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贵州行省，置铜仁府，管辖范围大致以碧江区（原县级铜仁市）为中心，包括松桃县的牛郎镇、大兴镇和江口县及万山区。而今天的铜仁则包括以梵净山为中心的西五县和东五县。这里的讨论交流范围以原铜仁府管辖的范围为主。铜仁建府，标志着铜仁进入了“改土归流”的新时期，对于推动铜仁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铜仁真正意义上的快速发展，则是在铜仁解放之后，尤其是铜仁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的后10多年。铜仁建府距今年刚好600周年，今天共同探寻铜仁建府600年的得与失及其启示无疑对我们当下及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600年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长，但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很短。那么，铜仁建府600年留给了我们什么呢？

       翻阅铜仁有史记载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财富，首当其中的应是传给了我们碧波荡漾的锦江。发源于梵净山的大、小江在铜仁城南处铜岩交汇后名为锦江，三江将铜仁城一分为三，铜仁城顺水而建，百姓临水而居，是世界上少有的山中之城、水中之城、画中之城，使铜仁天然成为一个山水公园城市。

       其次是见证铜仁发展的铜仁古城。从铜仁首任知府田载（秋）开始到后来的历任知府，一方面为防御洪灾、躲避战乱、防止匪患而筑城，通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铜仁城已成为武陵周边为数不多的千户之城，被誉为“辰沅要隘”、“黔东重镇”。 另一方面明清政府在加固城池的同时，依托通江达海的锦江航运便利，固农业，兴商业，优环境，使铜仁成为湘黔川鄂四省交界的商贸中心，被誉为 “黔东护商栈”，出现了“舟楫往返，商贾云集”的盛况，铜仁当地拥有远近闻名的八大商号，形成了北有北宋开封、南有明朝铜仁的“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在贵州建省之初乃至很长一段封闭时期，使铜仁成为贵州开发最早的地方，从此铜仁在3个多世纪里一直领先武陵周边的发展。再次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英才。明清以来，铜仁培育出有贵州举人第一家、四世同堂九举人的陈珊家族，有以清代翰林、担任乾隆年间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点校、主撰道光《铜仁府志》的徐如澍和修建徐福茶园山庄的徐以暹为代表、出过40多位诗人的秦朝方士徐福铜仁后裔家族，有早年留学日本、担任铜仁县立中学（铜仁一中）“一门三校长”的曾奉卿家族，有教育先贤、创办城南小学和首所女子学堂的周锦桐校长，有贺龙元帅的革命引路人、湘鄂西革命根据的创始人周逸群，有官至陆军上将、蒋介石赞其“勇而好谋，智而善断”并为他亲自作传的北伐名将杨胜治（杨国祥），有受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国家田径队优秀运动员的徐世漳，有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将军亲自点将、《孙子兵法》正研究员、全军第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将军吴如嵩,有中国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获得者、原地旋转27700圈的旋转奇人熊俊陵……。

       再其次是铜仁城市大扩容交通大改变。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国民共同富裕，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西部发展。这一时期，主政铜仁的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谋略的战略家和实干家，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西部大开发是改变铜仁落后面貌，推动铜仁后来居上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他们深入调研赴外考察亲自规划谋划铜仁发展新蓝图，实施铜仁城市南移北扩计划，修建了铜仁城市快速干道，使铜仁旧城区和老城区连为一体，城区面积5年内从原来的20平方公里增加到50平方公里，以铜仁城区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圈初步形成；他们研判形势跑省进京争取国家项目支持铜仁发展，争取了铜仁机场、渝怀铁路（过境铜仁）、铜大（杭瑞）高速、沪昆高铁（过境铜仁）建设项目，在十年内实现了通航、通高速、通铁路的目标，结束了铜仁无机场、无高速、无铁路的历史，彻底打破了制约铜仁发展的瓶颈 。正是这些我们才当之无愧的拥有了“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仁”的赞誉。这些是值得我们每一个铜仁人骄傲的和自豪的！

       但是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让我们再看看铜仁的地理状况和打开存封的记忆，我们也有不堪回首的一页，虽然不愿提及，不过那确实是不能忘记的。尤其是发生在铜仁人身边的水灾、火灾和人灾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难以抹去。我们曾经拥以自豪的锦江，她平静时像温柔的少女，愤怒时则像脱缰的野马。锦江几乎每隔5至8年就要涨一次大水，尤其是进入十七世纪以后，大洪水更加频发。由于火灾、战乱以及明清时期对大小江及锦江两岸过度地开发，加之铜仁城区四周高，城内地势低，每遇汛期大水，城必摧之或淹之，概莫能外。公元1607年的一次大水就将明朝一个世纪以来构筑的铜仁城池毁于一旦，而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的1995年的一次大水也淹没了三分之一的铜仁城。还有在二十一世纪初，在锦江上游的大小江中部各修建了一座小型水电站，每当枯水季节导致电站下游很长一段河流断流，以及那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锦江水质变差、鱼类减少……;我们曾经拥以为豪的铜仁古城，在清朝鼎盛时期面积有四平方公里，城内有八门七街12巷，但是随着晚清的衰败以及过度的城镇化开发，东门没有了，北门也没有了，古城墙没有了，远近闻名的东山镇远楼、大观楼被大火付之一炬。连耸立在西门岸上、规模宏大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也是在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被一锯一锯给锯掉了。有千年历史的镇水祠川主宫，即使我们的祖辈们请来了李冰父子护水安民，也难逃当下逐利者的下场，居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2006年，仍然被一把无情的大火吞噬。虽然当事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文物部门也多渠道筹措资金重建了川主宫，但是它能换回那种历史的沧桑吗？……现在的铜仁古城只有0.6平方公里，仅存着破难不堪的中南门和江宗门了。这还是铜仁的有识之士据理力争保存下来的，多亏了有这么热爱铜仁的人，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城市。如今江宗门也纳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但愿它能保持着古城的样子，不要再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又流失一片古城；我们曾经拥以为豪的武陵周边商业中心地位，由于晚清的政治腐败，减少了对包括铜仁在内的边区投入，尤其是那个时期主政铜仁的官吏感到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大事已去，为了统治阶级自身利益，故只加固城墙，明哲保身，没有考虑加强市场建设，导致商贸基础设施日渐落后，加上铜仁周边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使铜仁商贸业一落千丈，往日辉煌3个多世纪的商业中心地位不复存在；我们曾经拥以为豪的铜江书院，他曾成就了印江书法家严寅亮成为北京“颐和园”匾额三字的题写者而流芳百世，他曾培养了周逸群等一代又一代的铜仁英才，但很多年前铜江书院消失了，现在仅有一块书写 “铜江书院”四字的石碑还在；我们曾经拥以为豪的周逸群烈士，他是进行勤奋学习、爱党爱国、敢于牺牲的最好教材，但现在是外界热，本地冷。湖南君山区为他修建了高高的纪念碑，湖北洪湖为他修建了纪念馆……他依然活在他战斗过的湘鄂西群众中，他依然长眠于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洞庭以北的君山区的墓地里。我曾于2010年、2011年两次受委派带队前往湖南君山为周逸群烈士扫墓、参加湖北洪湖湘鄂西革命纪念馆落成，受到了两地官方和民间的热情接待。虽然我们在2010年，在保护修缮周逸群故居的基础上，又争取中央军委总后、中央和省宣传部的支持，选址在东山脚下、铜仁中南门古城区修建了周逸群烈士陈列馆，但作为英雄家乡的我们可否再多为英雄做点什么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表面上看，我们铜仁的落后，是地里条件的制约，而实质上是我们教育和创新的缺失。

       一是清朝后期重建设城市轻经营城市。从清朝鼎盛之后到解放后的8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主政者从防洪保民的角度出发，只重视加高加固铜仁城墙，进行城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注重规划、经营城市，发展城市经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修建一个大型的商品交易市场，从事商业贸易的工商业者依然靠肩挑背驼随街叫卖。随着晚清后期外国的坚船利炮的侵入，加上锦江流域修建发电站使锦江这个黄金水道失去了往日的商业优势，再加上在抗日战争中期以前无一条公路进入铜仁，所以，商业中心逐渐向周边水通路通有规范市场的怀化等地方转移。通俗点说，这个阶段铜仁几乎是“有城无市”。

       二是清朝后期的很长一段时期主政者没有抓住发展机遇。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抗日战争中期，为了战争的需要修建了连接湖南的铜松公路和铜玉公路，战争结束后，当时的主政者只注重医治战争的创伤，而没有充分利用铜松、铜玉公路这个通道发展工商业。另一次则是解放后的70年代初期发生的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可笑的事情，国家为加强三线建设和帮助西部发展，决定在武陵山区的腹地修建一条连接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的湘黔铁路，当时的铜仁主政者都是行伍和穷苦家庭出生，他们面对这个新的事物茫然无知，拒绝了湘黔铁路过境铜仁，最后从玉屏县过境转了一个大弯之后就直接到达湖南怀化。因为他们认为：火车一响，物价上涨。火车来了，铜仁的老百姓就再也吃不到价廉物美的土鸡蛋和珍珠花生了。怀化则抓住湘黔铁路过境并设站的机遇，平山丘，建市场，兴商贸，在短短的十多年后就成为武陵山区新的商贸中心，使怀化从一个小山村真正变成一个火车拉来的崭新城市。

       三是清朝后期的主政者没有放眼世界立足实际补工兴商。俗话讲：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旅不兴。由于清朝长期的闭关自守，对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浑然不知。当英国1840年完成工业革命时，清朝依然以央央大国自居，根本看不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依然按照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结果使清朝在鼎盛时期占世界经济总量第一而在鸦片战争后迅速跌落千丈。同样如此，在鸦片战争后到解放后的80年代初期，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期这段时期里，当湖南已经调整产业结构，突出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开发新兴文化旅游业时，铜仁的主政者只为上，不为实，不做横向比较，不顾客观实际，不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依然提出要强农稳农，而忽视了工商业的规划和发展，没有在世界及周边发展态势中完成补工兴商这一课，使铜仁在明清鼎盛时成为一花独秀而到了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名落深山，名次排名逐年靠后。

       四是晚清之后的铜仁缺乏可持续的教育机制和创新环境。据考证，从铜仁建府以来到二十世纪的20年代末期五个多世纪里，铜仁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而在二十世纪的3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初期近100年的时期里，只从地级铜仁范围内来讲，铜仁（碧江）往西150来公里的印江出了个国务委员戴秉国，再往西200余公里的思南出了个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在铜仁（碧江）北去90公里的松桃有先后担任原贵州省委书记和原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吴向必。虽然铜仁现有副军职干部中央军委总装备部罗来勇等优秀代表，但是其影响力还需要大大提升。近100年以来，从铜仁走出去的优秀代表人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职位以及影响力都不及周边，很显然，这一结果是可持续教育和创新缺失所造成的。这一时期的教育不如周边县，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思南一直占据教育龙头的地位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甚至还不如明清时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末期能出一个周逸群，而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就不能再出一个像周逸群一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出来的问题。

       那么，我们想要从铜仁建府600年中得到什么启示呢？我认为，600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作为铜仁今朝的主人，纪念铜仁建府600年，贵在借鉴历史，启迪未来，科学定位，后发赶超。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纪念活动就毫无意义。明朝谋士刘伯温曾对包括铜仁在内的云贵人民也寄予厚望并作出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过去600年了，我们在四面崛起的态势下，在当前我们缺资金、缺人才、缺机制的不利条件下，我们能实现吗？能！因为我们有“赛”的基础，我们有“赛”的动力，我们有“赛”的机遇，我们有“赛”的勇气，我们有“赛”的决心！怎么做呢？我个人认为铜仁的出路在于：以史为镜，规划铜仁！就是要在研判史情、世情、周情的基础上，立足自身的实际和特色，走环境立铜、实业富铜、人才兴铜、民生稳铜、创新强铜之路，并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实现铜仁快速、高效、永续发展。具体行动是：首要保护好梵净山、锦江和乌江青山绿水。这是铜仁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国家赋予我们的重任，所以我们应把保护好铜仁的生态良好环境作为立市的根本。要把当前发展需求和子孙后代永续发展需求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环境保护规划，划分保护区、生产区和生活区，实行不同的保护级别，对保护区严禁生产生活作业，对生产区要实行严格的企业准入管理，对生产区和生活区污染源要严格控制和处理，保护好青山绿水，促进铜仁永续发展，为实现铜仁的“中国梦”提供环境保障。

       其次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要依托城镇化，加快推进产城一体化建设，突破新型工业和商贸旅游发展，做大产业经济蛋糕。无数事实证明：没有实业支撑的城市是长不大的城市。或者说一个地方总是发展农业，或者农业占大头，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工业发展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工业，只有工业才是支撑一个城市的支柱产业。铜仁属欠开发程度较深的地区，由于受客观和主观条件制约，新型工业化和新兴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必须抓住当前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加强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铜仁东站铁路物流园区建设，引进优化招商项目，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赶紧补工兴商，弥补工业短腿瓶颈，完成工业快速积累任务，加快商贸旅游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经济总量，实现后来居上；第三要大力实施人才兴铜战略。国以才立，政以才兴！要大力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实行最严厉的教育制度，做到全民普及高中或中职教育，普遍提高全民素质。同时做到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突出培养本土各行各业像周逸群、戴秉国、廖锡龙一样优秀、杰出的领军人才，制定出台引进、留住、激励人才政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第四要大力加强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要转变发展理念，树立抓民生也是发展的观念，加大对民生的投入，逐步满足群众对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就业、更好的就医、更好的居住和更好的参与国家、社会公共事业管理的需求，促进社会稳健、共同发展；第五要建立鼓励创新机制，重奖有功之臣，激发全民创业热情。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要重温邓小平在南巡的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创新人才使用、土地利用、投融资、财税和社会分配机制，最大限度的调动社会资源服务铜仁科学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创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推动“铜仁（云贵）赛江南”提供不竭的动力！

       唯有如此，我们才不愧对祖先；唯有如此，铜仁才拥有未来！（作者为铜仁市碧江区政协副主席、 碧江区委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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