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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军旅轶事

时间:2021-03-16 16:55:37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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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廖汉生,湖南桑植长瑞乡人,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在贺龙元帅耳提面命下,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一代名将:红军岁月里,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场上,担任过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担任过军政治委员;开国强军中,担任过三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主持办军校,曾是两所著名军事院校主官。

廖汉生投身红色军旅半个多世纪,他的传奇经历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期间也留下许多启迪后世的轶事。

“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天,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游击队,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一直是贺民英游击队的驻地,开始住的地方叫割耳台。贺民英游击队,领头的自然是贺龙大姐贺民英,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都拿起枪,能拿锄都荷起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

贺民英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敌人拿他们没办法,就像廖汉生讲的:“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可是,好景不长!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贺民英游击队成为众矢之的。敌人涌上四门岩山区“清剿”,游击队驻地割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这时,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女一子,大的不过两岁,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他便写信给母亲,把妻子、两个孩子接回桑植老家隐蔽。

不得已,贺民英游击队从割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回忆往事,廖汉生笔下满是豪情:“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廖汉生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住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颗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

回山的时候,贺民英、廖汉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会使敌人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冻僵了。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专人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 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挖野菜。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饥寒交加,就捡来干树枝,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当时,有一首农家山歌,唱的就是游击队员的艰苦岁月:吃的洋芋果(土豆),烤的转转火(篝火),盖的黄丝被(稻草),背的抓子火(土枪)。

就这样,廖汉生等人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端:“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生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九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三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这时,红三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

从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三军中开始“肃反”运动,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4次,冤杀了好几千人。

对于夏曦的倒行逆施,亲历那段恐怖岁月的廖汉生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三军只剩下4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三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三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委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党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高潮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心知肚明:“我到红三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这年8月,红三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警卫班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政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七师师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谆谆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做‘重新登记党’。”

重新登记党员时,绝大多数党员竟然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诚如廖汉生所分析的:“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面对这种情况,廖汉生悲愤填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份,红三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36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

“历史不容篡改,我据实写出了我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1933年冬天,红三军已被夏曦瞎“肃反”折腾得濒临毁灭边缘,廖汉生等基层指战员忧心如焚。就在这时候,亲任全国“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把眼睛盯向了红三军。他一面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一面派来说客企图“招安”。次年1月初,有一位施南(今恩施)来客到了利川县小河镇的红三军军部,求见贺龙。此人名叫梁素佛,是先来联络的,带来了熊贡卿以昔年好友名义写给贺龙的一封信。熊贡卿在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有过一面之交,他在信中要求前来拜访、叙旧,并称愿意帮助贺龙摆脱困境。

贺龙一眼就看穿了熊贡卿的用意,这是替蒋介石作“说客”,招降、策反来了。他气得两眼冒火,恨不得一刀把那个联络的梁素佛劈了。但他克制住冲动,把信交给了关向应政委。

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分析了熊贡卿的来信,同意贺龙的看法,为了摸清外界情况,决定以贺龙名义复信熊贡卿,允许他来红三军。

对于熊贡卿之行,廖汉生有过笔述:“几天后,梁素佛引着熊贡卿一路过来了。熊贡卿摆出蒋介石代表的架子,带着礼品,坐着轿子,身后还跟着护兵。”贺龙按照分局会议的决定,出面接待了他,而后红三军转入湘西龙山县茨岩塘休整了半月。在这半月里,贺龙向熊贡卿进行了多次询问,得知蒋介石以为贺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要一面以重兵“剿”之,一面以高官“抚”之,就可以“招降”贺龙。贺龙还从熊贡卿口中探知:敌人已经派了4个人到红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也派进了人,这些人都是去搞上层收买的,企图打入红军领导机关,破坏红军。

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湘鄂西分局决定处决熊贡卿,廖汉生则是负责抓捕者:“一天凌晨,红三军准备从茨岩塘向桑植出发。贺龙军长命令我同一名警卫员去逮捕熊贡卿。熊贡卿住在军部旁边的一座屋里,他的那些护兵住在远离军部的特务队驻地,早已被严密控制起来了。我受领任务后,带上警卫班班长张伢,闯进熊贡卿的屋里,他还在酣然大睡。”

廖汉生上前一把扯开熊的被子,厉声喝道:“起来!”

熊贡卿从睡梦中惊醒,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干什么?”

“逮捕你!”

熊坐起来,惊慌地说:“你们误会了吧?我是贺军长的客人。”

“快起来,少废话!”廖汉生用枪指着他,严厉呵斥。

“你们抓人,贺军长知道不知道?”熊还是赖在床上不动。

“我们就是奉贺军长命令来的。”

“啊!”熊贡卿绝望地叫了一声,吓瘫了。

廖汉生等提起熊的小皮箱,把他押到特务队。

在茨岩塘去桑植的路上,有一个山垭口,待命出发的部队集合在这里举行公判大会。贺龙站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迎着凛冽的山风,高声宣布:“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每当回忆起这一幕,廖汉生都非常激动:“贺龙越说声越大,他把手臂猛力一挥,使我们感到有一股披荆斩棘的力量。”

一声枪响,结束了熊贡卿这个反动说客的可耻一生,也对蒋介石的“劝降”阴谋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处决熊贡卿,深深地教育了廖汉生等在场的红军指战员:“我们从中看到了贺龙军长对党和革命的耿耿丹心,敌我分明、疾恶如仇的革命立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坚定意志,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

熊贡卿死了,蒋介石如意算盘打错了!这是铁打钢铸的历史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处决熊贡卿说成是什么“通敌”,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搞投敌叛变”,企图从历史上来打倒贺龙。

专案组的人也曾找到廖汉生,硬说熊贡卿是贺龙派他具体联络的,要他交代什么“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一提起这件事,廖汉生都怒不可遏:“逮捕熊贡卿,是贺龙派我去的;处决熊贡卿,是红三军 3000 多名指战员有目共睹的,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在这个问题上贺龙无懈可击,功不可没。历史不容篡改,我据实写出了我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老百姓送慰问品,“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

1939年春天,八路军第一二O师奉命挺进冀中平原抗日。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第一二O师第七一六团对外使用了“亚洲部第六团”的代号,简称“亚六团”。这时,廖汉生是第七一六团政委,黄新廷是团长。

冀中的老百姓刚开始曾怀疑过八路军:“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侉里侉气,能打过鬼子兵吗?”很快,廖汉生、黄新廷指挥第七一六团初战告捷,让冀中人民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曹家庄,位于河间城西约10公里处。为了待机打击河间出扰之敌,第七一六团开进该地区。2月2日,河间城里的日军宫崎联队200余人,又出来袭扰。上午9时许,日军大摇大摆地进至曹家庄。骄横的日军仍像以往那样,先架起山炮进行威慑性轰击,而后端着步枪发起进攻。第七一六团以一连兵力沉着抗击,用两营兵力向敌人阵地反冲击,当即夺占敌人阵地,缴获轻机关枪2挺、步枪21支,打得日军只好退守待援。下午,驻任丘、河间两城的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前来增援。四路敌人会合后,气焰又嚣张起来,向第七一六团猛烈进攻。廖、黄指挥部队稳扎稳打,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墙头,一直相持到黄昏。天一黑,廖、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八路军夜战近战优势,派一个营兵力摸进日军占据的村子,一通猛打。日军顶不住了,弃阵而逃,拉着30多辆大车的死伤人员跑回河间城。

曹家庄一仗,第七一六团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40余名,极大地震动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

当敌人逼近曹家庄时,第七一六团带着部队往前开,一些老百姓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枪响婚也不敢结了,新郎、新娘衣服没换,拔腿就跑。可是,当第七一六团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百姓自动又回来啦!

当地百姓的热情,廖汉生刻骨铭心:“那一天我团从上午9点打到午夜后4点,整整19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作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啦。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点心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 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在人群中,廖汉生看到那位娶媳妇的新郎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十字披红,给部队抬担架,忙得满头大汗,沾了一身血迹。他亲切地问:“新郎倌,敌人打来时,我们部队向前去,你们都跑了,为什么现在又回来帮着抬担架?”小伙子非常坦诚:“你别见怪,过去有些队伍是一打就跑,鬼子来啦我们不跑不行呀。你们这次不同,硬把日本鬼子打趴下啦!”

廖汉生跟他打趣:“你这个新郎倌今天娶媳妇也来抬担架,可别误了你入洞房呀?”小伙子红着脸只是憨笑。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第七一六团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上观战,要亲眼看看第七一六团是怎么样打鬼子的。一讲起这些事,廖汉生动情不已:“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春节、元宵。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驻地,慰问第七一六团。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是,群众就把所有慰问品都送给你。不是,就不给。廖汉生怕厚此薄彼影响团结,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兄弟部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对此,廖汉生内心感叹:“我觉得这些老百姓有点太那个,搞得过了头,可他们那种单纯、直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第七一六团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来不及装殓,只能就地掩埋起来。让廖汉生感动落泪的是,“老百姓知道了不干,又挖出来,凑钱买来最好的棺材,将烈士遗体擦洗干净,盛殓后重新入葬。干部战士看到这个场面,受到很大激励,流着泪说:‘我为老百姓打仗死了,老百姓这样待我,我心满意足啦……

“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

在西北解放战场上,廖汉生长期担任第一纵队(第一军)政委,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征战,他是久闻彭的严厉:“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七一六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第一纵队开始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8天,开得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成败得失。讲话中,彭总一方面肯定了第一纵队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一方面又指出两个不足。当时,廖汉生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总争辩起来。

散会以后,彭总把第一纵队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都参加了。当时,廖汉生等人毫不讳言: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告诉廖汉生等人: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啊!

最终,“我们一纵队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9月间,在陕西合阳县雷家庄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时,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廖汉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10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第二纵队一个评剧团从黄河东边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晚上,在一片空场上搭起戏台,挂上汽灯,敲响了锣鼓家什。大家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廖汉生没有料到:“彭总也来了,坐在我们身后。”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彭总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嘛?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彭总越说越火,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

昨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总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总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

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的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总点了点头。于是,廖汉生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总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总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据说,彭总曾对身边同志说过:“廖汉生既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诤友!”

廖汉生等各纵队领导根据彭总的指示,让纵队和各旅剧团排练、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其中,歌颂晋绥女英雄的《刘胡兰》、反映农村剥削关系的《白毛女》、《血泪仇》和揭示战斗英雄刘四虎成长道路的《刘四虎》等戏,对部队教育很大。这时,廖汉生由衷佩服:“彭总深谙人民军队治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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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投身红色军旅半个多世纪,他的传奇经历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期间也留下许多启迪后世的轶事。

“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天,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游击队,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一直是贺民英游击队的驻地,开始住的地方叫割耳台。贺民英游击队,领头的自然是贺龙大姐贺民英,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都拿起枪,能拿锄都荷起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

贺民英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敌人拿他们没办法,就像廖汉生讲的:“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可是,好景不长!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贺民英游击队成为众矢之的。敌人涌上四门岩山区“清剿”,游击队驻地割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这时,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女一子,大的不过两岁,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他便写信给母亲,把妻子、两个孩子接回桑植老家隐蔽。

不得已,贺民英游击队从割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回忆往事,廖汉生笔下满是豪情:“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廖汉生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住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颗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

回山的时候,贺民英、廖汉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会使敌人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冻僵了。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专人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 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挖野菜。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饥寒交加,就捡来干树枝,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当时,有一首农家山歌,唱的就是游击队员的艰苦岁月:吃的洋芋果(土豆),烤的转转火(篝火),盖的黄丝被(稻草),背的抓子火(土枪)。

就这样,廖汉生等人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端:“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生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九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三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这时,红三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

从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三军中开始“肃反”运动,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4次,冤杀了好几千人。

对于夏曦的倒行逆施,亲历那段恐怖岁月的廖汉生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三军只剩下4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三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三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委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党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高潮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心知肚明:“我到红三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这年8月,红三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警卫班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政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七师师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谆谆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做‘重新登记党’。”

重新登记党员时,绝大多数党员竟然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诚如廖汉生所分析的:“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面对这种情况,廖汉生悲愤填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份,红三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36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

“历史不容篡改,我据实写出了我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1933年冬天,红三军已被夏曦瞎“肃反”折腾得濒临毁灭边缘,廖汉生等基层指战员忧心如焚。就在这时候,亲任全国“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把眼睛盯向了红三军。他一面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一面派来说客企图“招安”。次年1月初,有一位施南(今恩施)来客到了利川县小河镇的红三军军部,求见贺龙。此人名叫梁素佛,是先来联络的,带来了熊贡卿以昔年好友名义写给贺龙的一封信。熊贡卿在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有过一面之交,他在信中要求前来拜访、叙旧,并称愿意帮助贺龙摆脱困境。

贺龙一眼就看穿了熊贡卿的用意,这是替蒋介石作“说客”,招降、策反来了。他气得两眼冒火,恨不得一刀把那个联络的梁素佛劈了。但他克制住冲动,把信交给了关向应政委。

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分析了熊贡卿的来信,同意贺龙的看法,为了摸清外界情况,决定以贺龙名义复信熊贡卿,允许他来红三军。

对于熊贡卿之行,廖汉生有过笔述:“几天后,梁素佛引着熊贡卿一路过来了。熊贡卿摆出蒋介石代表的架子,带着礼品,坐着轿子,身后还跟着护兵。”贺龙按照分局会议的决定,出面接待了他,而后红三军转入湘西龙山县茨岩塘休整了半月。在这半月里,贺龙向熊贡卿进行了多次询问,得知蒋介石以为贺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要一面以重兵“剿”之,一面以高官“抚”之,就可以“招降”贺龙。贺龙还从熊贡卿口中探知:敌人已经派了4个人到红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也派进了人,这些人都是去搞上层收买的,企图打入红军领导机关,破坏红军。

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湘鄂西分局决定处决熊贡卿,廖汉生则是负责抓捕者:“一天凌晨,红三军准备从茨岩塘向桑植出发。贺龙军长命令我同一名警卫员去逮捕熊贡卿。熊贡卿住在军部旁边的一座屋里,他的那些护兵住在远离军部的特务队驻地,早已被严密控制起来了。我受领任务后,带上警卫班班长张伢,闯进熊贡卿的屋里,他还在酣然大睡。”

廖汉生上前一把扯开熊的被子,厉声喝道:“起来!”

熊贡卿从睡梦中惊醒,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干什么?”

“逮捕你!”

熊坐起来,惊慌地说:“你们误会了吧?我是贺军长的客人。”

“快起来,少废话!”廖汉生用枪指着他,严厉呵斥。

“你们抓人,贺军长知道不知道?”熊还是赖在床上不动。

“我们就是奉贺军长命令来的。”

“啊!”熊贡卿绝望地叫了一声,吓瘫了。

廖汉生等提起熊的小皮箱,把他押到特务队。

在茨岩塘去桑植的路上,有一个山垭口,待命出发的部队集合在这里举行公判大会。贺龙站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迎着凛冽的山风,高声宣布:“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每当回忆起这一幕,廖汉生都非常激动:“贺龙越说声越大,他把手臂猛力一挥,使我们感到有一股披荆斩棘的力量。”

一声枪响,结束了熊贡卿这个反动说客的可耻一生,也对蒋介石的“劝降”阴谋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处决熊贡卿,深深地教育了廖汉生等在场的红军指战员:“我们从中看到了贺龙军长对党和革命的耿耿丹心,敌我分明、疾恶如仇的革命立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坚定意志,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

熊贡卿死了,蒋介石如意算盘打错了!这是铁打钢铸的历史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处决熊贡卿说成是什么“通敌”,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搞投敌叛变”,企图从历史上来打倒贺龙。

专案组的人也曾找到廖汉生,硬说熊贡卿是贺龙派他具体联络的,要他交代什么“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一提起这件事,廖汉生都怒不可遏:“逮捕熊贡卿,是贺龙派我去的;处决熊贡卿,是红三军 3000 多名指战员有目共睹的,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在这个问题上贺龙无懈可击,功不可没。历史不容篡改,我据实写出了我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老百姓送慰问品,“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

1939年春天,八路军第一二O师奉命挺进冀中平原抗日。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第一二O师第七一六团对外使用了“亚洲部第六团”的代号,简称“亚六团”。这时,廖汉生是第七一六团政委,黄新廷是团长。

冀中的老百姓刚开始曾怀疑过八路军:“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侉里侉气,能打过鬼子兵吗?”很快,廖汉生、黄新廷指挥第七一六团初战告捷,让冀中人民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曹家庄,位于河间城西约10公里处。为了待机打击河间出扰之敌,第七一六团开进该地区。2月2日,河间城里的日军宫崎联队200余人,又出来袭扰。上午9时许,日军大摇大摆地进至曹家庄。骄横的日军仍像以往那样,先架起山炮进行威慑性轰击,而后端着步枪发起进攻。第七一六团以一连兵力沉着抗击,用两营兵力向敌人阵地反冲击,当即夺占敌人阵地,缴获轻机关枪2挺、步枪21支,打得日军只好退守待援。下午,驻任丘、河间两城的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前来增援。四路敌人会合后,气焰又嚣张起来,向第七一六团猛烈进攻。廖、黄指挥部队稳扎稳打,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墙头,一直相持到黄昏。天一黑,廖、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八路军夜战近战优势,派一个营兵力摸进日军占据的村子,一通猛打。日军顶不住了,弃阵而逃,拉着30多辆大车的死伤人员跑回河间城。

曹家庄一仗,第七一六团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40余名,极大地震动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

当敌人逼近曹家庄时,第七一六团带着部队往前开,一些老百姓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枪响婚也不敢结了,新郎、新娘衣服没换,拔腿就跑。可是,当第七一六团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百姓自动又回来啦!

当地百姓的热情,廖汉生刻骨铭心:“那一天我团从上午9点打到午夜后4点,整整19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作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啦。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点心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 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在人群中,廖汉生看到那位娶媳妇的新郎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十字披红,给部队抬担架,忙得满头大汗,沾了一身血迹。他亲切地问:“新郎倌,敌人打来时,我们部队向前去,你们都跑了,为什么现在又回来帮着抬担架?”小伙子非常坦诚:“你别见怪,过去有些队伍是一打就跑,鬼子来啦我们不跑不行呀。你们这次不同,硬把日本鬼子打趴下啦!”

廖汉生跟他打趣:“你这个新郎倌今天娶媳妇也来抬担架,可别误了你入洞房呀?”小伙子红着脸只是憨笑。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第七一六团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上观战,要亲眼看看第七一六团是怎么样打鬼子的。一讲起这些事,廖汉生动情不已:“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春节、元宵。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驻地,慰问第七一六团。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是,群众就把所有慰问品都送给你。不是,就不给。廖汉生怕厚此薄彼影响团结,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兄弟部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对此,廖汉生内心感叹:“我觉得这些老百姓有点太那个,搞得过了头,可他们那种单纯、直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第七一六团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来不及装殓,只能就地掩埋起来。让廖汉生感动落泪的是,“老百姓知道了不干,又挖出来,凑钱买来最好的棺材,将烈士遗体擦洗干净,盛殓后重新入葬。干部战士看到这个场面,受到很大激励,流着泪说:‘我为老百姓打仗死了,老百姓这样待我,我心满意足啦……

“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

在西北解放战场上,廖汉生长期担任第一纵队(第一军)政委,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征战,他是久闻彭的严厉:“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七一六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第一纵队开始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8天,开得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成败得失。讲话中,彭总一方面肯定了第一纵队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一方面又指出两个不足。当时,廖汉生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总争辩起来。

散会以后,彭总把第一纵队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都参加了。当时,廖汉生等人毫不讳言: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告诉廖汉生等人: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啊!

最终,“我们一纵队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9月间,在陕西合阳县雷家庄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时,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廖汉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10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第二纵队一个评剧团从黄河东边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晚上,在一片空场上搭起戏台,挂上汽灯,敲响了锣鼓家什。大家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廖汉生没有料到:“彭总也来了,坐在我们身后。”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彭总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嘛?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彭总越说越火,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

昨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总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总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

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的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总点了点头。于是,廖汉生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总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总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据说,彭总曾对身边同志说过:“廖汉生既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诤友!”

廖汉生等各纵队领导根据彭总的指示,让纵队和各旅剧团排练、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其中,歌颂晋绥女英雄的《刘胡兰》、反映农村剥削关系的《白毛女》、《血泪仇》和揭示战斗英雄刘四虎成长道路的《刘四虎》等戏,对部队教育很大。这时,廖汉生由衷佩服:“彭总深谙人民军队治军之道!


责任编辑: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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