逐渐学会，也加入到土家族民歌的传播中来。比如劳动歌，在春耕生产时，满山都是辛勤劳作的土家族儿女。在劳动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唱出几首劳动歌，旁边的人受到感染，也相互应和。除了在公共场合无意识进行民歌传播外，家人还有意识地教下一代唱民歌。比如哭嫁歌，在女儿长大成人时，作为母亲，会在茶余饭后，坐在土家族的火铺边，边捺鞋底边教女儿怎么哭嫁。当然这当中除了母亲亲自传播以外，还有女儿在邻家姑娘出嫁时，要去陪嫁，也无形中记住一些哭嫁歌。还有在春节期间，民间要跳花灯，专门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唱手，一些年轻人随之搅合，从老一代那里得到口头传播。另外还有一些土家族民间歌手，通过口语传播给土家族民歌爱好者，不断让民歌传承下来。比如湖南龙山县的民间歌手田老九、彭兰妹等等。 

       2、地方政府宣传

       “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必须培养起本民族文化艺术传承的内在机制，靠外力有时是徒劳的”，[2]一个地方的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当地政府对维护、宣传土家族民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起来，随之旅游业也兴盛起来。因此，地方政府也抓住这个时机，着力打造地方旅游事业，把地域民族风情势作为一块响亮的旅游品牌。借此，政府在开发民间旅游资源上下了很大力气，对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大力开发。土家族的摆手舞、民歌、阳戏、花灯都是武陵山区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重庆秀山县人民政府提出打造秀山花灯这一民间文化资源，还在把县城中心的广场命名为花灯广场，秀山县各个乡镇都组织跳花灯，着力打造花灯文化，进行民歌传承。酉阳县人民政府在拯救土家族民歌上，也花了很大力气，不仅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进行大力宣传，而且也应组织人们跳摆手舞，唱民歌，组织相应的比赛，比如唱木叶情歌，摆手舞歌曲等。酉阳县政府积极申报民间文化遗产，已经得到文化部批准的有中国土家文化发祥地、中国土家摆手舞之乡、中国原生态旅游胜地、中国著名民歌之乡四大品牌。另外秀山县的花灯之乡；湖北长阳县的山歌之乡；湖南龙山县打溜子艺术队之乡；贵州德江县稳坪傩戏艺术之乡等，这些文化基地的打造无疑对土家族民歌的传承传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3、课堂教育

       近年来，武陵山区土家族的一些学校也逐渐对民歌加以重视，除了各学校间组织民歌比赛外，还让土家族民歌进入课堂，专门安排课时让音乐老师教学生唱民歌。国内的一些高校民族音乐教材也选了大量土家族民歌，让大学生了解、学习民间音乐，汲取民间艺术资源。把土家族民间音文化的传承与学校的音乐课程结合起来，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是土家民歌现代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比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歌词曲谱不仅被编写进教材，还在课堂内外被广泛传授。这首歌形式简单，歌曲旋律自由，音域只有六度，歌曲中大量运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罗儿”“朗朗扯光扯”等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衬词，流露出歌者强烈的审美情趣，表达了土家族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情感。另外秀山《黄杨扁担》、鄂西土家族《龙船调》或是通过教材的形式或是音乐教师自选的形式有组织地进入课堂。他们还定期举办民歌比赛，不断加强学生对民歌的热爱，这不仅对学生传承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学生的审美教育也起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另外，湖北恩施还建立了一所少数民族艺术职业学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间接地传承了土家族民歌，显示着“媒介的延伸”的重要作用。 

       4、大众传播

       由于受到大众传播媒介（这里主要指以碑文、手抄本、印刷文本出版的形式出现的传播方式）的影响，土家族民歌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逐渐从武陵山区走向国内各高校研究者的视野，同时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眼光。

       一些土家族正史文献、地方典籍、铭文碑记为土家族民歌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重要试试依据。

       解放以来，当地一些区县的文化馆及相关负责人以及民间民歌爱好者，自觉地深入本区县搜集整理土家族民歌并顺利出版。比如酉阳县唐腾华收集整理的《送郎调》就有4个版本，在酉阳及周边多个县广泛流传。一些高校教师以及研究生着手对土家族民歌进行研究。近来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有关土家族民歌研究的专著，在这方面特别是民族出版社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一些民族音乐教材也选了很多土家族民歌。一些学术刊物杂志诸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贵州民族研究》、《民族论坛》和《民族艺术》等开辟了专栏来对土家族民歌研究的论文给予刊登，“传播技术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扩展到与其他人类的能激起美感的全球性融合之中”，[3]使民歌的搜集整理、传承和传播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与其他人类的文化交流碰撞产生激情的民族艺术之花。

       就土家族民歌的出版而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中文系专门组织了一支土家族文艺调查队，分赴到湘鄂渝黔交界的各个区县对土家族哭嫁歌作了调查，搜集整理了《哭嫁歌——土家族抒情长诗》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中文系土家族文艺调查组搜集整理了《哭嫁》，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由宋玉鹏、彭林绪、肖田编写的《土家族民歌》，分别对民歌进行归纳分类，并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馆编《沿河土家族歌谣选》。

       另外，余咏宇《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田敏《武陵酉水“毕兹卡”:土家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陈廷亮，彭南均《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民族出版社出版，2005年），徐开芳《恩思土家族民间歌谣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彭继宽《土家族传统文化》（岳麓书社，2007年），徐旸，齐柏平《中国土家族民歌调查及其研究》（民族出版社出版，2009年）等都从不同视角对土家族民歌作了精细的挖掘和整理。

       一些高校学报开辟土家族民间文化研究专栏不断引起学界的重视，对土家族民歌的挖掘整理，有独到的审美艺术价值判断。

       刊发在学报上的文章如黄洁《土家族民歌的审美特征初探》（《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蔡元亨《土家族民歌衬词解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图腾音乐—土家族民歌中的歌哭现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田世高《土家族民歌歌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熊晓辉《湘西土家族民歌与鄂西土家族民歌的比较研究》（《民族音乐》2008年第1期），谢亚平、戴宇立《对接：土家族传统民歌与现代传播》（《艺术百家》2009年第8期）等加强对民歌的审美艺术研究。

       另外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很多研究生毕业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对土家族民歌进行研究。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王桂芬硕士论文《论湘西土家族民歌的演唱特征》、朱蓉《土家族民歌“黄四姐”的生存现状及艺术特征》、闰冲《湘西龙山县土家族民歌风格与演唱探究》，西南大学杨其勇硕士论文《当前重庆土家族哭歌习俗教育功能的沉沦与解决》，中南民族大学覃亚敏硕士论文《土家歌谣语言文化特征研究》，田璨《土家族民歌的发展及其艺术特征探析》，吉首大学钟小连硕士论文《土家族<摆手歌>的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湖南师范大学向兴松硕士论文《试析湘西永顺挖土锣鼓歌的音乐艺术特征》，华中师范大学余霞硕士论文《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的角色转换功能》等，从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音乐、舞蹈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究，以至于使土家族民歌引起广泛关注，并得到有效地传播。另外《酉阳报》、《武陵都市报》、《重庆日报》、《贵州日报》、《中国民族报》等县、地、省级报纸乃至国家级报纸都对土家族民歌进行整理、广泛宣传报道过，使之能够很快地得到传播。另外，土家族民歌还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进入作家文学。比如花灯中的很多灯歌，就进入了土家族作家吴佳敏的长篇小说《花灯》中，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自然也感受到民间文化原生态的艺术魅力。

       二、新媒介传播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驱使下，在“媒介即是讯息”[4]的语境中，土家族民歌的传承、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传统口耳相传的单一传播模式逐渐被打破，各种新的传播媒介纷纷出世，并使得土家族民歌的传承、传播方式变得形式多样。

       另外，土家族民歌研究个人、相关机构、各级政府以及民间力量都逐渐意识到当代媒介的巨大作用。而在乡村，随着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土家族民歌也走进了各个角落， 即使没有正式仪式活动的举行和民间艺人的传唱，现代人们也同样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媒介享受到土家族民间优美的歌曲，婀娜多姿的舞蹈等民间文化艺术。比如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发行土家族民歌专辑出版，可以通过电视播放，在家里观看。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迅捷地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样，通过网络传播，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土家族民歌的呈现方式和审美艺术形态。

       土家族民歌的传播主体既有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人民、地方政府部门、各高校的相关机构，也有一些民歌爱好者。当前，土家族文化网、中国曲谱网、开心网、土豆网、中国音乐学网、优酷网、中文百科在线、中国原创音乐基地网、中国民乐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网站，都成为土家族民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主力军。比如中国网络电视台“今晚我上春晚”邀请土家族原生态歌手段勇，在中央电视台现场演唱土家族民歌，这为观众带来审美直观感。这些网站内容集中、 资源丰富，有利于外界更加广泛地了解土家族民歌。在百度上输入土家族民歌，相关的条目显示出千百条，大多涉及到土家族民歌的起源与传承、艺术特征、抢救与保护措施等。

       另外磁带、录像、VCD、DVD、MP3 等音乐新媒介的问世使得土家族民歌的演唱和表演获得了直接的记录和传播。

       进入新世纪，湖北省民族歌舞团以及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区县还推出的“西兰卡普组合”、“土苗兄妹组合”、“比兹卡组合”、“撒尔嗬组合”等演艺新秀，不断踊跃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舞台上。另外在《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春节联欢晚会》、《武陵山民族文化节》、《龙船调文化艺术节》等栏目参与竞赛，展现土家族民歌的艺术特色。

       三、当代土家族民歌传播媒介的合法性危机
    
       当前，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因素不断促使了土家族民歌的传承、传播。在传统土家族民歌更广、更大范围传播的同时, 也逐渐使传统民歌失去了纯真、质朴、粗狂、充满原滋味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而这种发展趋势也势在必然，存在着一种传播媒介的合法性危机。
    
       传统土家族民歌在新媒介传播环境中褪去了纯天然的审美艺术，使之变得娇态、生硬，丧失了民间古朴的味道，成为泛化的一种民歌艺术。由于当前武陵山区广大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向城市移动，寻求生存，民歌的生存状态和传承方式也不为他们关注。他们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早些年的民间节日狂欢、风俗礼节已逐渐从他们的视线消逝。就笔者亲身体验的春节后到大年跳花灯而言，以前非常热闹，人们完全是凭借着一种自在的娱乐精神组织到邻近的各村跳花灯，唱灯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农村自发组织跳花灯已戛然而止。一些民间的龙灯、狮子灯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永久的历史记忆。为此，土家族民歌传承也存在很大问题，六七十岁的老人正在老去，年轻一代奔赴城市打工挣钱，再也不对花灯、狮子灯、龙灯、摆手舞曲感兴趣，山坡上再也听不到劳动歌、山歌的豪迈音响。
   
       这样，民歌的天然艺术成分正在式微，即使目前传播着很多土家族民歌，绝大多数是为了响应当地政府的旅游开发需要，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训练一些民歌爱好者时间性的在公共场合进行抽象似的表演，缺乏一种自在性和神秘性。

       另外，即使一些学者深入到土家族生活居住区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一些民间歌曲，也只是在学术上进行学究式的整理传播，并没有进行实质上的艺术表演和内涵提升。 

       一些出版社出版各种土家族民歌研究书籍或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多媒体、光盘等对其进行保存并出版，也只能增加非土家族民族地区的人了解。赏析土家族民歌，平添了他们对土家族人民生活的一份好奇和暂时的审美愉悦。要知道土家族民歌是经过千百年来土家族人民生活劳动的结晶，其艺术魅力的永恒性不是当代电子媒介传播瞬间威力所能够比拟的。土家族民歌一旦失去了土家族武陵山区的特定文化环境氛围，就难以达到民歌纯真的艺术化境地。我以为要使土家族民歌原滋原味的得以传承，必须依靠各级政府大量经济投入和土生土长的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对民歌传承人进行法律保护，让他们在民间生活劳动中自在地感受、体验民歌，从艺术生活中不断挖掘、提炼民歌，以此保持民歌的原生态性。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一旦这种本土养育的民歌失去了本土味道，添加现代伪饰的艺术成分，也就失去了挖掘、开发和传承的艺术价值。 

       任何外界媒介的广告式传播，也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做作，虽然“原生态被移植作为应急措施还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这些绝对不可能成为主流”，[5]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今天，我们想在自己的文化中认清方向，而且有必要与某一种技术形式所产生的偏颇和压力保持距离”，[6]也就是说，土家族民歌的传承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当代新媒介的传播来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发展，必须寻求一种自足发展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来抢救和弘扬土家族民歌。（ 作者张羽华，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现就读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

        参考文献： 

     [1] 阮艳萍．媒介即是遗产——数字媒介对文化遗产传承与表述影响初探[J]．理论月刊，2011 年第11 期．
    [2]陈蔚．原生态民歌的美学探讨[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9．
    [3]【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1．
    [4][6]【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
    [5] 徐旸，齐柏平．中国土家族民歌调查及其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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