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曾在《湖北日报》上发表过《关注鄂西作家群》一文（该报2001年11月3日）。后来，我去恩施参加过两次文化活动，对那里的崇山峻岭、清江画廊、淳朴民风，还有那里的作家们执着追求文学的热情与成就，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里的青山绿水哺育了灵秀的文心，那里的人文异彩积累了丰厚的富矿：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如《退役军犬》、《林莽英雄》、《最后一只白虎》等) 在动物的传说中寄托了浪漫、古朴的英雄主义情怀，同时也体现了鄂西人对动物的人格化理解。叶梅的“民俗文化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回到恩施》等）在一幅幅色调鲜明的民俗画中写活了土家人的淳朴与乐天，同时也寄托了作家的“寻根”之思。读邓斌、向国平的《远去的诗魂》一书，我知道了恩施人文土壤深厚的一页辉煌历史。读邓斌的长篇文化大散文《巴人河》，我感到了土家族历史文化的悠久、浩荡。读刘小平的《鄂西倒影》，我也看到了当代山水诗的新希望……现在，我又读到了白公的长篇小说《女儿会》。

       早就听说过恩施女儿会，也叫土家女儿会，是鄂西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每年的农历7月12日，是土家族的女孩儿自主择偶的盛大节日。她们盛妆赶集，以歌为媒，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这样的风俗，绵延至今，据说已有400多年。在这样的风俗中，可以使人感受到土家族不同于许多民族的婚恋观念，感受到土家族女儿的率真品格，甚至，可以发现土家文化与现代女权主义精神的某些契合。古往今来，该有多少动人的爱情故事在那片神奇的山水间流传！那些故事写好了，是可以与壮族关于“歌仙”刘三姐的故事相媲美的。

       现在，白公先生的这部《女儿会》就通过薛家几代女儿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幸福而斗争的故事，为鄂西文学增添了新的异彩。在我看来，尤其是对于前两代土家女儿富有浓郁传奇色彩的故事描述，更有民俗风情画的特别看头。

       薛九香生性“大大咧咧，喳喳哇哇，像个男娃儿，又有些调皮、任性和倔犟”，有这样的个性，自然就会有“自己的幸福自己去挣，完全不需要依赖别人”的爱情观。围绕着她的爱情故事，作家描绘出土家人一幅幅引人入胜的风情画：从“月半节”到“女儿会”到“拦社”的节期由来，从吊脚楼里的山歌到吹木叶的传说，从女儿家穿着民族服装“三叠水” 、“节节高”赶集到织西兰卡普的讲究，还有女儿去情郎家“看廊场”的风俗、土家人对婚前对象有过“野合”、“开处”经历宽容的心态，以及关于土家人始祖相王天子、盐水女神的传说，都穿插得贴切自然，为作品平添了一个个闪亮的风情看点。然而，九香的故事结局却是悲剧。无论她个性如何倔强，怎奈命运捉弄、恶人遮天，到头来遭遇的是飞来横祸。这样的悲剧结局耐人寻味：女性的独立人格固然重要，可如果缺少合适的生存环境，常常也免不了悲剧的结局。值得注意的还有，作家没有因为女儿会的开放、浪漫而忽略生活的另一面。九香继母对于顺翠赶集的交代（“上街一定要紧开口，慢开言，小心谨慎；眼睛不要乱梭，跟男娃儿说话要有几尺远，更不能掐掐捏捏，挨挨擦擦；要早去早回，不要到小清河和龙潭那里去，那不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更不能唱风流歌；相互看上了，就请媒人到屋里来跟我和你后老汉儿说”）就透露出至少部分妇女对于“女儿会”的某些禁忌心态。这样的禁忌系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也正好与九香的悲剧互为映证。有了这样的悲剧，小说才显示出了五味俱全的底蕴。

       薛清秀的故事也是悲剧。小说从女儿会“选瓜”（选美）写起，清秀参选的结果却是惹祸上身。作品中关于富豪罗连城将“女儿会”办成招商盛会的考虑，以及比试招亲过程中抛香袋、抽签抵扁担、吃盖碗肉、吃红广椒、拔河、爬日天笋，以及新婚前夜“陪十姊妹”、结婚时考新郎、新娘戴照妖镜、穿露水衣，还有诸如迎亲、成亲，办丧事、热热闹闹跳撒儿嗬等等的描写也都颇有清新的民俗气息。然而，紧接着关于“左洞生心术不正，脾气不好，德行不行”的情节很快将故事推向了悲惨的深渊：左洞生的暴虐使清秀的婚姻成为一场噩梦。小说中关于左洞生用“女儿笼”锁住清秀下身的描写简直令人发指，使人想起中国、西方某些国家在黑暗年代都有过的惨无人道的“贞操锁”。虽然，清秀与情人终于激于义愤，杀死了左洞生，可她最终被处极刑的结局仍然令人感慨：女儿抗争谈何容易！

       这两个悲剧故事都为“女儿会”的浪漫习俗平添了浓厚的悲凉氛围。同时，土家女儿的爱情抗争与殉情不是也在那些土家人婚丧嫁娶、风俗讲究的浪漫描写中焕发出了非比寻常的女性精神的异采吗？

       第三部写野猫嶆薛氏三姊妹的婚恋经历和命运遭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一代土家女儿追求婚姻自由的信念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行为更加大胆，当然，新的时代给她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背景和空间，为她们搭建了尽情放飞心灵的平台，如城市化的快进、人口流动的加速，使她们视野更加开阔、与异性的接触更加频繁、谈情说爱的机遇适宜且良多，然而，要真正使婚姻自由变为现实却又是一件极不易的事，物质主义的冲击、精神的溃败和道德的滑坡使原本纯真的爱情受到污染。金钱与权力的绑架，使人心扭曲，爱情变味，乱相百出。薛绍枝和薛绍青就是因遭遇了这种绑架，而沦为悲剧的，作者对她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同情、悲悯，又有嗟怨和指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薛绍莲，作者是十分欣赏的，她的爱情经历颇为曲折，然而，她能守住内心，能冲破和打碎现实种种枷锁，为获取真正的爱情而拼搏，虽然文中她未能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另一半，但她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的，作品结尾写她从外地赶回参加女儿会，已经预示了她成就美好姻缘的可能。这一部分从思想价值上看是前两部分的承袭和发展，其核心依然是寻找和保卫自由爱情，写法上虽然传奇性弱了一些，但现实贴近性更强，对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情感冲击会更大，思想启迪也会更强。

       稍感不足的是，这一部关于风土人情的描绘和上两部相比要逊色一点，也许是因为今天的土家文化已经受到山外文化的猛烈冲击而面临危机的事实所致？值得深思。即便如此，作品的文化内核和价值依然闪灼，即土家文化的密码和基因并未丢失，尤其是土家人通过爱情追寻显现出来的自由精神强烈地打动了人心，从这一点来看，女儿会所体现的意义具有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追求和文化趋势是相通的，毫不怀疑，作者是站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来反映人性人生，而风土人情和爱情的描写只是一种巧妙地进入方式，一种睿智的表达，一种颇具审美价值的叙述选择。

       此外，我还注意到，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也常常是通过对恩施土家人方言土语的生动再现得以体现的。土家人自有自己的形象思维和生动土语。例如薛乡士的一番话：“江湖一带的女子，当老板、当掌柜、做店员，经商是里手、水上会划船、饭店会厨师、服装会缝纫，能歌善舞，杰女很多，我非常钦佩”，朗朗上口，就显示了他见多识广的“江湖味”。还有九香在集上与男儿的对话也可谓“针尖对麦芒”，有彼此试探的心劲，也有鲜明的“民歌风”——

       男儿说：“好妹子，这板栗是金坨坨还是银坨坨？要价这么高！”

       九香说：“我说这位哥子舍，要的是价，还的是钱，走的是路，过的是年。你知道我河边栗树有多高？一树栗子结多少？我费的功夫有多大，你还嫌价码高？”

       男儿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愣在那儿。

       旁边清瘦男儿说：“水里栗树有多高？你的栗树就有多高。水里栗树结多少？你一树栗子就结多少？”

       此外，“青石头怕龙骨钻，贞洁女子怕涎皮汉”之类生动的俗语，读来也很有味道。

       就这样，我从《女儿会》中再次感受到了土家族文化的无穷魅力，也感到了白公先生在描摹土家风情、传达恩施地域文化风采方面的出色才情。衷心期待、也相信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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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公，本名吴柏松，土家族，1954年12月生，现供职于湖北省恩施市文体局。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国作家》、《民族文学》、《长江文艺》、《延河》、《安徽文学》、《阳光》、《黄河文学》、《芳草》等多家文学期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多篇。多篇作品入选《白虎文丛》（湖北人民出版社）等文集。有长篇小说《人字》《我爱你》长篇报告文学《恩施模式》散文集《感动时代》《感知鄂西》等问世。其长篇新作《女儿会》于2011年11月由长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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