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廖汉生，湖南桑植长瑞乡人，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在贺龙元帅耳提面命下，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一代名将：红军岁月里，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场上，担任过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担任过军政治委员;开国强军中，担任过三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主持办军校，曾是两所著名军事院校主官。

廖汉生投身红色军旅半个多世纪，他的传奇经历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期间也留下许多启迪后世的轶事。

“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天，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游击队，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一直是贺民英游击队的驻地，开始住的地方叫割耳台。贺民英游击队，领头的自然是贺龙大姐贺民英，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都拿起枪，能拿锄都荷起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

贺民英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敌人拿他们没办法，就像廖汉生讲的：“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可是，好景不长!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贺民英游击队成为众矢之的。敌人涌上四门岩山区“清剿”，游击队驻地割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这时，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女一子，大的不过两岁，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他便写信给母亲，把妻子、两个孩子接回桑植老家隐蔽。

不得已，贺民英游击队从割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回忆往事，廖汉生笔下满是豪情：“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廖汉生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住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颗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

回山的时候，贺民英、廖汉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会使敌人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冻僵了。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专人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 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挖野菜。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饥寒交加，就捡来干树枝，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当时，有一首农家山歌，唱的就是游击队员的艰苦岁月：吃的洋芋果(土豆)，烤的转转火(篝火)，盖的黄丝被(稻草)，背的抓子火(土枪)。

就这样，廖汉生等人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端：“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生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九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三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这时，红三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

从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三军中开始“肃反”运动，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4次，冤杀了好几千人。

对于夏曦的倒行逆施，亲历那段恐怖岁月的廖汉生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三军只剩下4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三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三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委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党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高潮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心知肚明：“我到红三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这年8月，红三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警卫班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政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七师师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谆谆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做‘重新登记党’。”

重新登记党员时，绝大多数党员竟然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诚如廖汉生所分析的：“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面对这种情况，廖汉生悲愤填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份，红三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36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

“历史不容篡改，我据实写出了我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1933年冬天，红三军已被夏曦瞎“肃反”折腾得濒临毁灭边缘，廖汉生等基层指战员忧心如焚。就在这时候，亲任全国“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把眼睛盯向了红三军。他一面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一面派来说客企图“招安”。次年1月初，有一位施南(今恩施)来客到了利川县小河镇的红三军军部，求见贺龙。此人名叫梁素佛，是先来联络的，带来了熊贡卿以昔年好友名义写给贺龙的一封信。熊贡卿在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有过一面之交，他在信中要求前来拜访、叙旧，并称愿意帮助贺龙摆脱困境。

贺龙一眼就看穿了熊贡卿的用意，这是替蒋介石作“说客”，招降、策反来了。他气得两眼冒火，恨不得一刀把那个联络的梁素佛劈了。但他克制住冲动，把信交给了关向应政委。

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分析了熊贡卿的来信，同意贺龙的看法，为了摸清外界情况，决定以贺龙名义复信熊贡卿，允许他来红三军。

对于熊贡卿之行，廖汉生有过笔述：“几天后，梁素佛引着熊贡卿一路过来了。熊贡卿摆出蒋介石代表的架子，带着礼品，坐着轿子，身后还跟着护兵。”贺龙按照分局会议的决定，出面接待了他，而后红三军转入湘西龙山县茨岩塘休整了半月。在这半月里，贺龙向熊贡卿进行了多次询问，得知蒋介石以为贺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要一面以重兵“剿”之，一面以高官“抚”之，就可以“招降”贺龙。贺龙还从熊贡卿口中探知：敌人已经派了4个人到红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也派进了人，这些人都是去搞上层收买的，企图打入红军领导机关，破坏红军。

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湘鄂西分局决定处决熊贡卿，廖汉生则是负责抓捕者：“一天凌晨，红三军准备从茨岩塘向桑植出发。贺龙军长命令我同一名警卫员去逮捕熊贡卿。熊贡卿住在军部旁边的一座屋里，他的那些护兵住在远离军部的特务队驻地，早已被严密控制起来了。我受领任务后，带上警卫班班长张伢，闯进熊贡卿的屋里，他还在酣然大睡。”

廖汉生上前一把扯开熊的被子，厉声喝道：“起来!”

熊贡卿从睡梦中惊醒，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干什么?”

“逮捕你!”

熊坐起来，惊慌地说：“你们误会了吧?我是贺军长的客人。”

“快起来，少废话!”廖汉生用枪指着他，严厉呵斥。

“你们抓人，贺军长知道不知道?”熊还是赖在床上不动。

“我们就是奉贺军长命令来的。”

“啊!”熊贡卿绝望地叫了一声，吓瘫了。

廖汉生等提起熊的小皮箱，把他押到特务队。

在茨岩塘去桑植的路上，有一个山垭口，待命出发的部队集合在这里举行公判大会。贺龙站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迎着凛冽的山风，高声宣布：“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每当回忆起这一幕，廖汉生都非常激动：“贺龙越说声越大，他把手臂猛力一挥，使我们感到有一股披荆斩棘的力量。”

一声枪响，结束了熊贡卿这个反动说客的可耻一生，也对蒋介石的“劝降”阴谋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处决熊贡卿，深深地教育了廖汉生等在场的红军指战员：“我们从中看到了贺龙军长对党和革命的耿耿丹心，敌我分明、疾恶如仇的革命立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坚定意志，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

熊贡卿死了，蒋介石如意算盘打错了!这是铁打钢铸的历史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处决熊贡卿说成是什么“通敌”，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搞投敌叛变”，企图从历史上来打倒贺龙。

专案组的人也曾找到廖汉生，硬说熊贡卿是贺龙派他具体联络的，要他交代什么“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一提起这件事，廖汉生都怒不可遏：“逮捕熊贡卿，是贺龙派我去的;处决熊贡卿，是红三军 3000 多名指战员有目共睹的，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在这个问题上贺龙无懈可击，功不可没。历史不容篡改，我据实写出了我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老百姓送慰问品，“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

1939年春天，八路军第一二O师奉命挺进冀中平原抗日。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第一二O师第七一六团对外使用了“亚洲部第六团”的代号，简称“亚六团”。这时，廖汉生是第七一六团政委，黄新廷是团长。

冀中的老百姓刚开始曾怀疑过八路军：“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侉里侉气，能打过鬼子兵吗?”很快，廖汉生、黄新廷指挥第七一六团初战告捷，让冀中人民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曹家庄，位于河间城西约10公里处。为了待机打击河间出扰之敌，第七一六团开进该地区。2月2日，河间城里的日军宫崎联队200余人，又出来袭扰。上午9时许，日军大摇大摆地进至曹家庄。骄横的日军仍像以往那样，先架起山炮进行威慑性轰击，而后端着步枪发起进攻。第七一六团以一连兵力沉着抗击，用两营兵力向敌人阵地反冲击，当即夺占敌人阵地，缴获轻机关枪2挺、步枪21支，打得日军只好退守待援。下午，驻任丘、河间两城的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前来增援。四路敌人会合后，气焰又嚣张起来，向第七一六团猛烈进攻。廖、黄指挥部队稳扎稳打，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墙头，一直相持到黄昏。天一黑，廖、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八路军夜战近战优势，派一个营兵力摸进日军占据的村子，一通猛打。日军顶不住了，弃阵而逃，拉着30多辆大车的死伤人员跑回河间城。

曹家庄一仗，第七一六团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40余名，极大地震动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

当敌人逼近曹家庄时，第七一六团带着部队往前开，一些老百姓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枪响婚也不敢结了，新郎、新娘衣服没换，拔腿就跑。可是，当第七一六团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百姓自动又回来啦!

当地百姓的热情，廖汉生刻骨铭心：“那一天我团从上午9点打到午夜后4点，整整19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作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啦。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点心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 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在人群中，廖汉生看到那位娶媳妇的新郎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十字披红，给部队抬担架，忙得满头大汗，沾了一身血迹。他亲切地问：“新郎倌，敌人打来时，我们部队向前去，你们都跑了，为什么现在又回来帮着抬担架?”小伙子非常坦诚：“你别见怪，过去有些队伍是一打就跑，鬼子来啦我们不跑不行呀。你们这次不同，硬把日本鬼子打趴下啦!”

廖汉生跟他打趣：“你这个新郎倌今天娶媳妇也来抬担架，可别误了你入洞房呀?”小伙子红着脸只是憨笑。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第七一六团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上观战，要亲眼看看第七一六团是怎么样打鬼子的。一讲起这些事，廖汉生动情不已：“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春节、元宵。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驻地，慰问第七一六团。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是，群众就把所有慰问品都送给你。不是，就不给。廖汉生怕厚此薄彼影响团结，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兄弟部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对此，廖汉生内心感叹：“我觉得这些老百姓有点太那个，搞得过了头，可他们那种单纯、直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第七一六团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来不及装殓，只能就地掩埋起来。让廖汉生感动落泪的是，“老百姓知道了不干，又挖出来，凑钱买来最好的棺材，将烈士遗体擦洗干净，盛殓后重新入葬。干部战士看到这个场面，受到很大激励，流着泪说：‘我为老百姓打仗死了，老百姓这样待我，我心满意足啦……

“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

在西北解放战场上，廖汉生长期担任第一纵队(第一军)政委，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征战，他是久闻彭的严厉：“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七一六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第一纵队开始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8天，开得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成败得失。讲话中，彭总一方面肯定了第一纵队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一方面又指出两个不足。当时，廖汉生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总争辩起来。

散会以后，彭总把第一纵队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都参加了。当时，廖汉生等人毫不讳言：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告诉廖汉生等人：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啊!

最终，“我们一纵队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9月间，在陕西合阳县雷家庄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时，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廖汉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10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第二纵队一个评剧团从黄河东边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晚上，在一片空场上搭起戏台，挂上汽灯，敲响了锣鼓家什。大家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廖汉生没有料到：“彭总也来了，坐在我们身后。”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彭总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嘛?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彭总越说越火，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

昨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总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总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

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的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总点了点头。于是，廖汉生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总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总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据说，彭总曾对身边同志说过：“廖汉生既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诤友!”

廖汉生等各纵队领导根据彭总的指示，让纵队和各旅剧团排练、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其中，歌颂晋绥女英雄的《刘胡兰》、反映农村剥削关系的《白毛女》、《血泪仇》和揭示战斗英雄刘四虎成长道路的《刘四虎》等戏，对部队教育很大。这时，廖汉生由衷佩服：“彭总深谙人民军队治军之道!

责任编辑：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