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为武”；“高平为陵”。 

    《左传》和《诗经》里的这两句短语，成为“武陵”。

      史上鼎鼎大名的“武陵郡”，自西汉沿用至唐朝，历时960年；“武陵县”，自隋朝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历时1324年。元朝施行省制，曾经的“武陵”分别划归数省管辖，终被鄂湘川（渝）黔取代，一个完整的自然区域“碎片化”了。

      一般人知晓“武陵”，多从阅读《桃花源记》开始：“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武陵？！或许我们并不陌生。 

       屈原在这里仰天长啸，吟就《九歌》、《涉江》等不朽诗篇；
       孔尚任的好友在这里与土司王爷共同排演《桃花扇》，惊叹“人言此是桃源地，不信桃源如许奇”；
       沈从文在这里感怀，“美得让人心痛”的山水风情； 
       孙中山在这里勾画中国铁路的宏伟蓝图，百年后梦想方成现实；
       赵世炎、周逸群、向警予、贺龙、粟裕、滕代远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燃起红色的烈焰；
       费孝通在这里实地探究，倡导“应当把武陵地区看做一个经济地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经济区域”；
       温家宝和李克强在这里走村入户，与各族干部群众共商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大计，要让子孙后代过得更好；
       ……

       这就是武陵。 

       十多年前武陵腹地的湘西里耶古城，一枚枚秦简从泥土层层覆盖的深井中被挖掘出来，举世皆惊。拂去泥浆，在这些古老的竹木简牍上，不时可以读到2000多年前的“武陵”。

       这个武陵，当初只是王朝辖域治所的称谓，后来成为一座大山系和一个历史地理的名称。漫长时光，更多时候它仅仅被当作自然的域名，而其深厚博大的人文意义竟然被岁月不断地剥蚀，以至于曾经只有秦简上的“武陵”才能在刹那间唤醒现代人的记忆。
    
             （ 一 ）

       大致位于北纬27°—31°、东经106°—111°之间的武陵山区，夏无酷暑、冬无极寒，雨量适中，加上平均1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理单元。

       驱车穿越，空中俯瞰。由此，我得以从不同方向感受武陵的地理大势。

       云贵高原迤逦东向，其末梢的武陵山区属于我国地理的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过渡带，从高原边缘直至海拔100米上下的平原。武陵之北，高耸着“华北屋脊”秦岭和大巴山，曾孕育周、秦、汉、唐四大盛世，造就古代中国的辉煌文明；武陵之西有大娄山，再稍远处是横断山脉和岷山，与秦岭并肩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区域；武陵之南，绵延着中国南部最大的山脉和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南岭、苗岭；武陵之东，则是“鱼米之乡”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 

       满目皆山，山和山随时随地都是“挨到起”的（挨，恩施方言，即相依相靠连在一起的意思）。

       “挨到起”，这个老家人惯常的土话，准确、传神。它生动地概括了山套山、山衔山、山抱山等各种状况，表现出无以计数的山连绵起伏密不可分之态势。东西横亘长三四百公里、南北纵贯七八百公里的武陵山及其余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以千山万壑、层峦叠嶂、不可抵挡的气势覆盖鄂湘黔渝四个省市的边界地区。山环水绕，山奇水秀，山重水复……惊世的喀斯特地质奇观，举目皆现。地理学家说，此乃新华夏构造带之隆起。其主峰在整个山系的西部，即黔东海拔2572米的佛教名山——梵净山。

       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与山之间，溪涧潺潺，碧流密布，最终汇成万古奔腾的乌江、沅江（酉水）和清江等三条主干河流。它们在褶皱的岩溶山系中时隐时现，长久而深刻地塑造了大地的模样，成为武陵人生生不息的母亲河。沿河两岸，或大或小的坝子，或缓或急的坡地，便是生养武陵人的家园。  

       岩石间，除了高乔低灌、茂林修竹、绿野芳草，那些面积大小不一的耕地，或挂于坡崖之上或卧于台地之中。喀斯特地区特有的或肥沃或贫瘠的土壤，培育了艳卉嘉果、珍禽异兽和美味芳香……物种繁盛，生机蓬勃。珍贵的树木，我随口能数出樟木、楠木、水杉、珙桐、红豆杉等好些种类；可食用药用的经济林木，我小时候就采摘或采挖过油桐、核桃、黄连等。时不时在不远处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碰见的飞禽走兽，寻常者如金丝猴、黑叶猴、獐麂和锦鸡之类，罕见的有熊、云豹等。

       非同寻常的武陵，地处我国地理版图中间位置，称得上生态“绿心”——保持水土、保育物种、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作用可谓大，影响可谓深！乃至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都念念不忘“三峡南岸有一棵树”，即武陵北缘鄂西那棵古老沧桑如同“化石”般的水杉。 

       地理地貌和光热条件的独特，令武陵山区得以形成一批世界级的典型生态系统——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和武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梵净山），同时又是全球八大农作物起源中心——中国中西部作物起源中心、全球优先保护生态区——中国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核心区域。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动植物种类繁多的武陵山区是全国17个关键区域之一。   

       这苍茫浩荡、波澜壮阔的山之海洋，这广袤无垠、富饶美丽的绿色原野，无异于天造地设的“世外桃源”。
 
                     （二）

       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文化同根，资源同类，经济同型。

       这就是湖北人湖南人重庆人贵州人心目中的武陵山区。

       无论来自哪个省市，武陵人差不多都会不约而同地如此表述其共性——在这个多民族家园里，大家共同创造了特色鲜明而又博大厚重的武陵文化：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文化等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以濮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等为源头的原始文化，以湘鄂西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相对西部，武陵是东部；相对东部，武陵是西部；相对全国，武陵是中部。承东启西、连北接南，武陵山区自古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素有“中国之中”和“西南门户”之称。自东向西、由南朝北，经过武陵山区便可穿越大半个中国。从春秋的巴楚之争，到战国末年的秦楚之争，再到三国的吴蜀之争，直到现代史上御日寇侵略者于湘西、鄂西的崇山峻岭之外……武陵，好一座兵家常争的泱泱大山地，伟岸大山地。

       久远的过去，武陵就曾是少数民族先民活动的天堂。汉代的武陵郡，奠定后世武陵地方行政区划的大致格局。唐宋直至清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在此推行土司制度。至今，武陵深处依然留存着老司城（湖南永顺）、容美土司王城（湖北鹤峰）、唐崖土司王城（湖北咸丰）等规模宏大的遗址，使后人能够一窥土司时代远去的风貌。

       改土归流后，在王朝移民政策以及人口压力等因素的推动下，大量汉族人从湖广等地经武陵去往四川。无数山谷和河流构成的天然通道，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南的民族迁徙走廊，本土原有的族群也出现较大的流动。“赶苗拓业”便使得原居武陵南部的苗族等少数民族，除继续向西、向北迁移，更多的则遁入当地深山老林。

       这个传统中国内地的所谓“化外之区”，终因改土归流而成“内地”。但是，其经济、文化的边缘性仍在延续，直至20世纪中后期。

       此般现象，就像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这些隙地，如边陲地区，更多地方土著的少数族群，他们虽已为‘中国’族群的行政单位纳入中国版图，却仍是文化的‘他者’，也是一国的‘内在普罗’。”

       不少学者认同许先生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武陵山区历史上曾经是传统中华帝国的“隙地”或“内在普罗”。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浪潮，才最终使这一状况得到彻底改观。

       从自然环境看，武陵山区乃不可分割的地理实体，有相似的生态条件和资源禀赋；从人文历史看，这里长久交汇着各种类型的文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多元一体、水乳交融。古往今来，武陵山区多民族聚居，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共同开发这片土地的过程中结下“谁也离不开谁”的深厚情感，形成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当然，不必讳言，这个过程中也有矛盾甚至冲突。岁月绵延不绝，武陵山区终究成为中华大地上难得的文化沉积带、民族文化走廊。这对于武陵山区，对于今天生活其间的人们来说，真是莫大的福祉！ 

       新中国成立后，武陵山区还有一段故事令人难以忘怀：当初，为了一个分布甚广、人口众多、影响很大的民族的族称和族源等问题，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高等学府的大学者，再到当地各级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无不牵挂心头、劳神费力。几经考察研究，多方斟酌核实，最终认定了如今人口多达近千万的土家族，并相继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由此得以新生！                                      

                 （三）

        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武陵山区的发展比较快，整体面貌有了显著改变，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不小，甚至某些方面的差距在继续扩大，存在被边缘化和“发展塌陷”的“危险”——内部欠发展和外部大发展所导致的“落差效应”，越发明显。说到底，眼下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都来自于发展不快、发展不够……

       武陵山区的贫穷落后，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因素。

       社会发育程度较低，教育、卫生等资源匮乏，全民创业氛围弱化，缺少具备现代化管理才能的高端复合型人才；投入不足，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人均投资，远远低于全国及所在省市的平均值，尤其基础设施薄弱，铁路、机场和高速公路等现代化的交通建设滞后；城市化率仅为30%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且城市规模小、辐射能力弱；市场主体严重不足，具有骨干带头作用的大中型企业尤为稀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作性较差。喊了几十年的所谓协作，依然才“破题”：“转转会”上研究得多，会下落实得少；争议多，达成共识少。在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没有实质性进展，协调和协作成本高昂，效果也差强人意。

       “抬腿就出省，一脚踏三县”。尽管跨省的婚姻等民间交往非常普遍，但由于历史原因，武陵山区被“分而治之”，管理权限和方式都不一样，免不了出现行政区划内“行政性强”而跨行政区之间“市场性弱”的种种弊端。并且，其中大部分地区都曾长期处于小而弱且穷的状态。 

       对此，不仅本地人感触良多，深入其间调研的官员和学者也都印象深刻。

       六七年前，我每次驱车从湖北来凤县到湖南龙山县，经过209国道上的一座公路大桥跨越两省边界时都得交两次费，“买路钱”高过油费。而这两个县城相距仅7公里，桥两端由两省各设一个收费站。

       重庆秀山县城经319国道至该县洪安镇（即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其中一段要“借道”经过贵州省松桃县的迓驾乡。由于“两不管、两难管”，此段跨省边区路段的治安一度比较混乱。“路难行”，使得秀山后来只好新修一条公路改道经所属的雅江乡绕路去到洪安。

       行走武陵的我，曾经每每在交界边区有“咫尺天涯”之感——区区数公里，手机却要打“长途”。跨省毗邻的各个乡镇通信设施属于不同的公司，信号交叉覆盖，乡邻之间使用手机通话竟然是“长话”。

       湖北湖南的边区，曾长期互相“卡脖子”：楚酒不得入湘，湘烟无法进楚。在湘鄂西、渝东南各县区，厂家甚至地方政府争夺原材料的“烟叶大战”、“蚕茧大战”、“青蒿素大战”等也曾“硝烟弥漫”……变了味的属地管理，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无处不在。

       自然资源趋同，造成经济模式的同质；地区之间的过度竞争，又往往引发产业的畸形重构、恶性膨胀。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锰发财”导致的“猛污染”。 分属湘黔渝的花垣、松桃、秀山三县结合部作为富饶的“锰三角”矿区，无序的过度开采曾导致触目惊心的污染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在中央高层的过问之下，局面才得到改观。

       招商引资“竞争”愈演愈烈，所谓“形成政策洼地，打造经济高地”，殊不知也使有限的资源难以按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争来争去，最终是效益低下的“一窝蜂经济”。 

       困难和挑战现实而严峻，机遇和未来也同样激荡人心。在共识之下共同保护治理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资源，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作共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武陵——势在必行，时不待我！

       （四）

       1991年秋，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以80岁高龄深入武陵山区考察。

       通过调查，结合多年来的理论思考，费先生得出结论：“武陵山区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洞庭平原和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他认为，这条多民族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保住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为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具有这种特色的多民族社区，同样面临着怎样进一步团结一致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正是他一直想要探讨的重大课题。

       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中，费先生重点谈到了他非常关心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注重政治上的区域自治，用原来的行政区划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但过去的行政区域同经济区域又不一致，毗邻地区四省协作会给了很大的启发。在现实中需要交流和协作，可它又不是一个行政区域。我们的工作还跟不上经济的发展要求，这就出现了一个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是发展的结果，是出于实际的需要。”

       “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时，要配合搞出一套发展的思路、新概念、新经验。”于是，费先生给出至关重要的“药方”，即“应当把武陵地区看做一个经济地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经济区域。”

       近年来，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多学科的调查研究，对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出诸多建议，就如同费先生的“药方”一样，给武陵山区的协作共进奠定了学术基础和舆论准备。而国家战略的调整，最终为武陵山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细分区域指导政策，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不仅使行政区划之间不再人为划界“分治”，而是按经济关联程度对不同行政区域重新进行自主的经济融合，从而实现资源和市场的最优配置，更使得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由点到面的重大转折——重点区域由东部向西部推进，重心由城乡分治向统筹城乡转移，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 

       “穷兄弟”携手构建经济区的难度甚大，要取得实效，需要国家和地方都要动真格。当然，武陵山区内部的良性互动极其关键。在中央主导之下，必须强化省际高层决策会商与地方协作共进制度，设施共建、资源共享、市场共治、品牌共创，形成政府主导、业界参与、大众呼应的区域协作模式。

       其实，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央和地方、官方与民间，一直在不懈地探索。
 
       早在“八五”期间，国家按区域经济的同质性把武陵山区划为全国18个大的连片贫困区之后，农业部对口扶贫，给予当地极大的帮助。

       通过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武陵山区被整体纳入扶贫开发重点地区，还是由农业部负责组织实施，促进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2004年至2007年，在全国政协民宗委的协调、组织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四省市有关负责人，先后在重庆、武汉、长沙、贵阳召开四次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分别就基础设施建设和打造旅游精品线路等达成协作的共识，并向中央高层建议将武陵山区的协作开发作为完整板块纳入国家总体规划。  

       2009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协调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成立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组织编制区域发展规划，促进经济协作和功能互补”。

       同期，国家民委也提出了支持和促进武陵山区发展的构想。

       2010年和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相继提出议案、提案，建议国家加大力度扶持武陵山区，并建立试验区。

       近两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都相继深入武陵山区展开密集型的调查研究，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商开放开发、协作发展的大计。与此同时，工商、学术等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考察，探寻投资开发、理论创新的路子。

      武陵山区所属各省市党委、政府始终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分别多次在恩施、湘西、铜仁、黔江召开支持当地加快发展的现场办公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进行了持续不断、切实有效的帮扶。民间和政府间的各种区域协作组织也不断出现，并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多样、层次不一的协作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成立湘鄂川黔边区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会、渝鄂湘黔毗邻地区民族工作协作会、渝鄂湘黔县市区经济发展研究会、土家族文化经济发展协作会等。其中，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民族工作协作会已召开20多次会议，参加湘鄂渝黔边区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会的有35个县（市、区）。跨界合作被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列入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并努力推动实施。2004年，湘黔渝有关部门在怀化签署加强旅游合作的框架协议；来凤和龙山一直有心共同打造“龙凤同城”，如今终因“武陵山片区”而成为国家级的“经济协作示范区”；花垣的茶峒、秀山的洪安、松桃的迓驾三个跨省交界乡镇，实施了“边城”的共建规划；铜仁的大兴机场，通过黔湘联手变身为铜仁凤凰机场……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除了寻常而普遍的民间交往，一系列文化艺术节和经贸洽谈活动在武陵山区各地举办。无论哪个地方搞节庆，都会邀请周边省、县的友邻参加。

       在当下的“武陵热”中，同样作为武陵人，我尤其关注和期望看到实施的发展方略，就是“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产业布局与区域功能相结合、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协调，培育和发展山地型生态农业、资源型加工业、民俗风情旅游业和区域商贸物流业等特色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比如说，在集雄奇山水、原始生态、多彩风情、养生体验于一体的武陵山区，探索生态补偿与碳汇交易的路径，实现全域性的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使以低碳化而又高度信息化为技术支撑基础的新兴业态成为当地的寻常景观，成为武陵人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

       如此，“美丽武陵”何尝不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

        费先生提出“经济区域”的构想整整20年后，“武陵山片区”的概念和国家规划终于面世。

       2011年，注定成为武陵山区的又一个“元年”。

       就在这一年，关系武陵山区发展和前途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座山脉及其所覆盖区域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发展态势，还有其间各族民众之生存现状、追求向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完整地进入了宏观层面的国家视野。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时强调，武陵山区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任务仍十分艰巨，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打好新一轮攻坚战。

       10月22日，国务院批复《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 

       11月15日，国务院于湖南吉首市召开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大会，在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率先发起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向全面小康迈进的总攻战役。

       在官方规范的话语里，此时的武陵山区被称为“武陵山片区”。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武陵山片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武陵山区，包括湖北、湖南、贵州、重庆这4个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地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交汇地带，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大山区于一体，是我国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

       区域既是自然空间与人类文化的概念，又是历史的建构过程。出于政治、经济等宏观战略的考量，国家视野下的“武陵山片区”与文化、空间概念的武陵山区并没有完全叠合。“片区”的概念，略大于自然地理空间的武陵山区。

       此种视野下的武陵山片区，可谓大矣：17.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总面积，大致等同于丹麦、荷兰、瑞士、比利时、卢森堡这5个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总和；3645万人口（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农村人口2792万人），基本相当于青海、新疆、西藏、宁夏这4个省区的人口总和。

       唯其如此，武陵山区的发展问题才一直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四省市各级党委、政府所高度重视，先后实施各种扶持发展的优惠政策，武陵大地也才能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旧貌换新颜。

       从距今200万年左右的“建始直立人”，到数条空中航线上印有建始logo及旅游主题形象定位“人类起源地·醉美金建始”的广告；从誓约“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溪州铜柱，到1734年春天率族人赴湖广总督衙门“激切呈请”改土归流的鄂西大小土司；从铜仁锦江河岸并列供奉的儒宗、道宗、佛宗三尊“铜人”，到沅水河畔宗教街的清真寺和基督堂、天主堂；从数千年的“武陵蛮”，到土家族的确认以及多个自治州、自治县的建立；从烽火硝烟的南方苗疆边墙，到“世界之最”的矮寨高速公路特大桥；从孙中山的世纪梦想，到铁路交通网络的形成；从新生的共和国，到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从全国重点贫困地区，到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区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民族地区的缩影。 

       天时地利人和。武陵山区，这个曾经不太为国人熟悉的人文地理单元，包括它古老而又相对陌生的名号，如今频频闪亮登场。
   
       “大痴山水人间少，真本原来落此中。” 

       曾经，武陵山区那些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区域中心，星罗棋布地散落于桃花源深处的山水之间。至今，我们还可触摸到依稀的繁盛旧影：凤凰、王村、龚滩、龙潭、卯洞、濯水、洪江、茶峒、河闪渡……

       古镇正在复活，被打造成最受欢迎的时尚旅游目的地。而整个武陵山区的人文和自然，更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神采奕奕——

       土家族的西兰卡普织锦、跳撒忧尔荷、摆手舞，苗族的银饰、刺绣和古歌，侗族的大歌和鼓楼、风雨桥、合拢宴……少数民族那些日常的生产生活形态及载体，变成数十上百项国家级、省市级和地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张家界、武隆天生桥、凤凰古城、恩施大峡谷、建始野三峡、巴东神农溪、利川腾龙洞、来凤仙佛寺、酉阳桃花源、铜仁梵净山、永顺老司城、松桃苗王城、通道坦坪河侗寨、溆浦花瑶梯田、黔江小南海，还有乌江、清江、酉水众多河段如诗如歌的水上画廊……当地人习以为常的景观，令海内外游客趋之若鹜。 

       “美丽武陵”的山山水水，武陵人祖祖辈辈的生存方式和信仰习俗，通过西部大开发、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新农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生态文化旅游业等诸多路径，焕发出巨大活力，并将继续展现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前景。

       同一时空之中，继枝柳、湘黔和渝怀铁路之后，施工难度甚至超过青藏铁路的宜万铁路“百年梦想成真”；沪渝、渝湘两条高速公路上壮观的四渡河和矮寨特大桥等，创下数个高速公路建设史上的“世界之最”；无数的网上商店和电子订单，将关口葡萄、景阳核桃、花坪猕猴桃、恩施富硒茶、来凤凤头姜、龙山土家织锦、吉首椪柑、松桃苗绣、德江天麻、黔江地牯牛泡菜、秀山土鸡蛋、酉阳青蒿、麻阳冰糖橙、通道侗锦等绿色有机的土特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不光是侗族大歌唱响世界，《龙船调》、《马桑树儿搭灯台》、《黄四姐》、《六口茶》等民歌也唱到了欧美、香港的大剧院；除了越来越多的观光客，还不断有武汉、重庆的市民到恩施、梵净山等地纳凉度夏、休闲养生；湖北民族学院、吉首大学等武陵山区的高等学府，不再只是为本地培养人才，也成为新疆、西藏等全国各地各族学子成长的摇篮；莫言、张艺谋、龙应台、谭盾等艺术名家，络绎不绝地来采风找灵感；举足轻重的央企和民企，乃至世界五百强，战略投资者不断进驻大山深处…… 

       青山绿水的武陵山区，虽被古今文人墨客誉为“桃花源”，却也曾是贫穷、落后和封闭的代名词。在重庆，历史上就流传着“养儿不用教，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走一遭”的说法。意思是这些地方的艰难困苦，自然能够让人懂事、发奋。千百年来，“桃花源”这一温饱安逸、无忧无虑的美好愿景，某种程度上只是陶渊明的想象和愿望，一种文人的志趣表达和抒怀罢了。当然，武陵人一直期盼着自己真正成为“桃源人家”，历朝历代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也都在努力追求这样的理想社会。很遗憾，这些憧憬终究没有完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桃花源，从虚拟到现实。只有在今天，受益于党和国家的关切、扶持，特别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的启动，一系列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出台，才使得“桃花源”有可能逐步变成武陵人的日常生存景象。并且，它比陶渊明的“桃花源”要和谐得多，境界高远得多。就像《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所明确的那样： 

       扶贫攻坚示范区、跨省协作创新区、民族团结模范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胜地；民族团结稳定、社会和谐繁荣，与全国基本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2012年暮春，武陵山片区试点启动半年多之后，时任总理温家宝来到湘西考察，鼓励各族同胞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狠抓落实。“我们要经过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努力，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过得更好。”

       也是这一年，李克强继2008年5月到恩施之后，第二次前来调研，提出在当地开展移民建镇、扶贫搬迁、退耕还林、产业结构调整综合试点。深冬的雨雪中，高寒的山寨里，他拉着乡亲们的手说：“5年了，我觉得有变化，但是变化还是较慢。你们讲的要求，特别是恼火的事情，我都记下来了。过5年我再来，看你们过上新生活，跨个大步子！”

       去冬今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强调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当然，这也是千百年来一直与“桃花源”有着不解之缘的武陵人的梦。

       如果说“桃花源”仅仅寄托了古人山水一隅的田园理想，那么，“中国梦”则承载着56个民族近代以来最宏大的历史梦想；如果说“桃花源”只是“中国梦”古老的初级版，那么，“中国梦”就是“桃花源”升华了的现世样本和壮丽蓝图。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履新国家民委主任职务一个月之际接受记者专访时所言：“中国梦”，归根到底是56个民族共同的梦，要靠56个民族的共同奋斗来实现；这个梦就是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梦”，就是56个兄弟民族一家亲的“团结梦”。

       没有武陵山片区的小康，就没有鄂湘黔渝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胸怀“中国梦”，超越“桃花源”，探出武陵路——武陵人，任重道远。

       2011年初冬，在里耶古镇的秦简上，我亲眼见到“武陵”。拂去尘土污泥，恍然间，它正光耀于全新的时空之中。

       持梦怀远。梦想，已然照亮现实。

        世间有此“桃花源”，玉汝于成“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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