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同志的一生，正如郑天翔同志所评价：这位在1927年冒着杀头危险，18岁就参加了党，在白色恐怖下转战于南到上海北到绥远的广大地区，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和解放后北京的民主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镣铐加身，寂然长逝。

       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刘仁同志始终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最让人们怀念和敬佩。和他一起共事过的老领导，刘涌、沈勃、宋汝棼、张彭、刘冰、韩伯平、汪家镠、王大明、孟志元，动情地说起他们记忆中的刘仁同志。

       一、实事求是的突出楷模

       韩伯平：1947年，晋察冀土改初期，阜平有些村、镇在斗争地主时，发生了打死地主的事件。然而刘仁的驻地桑园村却没有打死的事情。当时也*，挖浮财，在斗争中，有些人喊着：“打死他！打死他！”刘仁同志就把几个积极分子叫到他的屋里，问：“你们知道打死人就活不了了吗？”他们答：“知道”。刘仁又问：“活着的话，什么时候打死都行吧？”大家点头。刘仁又说：“大家先冷静一下，再看看是不是非得打死这个人？”就这样，桑园没有打死人。后来再问老百姓，他们也觉得没必要打死人。

       从肃反审干到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再到1947年土改，还有后来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最后到“文革”，我们党内“左”的错误不断，这是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就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不折腾”，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尽管“左”的错误不断，刘仁同志却是少有的头脑始终清醒。1952年“三反”“五反”时，到处下指标“打老虎”。我那时刚从市电车公司调到市公共汽车公司。电车公司有个老同志叫吴越，管票务，电车公司把他打成了“老虎”。刘仁同志问我：“你认为他是‘老虎’吗？”我答：“从他这个人来看，我觉得他不是。不过也难说。”他又问：“你去他家看过吗？”我答：“去过，他家非常艰苦，连一条褥子都没有。”刘仁说：“那你还说人家是‘老虎’？他根本不是。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怎么是‘老虎’？”

       我主持工作的公共汽车公司当时大约打出20只“老虎”，大多都是采购零件、卖票的。打“老虎”自然就会逼得太厉害，有一些不正常的逼供信手段。譬如熬鹰、喷气式，等等。刘仁同志很冷静，多次跟我强调，不能搞逼供信，这样搞出来的东西不可靠。陆禹同志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工厂支部科科长，也比较冷静。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大会上也讲。可运动一来，就很难制止了。记得那时候我们墙上贴着大字报，各个单位有多少数，打了多少，打多打少都要公布，还排名，谁打得多排名就靠前。当时贪污一亿元的就是“大老虎”；一千万是“中老虎”；一百万是“小老虎”，那时钱和现在的比率是10000：1，也就是一万、一千、一百元。最后，一只“大老虎”都没有。

       孟志元：1957年机关反右时，市委工业部一共64人，我们一个右派也没划。当时市委有的部十几个人就划了好几个，于是就有人告我们的状。有一天，刘仁把贾庭三、陆禹和我三个人叫到他家里。那会儿划右派都下指标，分配了数目就得划。刘仁没有针对数目，只说：“你们实事求是嘛，没有就没有，总不能硬找吧。”刘仁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坚定了不能乱划的想法。鸣放时有几个人贴了一些大字报，内容都是反映机关领导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和机关浪费这一类，没有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我们就坚持原则，没有划右派。刘仁同志还帮忙解释：“工厂中的技术人员都是务实的，心在技术上，所以言论少，这是自然的。”告状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韩伯平：经过多次运动，1959年反右倾时，刘仁更慎重了。当时很多厂的党政关系不是很好，有些人讲怪话，就被抓了尾巴。有一个厂的厂长从河北徐水县参观回来后说：“我们的成绩和不足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这一个指头很粗。”他还说：“炼的什么钢，都是豆腐渣。”反右倾时，厂党委主要领导就准备批他这是右倾。我向刘仁同志汇报后，他说：“这类言论应该限制在党委常委里讨论和批判，讨论完了就完了，不要扩散。”厂党委主要领导就向我反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非要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我说，我得汇报。刘仁还是不同意，反复强调限制在常委会。最后，厂党委主要领导提出就扩大几个人行不行？刘仁还是不同意，最后也没让他扩大。这不止一个厂，若干个厂都是这样限制的。当时工业口总的来说比较稳当。刘仁之所以能这样保护干部，是因为他对干部心里有数。哪些干部能不能干？品质怎么样？他心里很清楚。他爱护积极工作的干部。

       张彭：1958年大炼钢铁时，报纸上各省市几乎每天都在大放卫星，日产多少多少吨钢铁，不断刷新记录。只有北京无声无息。当时我是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和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同志一块商量：“这空气太闷了，人家都‘放卫星’，就咱们放不上去呀？你把学生拉出来，我把工人拉出来，把王府井便道上那些护栏拆下来，咱们炼钢去。”我向刘仁同志汇报这件事。刘仁开始不吭声，过一会，他说：“不准你们瞎胡闹！钢铁上不去，完不成计划，我向中央做检讨，也不准你们瞎胡闹！”他说这话，当时对我的教育很深，那时上上下下热度很高，他能这么坚决顶住，真难得!那时炼钢都有分配的数，没那么多废铁可炼，有人提出要各县上交市里若干数目的废铁，有些县委书记很着急，说不砸锅就没铁可交了。刘仁听到后，还是这句话：“钢铁完不成计划，我向中央检讨。不准你们砸锅！老百姓还要吃饭！”有一位市里干部曾想把北京饭店的铜门环、铜把手等拆去炼铜，刘仁知道后就说：“不准这么干！把这些东西拆走后你们拿什么替换？不准瞎胡闹！”

       孟志元：大炼钢铁时，市委开始跟得不紧，中央批评后，不得不炼，只好在市委院子后边的空地上炼了起来。有一天我们正在捣腾小高炉炒钢，刘仁走了过来问：“小孟，干什么呢？”我答：“炼钢呢。”刘仁说：“你看过真正的炼钢么？”我答：“看过呀。”刘仁接着问：“那这钢炼出来能用得上吗？”我答：“反正没用过，谁知道呀！估计够呛。”说实话，我们这些人都有看法，我见过首钢那样炼钢的，没见过这样炒钢的。我也看出刘仁的意思了，他不明说，我心里也有数。

       有一段听说石景山钢铁厂也炒钢了，刘仁、陆禹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实地调研。厂长带着我们去看，在三个高炉旁边的隔离带果然有一些小炉子在炒钢，刘仁一直绷着脸。我看悬，非得剋厂长一顿不可。果然，刘仁对他说：“你过来。你炒的钢你用过吗？好用吗？”厂长答：“才炼，还没用过。”刘仁火了：“别人不懂、不明白，你是进城后就到这里的，炼钢炼铁你还不知道、不懂？能用不能用你不知道？”厂长不敢回答。刘仁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没看其他的，回来的路上挺不痛快的。刘仁、陆禹和我三个人一个车，下车时，刘仁对陆禹说：“我就真不明白！真奇怪！”这个事启发了我，知道这个炼法劳民伤财，还炼不成钢。当时我在市委工业部办公室，对下属一些厂子也就注意掌握政策，尽量纠正这种炼法了。

       张彭：北京市刚开始搞土法炼钢，经过试验，刘仁觉得不行，他主张用小转炉，当时建了一些这样的炉子，炼的钢都是好钢。虽然炼钢的数字低，但炼出来的钢一般都能用，受的损失比较小。

       王大明：刘仁的思想很明确，北京市炼钢铁只能依靠专业工厂，增产钢铁只能靠新技术，像石景山钢铁厂、北京钢厂、特殊钢厂，都是刘仁同志花了很多精力和心血来改扩建的。石景山钢铁厂扩建成钢铁企业，我国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也在这里建立了起来。北京暖气材料厂改为北京钢厂，电炉炼钢。

       王大明：1958年“大跃进”时，当时我在热电厂蹲点，厂里就什么时候能投产发电产生了争论。有些积极分子和苏联专家有争论，积极分子主张提前投产，苏联专家强调按技术流程来定投产日期。我写了一个报告，支持积极分子，认为苏联专家也有保守思想，苏联专家的话也不能全信。这个报告后来在内参上发表了。

       过了一段，陈毅同志在全国的一个工作会议上说，有的地方发生了为解放思想、不尊重苏联专家的现象。刘仁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一天，我在市委大楼的楼道里碰见了刘仁同志，他问我：“你内参上的报告我看了，你脑子是不是热了？”我答：“我脑子是挺热。但我确实认为苏联专家的话不能全信。”他说：“你就是脑子太热，思想要冷静！”我答：“我回去检查检查我的思想。”那天我在楼道里连着碰见刘仁同志三次，他也就连剋了我三次，说我脑子太热，要我冷静。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脑子是很热，大家脑子都很热，什么超声波、技术革新、土洋结合，工厂的热度很高，确实有一天干20年的劲头。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那时天天打电话回市委要我们算账，我当时参加了这个算账，算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鸡蛋，消耗多少粮食，等等，算得很细。给我的印象似乎我们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脑子都很热、很兴奋。

       但当时刘仁同志很冷静。他一天内连着剋了我三顿，其实是想提醒我，要我冷静，我们研究室的干部尤其要冷静。刘仁同志的脾气我们都很了解，他越剋你，说明他越爱护你。他如果不理你了，那才麻烦了。他是一个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干部，也希望所有干部都说真话、都实事求是。他反对那种兜里装两个本，一边装着反“左”，一边装着反右，需要什么就拿出哪个本的干部，身体力行地提倡讲真话、一团正气。

       刘冰：那时候政治思想运动很多，我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校长蒋南翔同志都特别注意掌握政治思想运动的政策，提出“清华的院墙应该高一点”，还对我们说：“别人热的时候你们冷一点，别人冷的时候你们热一点。”

       记得“大跃进”刚起来的时候，正在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因为一些文件在清华看不到，有一天我去市委看文件，在走廊上碰到了刘仁。他拉我到他办公室，说：“你老乡提出三年要超法国，我们北京不行。”我问：“是不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的？”刘仁说，就是这一位。我说：“我觉得他以前挺不错的，现在怎么这样了。”

       汪家镠：当时的风气“左”，学生也很热情。因为劳动过多，政治运动过多，很多学生反映保证不了8小时睡眠和正常学习时间。刘仁同志知道后，对我说：“这些工作都要做，参加劳动是应该的，但要适当。你脑子要冷静，不能跟他们一样发热。学生的本职是学习。毛主席要求学生要‘三好’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睡眠不够，身体不好，学习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做到‘三好’？”他多次告诫我们，不要做氢气球，风怎么吹就怎么飘。

       团市委有一份内部情况反映，叫《团的情况》，刘仁多次跟我们说：“工作做得好当然要反映，大家也都看得见。但做得不好的也要 反映。问题反映出来，才能解决。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真实问题。”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反右时一些学生受到批判，想不通，思想波动较大。开展“红专大辩论”，怕当“白专”，不敢学习。对形势悲观，对农村干部浮夸有意见，还有劳动过多、政治运动过多，等等，《团的情况》都有反映。结果到了“文革”，我们被批为给黑市委送黑子弹、送黑材料。

       张彭：“四清”一开始，推广桃园经验、小站经验，说农村干部靠不住，烂掉了1/3，甚至更多。中央的精神也是这个意思，说工作队队员少了不行，要集中工作队打歼灭战。北京市有十几个县，工作队集中在通县，好像还有顺义。那时候领导干部都蹲点，刘仁带着我还有机关一些同志到通县白庙大队蹲点，刘仁同志领导，我做具体工作。遵照中央精神，工作队进去后，都甩开干部，扎根串联。我们进村后也不敢与干部接触，见面也不打招呼。我以前是管工业的，对农村情况不熟，中央这么个精神，我也就这么跟着做。

       我们向刘仁同志汇报，他说：“为什么不跟干部接触？不接触怎么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坏人，你不接触，怎么知道他是坏人？不接触，怎么知道好坏？”一些工作队认为下来就是抓坏人的，这样才是贯彻中央精神，很多队都在揪斗干部，普遍是这个空气。刘仁同志反复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要做救世主、不要做太上皇，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要发动、依靠群众解决问题。”他还召开老农民座谈会，说：“这是你们大家的事情，你们自己评议干部。”工作队一进村就会有一些“勇敢分子”来反映意见，说你们不撤谁谁谁的职，我们就不敢讲话。刘仁就对我们说：“你们下去了解情况，不要完全听信‘勇敢分子’的话。你们乱揪干部，走的时候，人家非要你说出个一二三来，到时候可别出不去了。”

       因为刘仁同志的领导，白庙的做法与周围某些工作队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不一样。我们写了篇总结，登在“四清”的小报上，介绍白庙的做法，主要是说工作队不要包办代替，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要发动、依靠群众自己来评议干部。登载后，旁边的翟里工作队有了反应，戚本禹在这个队，他向中央写信，说白庙是反对中央精神的。搞得我们很紧张。最后还是彭真同志出面，把戚本禹和我都叫到他家里去，做了一番工作，这事才算了结。

       事实证明了刘仁同志的判断。后来中央纠正了这种乱批、乱揪干部的过“左”做法。有的工作队就真出不去，群众非要他们说出个一二三不可。刘仁同志顾全大局，对被斗的石景山发电厂、红星农场等干部做工作，说：“我知道你们受委屈了，你们不要对工作队有意见，有意见就对市委有意见，是我们没领导好。不准揪住工作队不放，要允许我们犯错误、改正错误，也要允许工作队犯错误、改正错误。”没想到的是，“文革”开始后，市委对四清运动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做法竟被说成是包庇坏干部，被列为市委的十大罪状之一。刘仁同志顾全大局、强调团结换来的竟是这项罪名。

       二、身体力行抓调查研究

       张彭：刘仁同志之所以能实事求是，关键是因为他身体力行抓调查研究。这方面，他非常突出。他除了开会和批文件，很少在机关里待着。他经常亲自下到一线去。工厂、农村、学校、医院，他都有好几个点。一有空自己坐车就去了，不打电话、不事先通知，有时候看到谁了，就带着一起去。工厂他常去的有玻璃总厂、化学试剂厂、电子管厂、内燃机厂等，一进厂见到工人坐下就谈，了解情况，然后再去办公室跟干部谈。南韩继村、清华大学、友谊医院，他都常去。他在这些单位交了一大批朋友，这些人也常到他家随便谈，跟他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

       他对新生事物感兴趣，支持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他经常鼓励北京玻璃总厂厂长肖秧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他们的光学玻璃全国领先，后来毛主席的水晶棺就是玻璃总厂做的。北京化学试剂厂有几位上海来的老工程师，他跟她们很熟。他鼓励化学试剂厂要做东德的“伊墨克”（即Merck & Co.，国际著名化学试剂及制药公司），大力研究、开发新的化学试剂。那时厂子生产的试剂在全国领先，占全国化学试剂总量的1/2，女厂长后来还任化工部副部长。

       孟志元：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我党的三面红旗。机关干部都去农村了解人民公社的情况。有一次，刘仁让我们去高碑店看种的麦子，说麦子上坐了一小孩。市里开了一辆大卡车拉我们去看，记得过火车道时差点没给掀翻了。到了高碑店，我们看得很仔细，回来就议论，底下东西多，好像垫着东西呢。刘仁估计之前看过，他其实不是要我们学“大跃进”，而是让我们自己去看、去想。我们呢，让看就看看呗，看看热闹吧，心里都觉得这不太可能。

       汪家镠：“大跃进”时，刘仁同志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指着一张小女孩坐在麦子上的照片，问我：“你相信吗？”我说：“这不是报纸上登的吗？应该是吧。”刘仁同志说：“告诉你吧。这是用几块地的麦子拼成一块，产量就上去了。亩产好几千斤？劳民伤财！我们决不能这样做。”他很了解农村的情况，看过很多地方的麦子，条件很好的麦子亩产也到不了一千斤，怎么可能几千斤、一万斤？

       张彭：1958年7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北京农业上不去，成了“尾都”，两次批判北京主管农业的领导干劲不足，是下游。全国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对市委的压力很大。在这种形势下，8月17日，召开了15000多人参加的天坛农业跃进誓师大会，各区县负责人竞相争报粮食增产指标，最后竟喊出了“要四、五、六（千斤），不要一、二、三”的口号。刘仁那天不在北京，他回来后问我：“你知道彭真同志为什么开这个会吗？”当时我是彭真同志的秘书，我答：“不知道。”刘仁同志先去找主管农业的书记赵凡同志谈，后又找彭真同志谈，他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么高。彭真很重视刘仁的意见，召集市委常委会研究。当晚就让农村工作部通知各区县，天坛大会上报的增产指标一律不算数，各区县根据自己的情况，能搞多少是多少。

       为什么刘仁同志知道那些数字不可能达到？因为他做过密植试验，用鼓风机吹、深翻地、施好肥，还是不行。

       韩伯平：刘仁同志曾在东郊农场附近做了一个密植试验，两亩地划成若干畦，试验了五六种密度来种麦子，种子有500斤的、100斤的、50斤的、30斤的，好像还有20斤的。每一畦都深翻地、施好肥。结果，500的刚拱出苗来就不行了，100的都滚球、挤在一块了，50的苗秆很细，30的最好。

       王大明：刘仁同志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习惯，他经常下乡，不带秘书，不带警卫，在机关碰见谁了，就带着下乡了。先一个人钻到地里仔细看，再找队里的人调查清楚，最后才去问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如果说假话、胡说八道，他就批得很厉害。要老实说不知道还没事，他最反对干部说假话。我就跟着刘仁同志下过两次乡，一次是要我一棵一棵数有多少棉花球，再算能打多少斤棉花，还有一次是数麦穗。我亲身领教了刘仁同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方法，这对我们这批干部而言，影响很深。

       汪家镠：刘仁同志注重调查研究，一定要把情况弄得很清楚。刘仁同志要求我们多下去，了解情况，参加实践，尤其学生出身的干部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点实际工作。1959年后，我们每年都下乡两三个月蹲点。记得1959年我在怀柔县汤河口蹲点，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发现农民吃不饱、积极性也不高，干活做样子。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平均主义。农民八点多出工，过一会就回去歇着了。我们回去就向刘仁同志反映情况。以后每年都会向他反映蹲点的情况。我们虽然常常下乡，但总怕了解的情况不够清楚。群众都有什么意见，多少人反对，多少人赞成，越具体越好，还要有分析。我们跟他汇报工作，都很紧张，要搞得很细，做足准备才行，不能讲空话，更不敢说瞎话。他这种实事求是、反对说空话、瞎话的作风，培养了一批干部，鼓励了务实的干部，带起了好风气，那时风气很正。

       三、求真务实、爱惜人才

       沈勃：刘仁同志求真务实，为北京各方面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我所接触的城市建设工作，刘仁同志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现在回忆起刘仁同志对人民大会堂设计工作的三次关键性指导，恰逢建国60周年，人民大会堂建成50周年，刘仁同志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他的三次关键指导，人民大会堂不会这么完好、满足各方面要求。

       第一次关键性指导是为万人大礼堂（后改名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面积提出建议。1958年9月，全国30多名专家齐聚北京，大家经过热烈讨论，组织几次方案后，提出万人大礼堂的设计规模为7万平方米。当时大家也没经验，提出的规模确实太小，同时又束缚了各位专家的思路。刘仁同志常来找市规划局总工程师赵冬日、城区规划室主任沈其了解情况。他知道后，批评了7万平方米太简陋。后又找赵冬日提出大胆设想，说：“我们要冲破7万平方米的设计方案，建筑面积不去考虑，打破框架，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礼堂。”赵冬日根据刘仁同志的意见设计了一个13万平方米的方案，后被周总理选中。后又经使用要求的发展，最后扩大到171800平方米，也就是现在的规模。

       周总理确定方案后，刘仁同志发现万人大礼堂的南北两端横向长度短，提出建议将原来的横向长度110米加长到170米，使得“体型”更加庄重。北端增加了6个大房间，安排了厨房和贵宾厅，南端则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用房。

       万人大礼堂是中央大厅，是最重要的地方，从设计到装修，给人的观感十分重要，设计师们很费了一番心思。设计制成图的时候，他们把图送给我，要我决定。设计图采用古典手法，做得古色古香，我拿不定主意，就送去给刘仁同志看。刘仁同志看后大为光火，说：“万人大礼堂应该给人以朝气蓬勃的感觉，不能给人暮气沉沉的感受，这个设计不行，应该彻底更改。”我回来后马上组织设计人员用三天时间务虚，充分讨论应采取什么格调。此后，我们不仅改变了中央大厅的设计，而且对各厅的设计和装修都进行了更改，使人有明快、清新的感受，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刘仁同志这三次关键指导，就不可能有今天宏伟庄重、清新明快、满足各方面要求的人民大会堂。大会堂建成那年，刘仁同志刚好50岁。

       韩伯平：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陆续把一批厂子的行政关系都上交给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党的关系还在北京。后来清理队伍时，五院前后几次又清出3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倒不全是因为右派，名目挺多，有两航起义的，有社会关系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或者家庭是地富反坏右一类的，全给审查出来了。当时我在市委工业部，我向刘仁同志汇报：“现在他们清出3000多人，希望地方接。”刘仁同志答：“那你都接吧。”除了第一机械工业部挑走几百人外，剩下的人都留在了北京，分配到了各相关工厂和科研院所。这一批人很多都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有些是留英、留美的高材生，像陆孝彭就是留英的，他是航空制造业的专家。有些人技术水平高，后来成为首都工业建设的骨干力量。我记得焦化厂、汽轮机厂的总工程师就是这一拨人里的，还有一些成为我国航空事业的重要力量。

       张彭：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技术，爱护知识分子。反右时，彭真、刘仁控制得较严，机关划的右派不多，大学部、工业部一个都没有。宣传部讲师团有几个，统战部有几个，研究室有几个，统共才十几个。对知识分子划右派，他非常慎重。农业机械厂的总工程师李克佐是留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他对工厂的贡献很大，农业机械厂原是做零配件的厂子，后来出了双轮双铧犁、联合收割机等不少新产品。1957年整风征求大家意见时，李克佐说：“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我们希望能更密切一些。”时任厂党委组织部长的聂季超抓住李克佐的这个言论不放，非要打成右派不可。我向刘仁汇报，刘仁表示：“不能把李克佐划右派。”聂很坚持。我们做了工作，最后厂党委不同意划，才没划。

       王大明：在反右斗争后的两年里，1957、1958年两届大学生的分配工作都遇到用人单位不愿要右派学生的问题。刘仁同志知道后果断地说：“北京各院校的右派毕业生，别人不要的我全要。”并在一次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有的学生年轻，说过错话，可以进行教育。在毕业分配上，我们要看得远一些，既要看到需要对这些人的错误进行教育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肯钻研业务、对国家有用的一面。你们回去做些工作，看能留校多少？你们留不下的，送到市里。”这批人后来被分配到工厂、学校，若干年后，许多人都成了骨干，有的当了厂长、所长、总工程师、局级干部。

       汪家镠：刘仁同志很重视对学生的培养。特别重视思想好功课也好的学生。上世纪60年代，有些功课好的学生因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考大学时不被录取。有些华侨满腔热情回国参加建设，由于出身比较复杂，有的大学不录取他们。刘仁说：“这要分析情况。出身不好，你可以教育嘛。华侨愿意来社会主义国家，说明爱国。我们要爱才，教育他们转变立场嘛。何况他们本身思想也不错。”后来刘仁把这批人都收了，大多去了新建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后来这批人很多都成了学术骨干、高级工程师和优秀的中学教师、校长。

       四、关心群众、平易近人

       孟志元：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在北京被服总厂。当时被服总厂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南下、抗美援朝，还曾给朝鲜人民军、朝鲜老百姓做过衣服。任务很多很急，工人们很累，那时经济困难，三人饭五人吃都算不错的。工人们意见很多。刘仁来调研，批评我们：“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你们这样行吗？”后来市委帮助工厂改善工人生活，涨了工资，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

       汪家镠：1949年初，北平刚解放，我当时在北大做团的工作。有一天，刘仁同志突然来了，要我陪着他去看学生宿舍，去了男生宿舍西斋。屋子里很冷，有煤也不生火。同学们也没去上课，有些同学在屋里盖着被子。刘仁和同学们聊了聊，问了些情况。又问我：“怎么不生火呀？这么冷。你们吃什么，伙食怎么样？”我也说不上来，就说，刚解放，大家都很忙，顾不上这个。刘仁批评了我，说：“解放前你们是怎么干的，办膳团，搞好学生伙食；开展助学运动，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把群众的冷暖都放在心上。怎么一解放，你们就把关心群众生活放到脑后了。你们忙，但是还有很多学生在学校，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1950年冬天，我刚从北大调到团市委。有一次，刘仁同志来了，天很冷，他看见我和另外一位同志，问我们，怎么不生火？我们答：“不怕冷！”他把团市委副书记张大中叫来，又问：“怎么不生火？”张大中答：“节约一点嘛。她们都说不冷。”接着，刘仁同志和我们一块去食堂吃饭，伙食很差，窝头、白菜之类。当时我们年轻，在团市委工作挺开心，也不觉得苦，吃得挺多，还对刘仁说：“挺好的！”刘仁对张大中说：“她们很好！你可不怎么样。你一点都不关心人家，不生火，伙食搞得也不怎么样。她们要工作，伙食应该改善点。”刘仁走后，我们的暖气就生了起来。那时候我们一腔热情，朝气蓬勃，真没觉得要生火，也不觉得伙食差。但刘仁同志就是这么细心、关心同志，而又平易近人。我们当面就叫他刘仁同志，不叫书记。背后就叫他“老头”，其实他那时才40多岁。他常跑学校，常去清华、北大，很多学校的中层干部，他都叫得上名字，与学校的很多教授也很熟。

       张彭：刘仁同志对工作要求很高，批评人很厉害，但他又平易近人，很关心同志。闲时会在这屋转转，那屋转转，和大家一起下个棋、聊聊天。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很紧，有些同志比较困难。他提出对粮食不要抠得太紧，尽可能地照顾困难同志。

       王大明：郑天翔同志抓北京大炼钢铁时，我是钢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当时就感觉到刘仁同志对炼钢的态度不一般。他专门找各区县委书记，叮嘱他们：“你们炼钢可别把老百姓的锅碗瓢盆给炼了，人家还要吃饭呢。”在那样的热潮下，他还能如此冷静，还考虑着老百姓。

       刘冰：四清时，市委在通县搞试点，我们清华大学的工作队下延庆之前，1965年3月，去通县参观学习，请长期蹲点在通县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同志给我们讲试点经验。给我的印象是除了抓农村领导班子，还注意抓生产。因此，9月初，我们下乡出发前，比较掌握政策，向师生提出了几条要求，其中，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同时，团结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搞好群众的生产，大力增加水浇地。

       过了一段，刘仁同志亲自来延庆留民营了解“四清”和生产情况，县委书记刘明向刘仁汇报情况，刘仁同志把我和何东昌同志也叫了去。刘仁不问抓了几个“四不清”干部，问的都是生产问题。刘仁不满意刘明的汇报，认为延庆抓水浇地不得力，太少。“延庆不出粮食就是因为干旱，你们为什么不多搞点水浇地？现在这么多工作队在下面，你们不抓这个，抓什么？坚持搞他几年，为老百姓办件大好事。”

       这年冬天，我们去河北省怀来县参观地下水坝，回来就与延庆群众一起搞地下水坝。1966年2月，春耕来临时，我们加紧了用地下水坝扩大水浇地的工作。刘仁、赵凡还专门表扬了清华在兴修农田水利上的努力。

       五、疾风知劲草

       汪家镠：1964、1965年，北大、四中、六中等学校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学校的领导班子，说这些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分不好，班子不纯，班子就有问题了，甚至说是“烂掉的单位”。刘仁知道后，让我们再认真查查这些班子的实际情况。其实他心里很清楚。班子里这些所谓成分不好的干部，有些是解放前上的大学，那时候上大学、高中，家庭出身是工人、贫雇农的很少，相当部分是官僚、资本家、地主出身。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片热忱，参加革命、入了党，做了很多工作。刘仁说：“入了党就是我们工人阶级了。”他还多次表示：“我们是要看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嘛。”彭真也说：“出身自己决定不了，决定命运的还在你自己，重点看表现怎么样。”虽然两位都这么说，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已近“文革”，无法改变局势了。不过还是多少保护了一些人。“文革”时，批判刘仁，又多添了一项罪名，说他招降纳叛。

       大概也是1964、1965年这一段，刘仁同志说完工作后，有时候会抽空跟我们讲一讲党的历史上几次“左”倾路线的危害，还有一些“左”的作法，如飞行集会、动不动就组织罢工、暴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党的组织被暴露，党员被逮捕，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也讲到了肃反审干扩大化问题，等等。有一次他竟然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员蹲共产党的监狱？”我从未想过会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想起来，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一场大风暴会触及到自己。

       韩伯平：刘仁同志是非常尊重毛主席的。1966年5月1日，《北京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像有一点折皱，刘仁同志专门打电话给范瑾，说：如果少数几张折皱，还好办点。如果都这样，就要全部收回重印。当时我在他家等着他带我去看麦苗，听到他打电话给范瑾，至于后来怎么样，我也就不知道了。他打完电话就带着我们几个下乡看麦苗去了。没想到的是，对毛主席如此尊敬的刘仁同志，对他的批判马上就要来了。

       宋汝棼：1966年5月21日，市委打电话要我从平谷回京参加市委全会。回来才知道，毛主席批给刘仁同志几个文件，有关揭发彭真同志起草二月提纲的错误。第二天的市委全会上，刘仁同志向全会介绍了新任命的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

       5月23日，市委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剑拔弩张，空气紧张，令人窒息。多数同志不知所措，也有人登台表演了。后来我才知道，4月下旬市委还召开过全会，我属于几个未被通知参加的候补委员之列，因而未能亲眼所见那次会议的“热闹”场面：有人竭力想和北京市委划清界限，声泪俱下地诉说他如何被排挤、受打击，现在是第二次解放了；有人揭发市委骇人听闻的“黑幕”，会上慷慨激昂，会下积极活动；有人在会场上意气风发地走来走去，摆出一副重任在身、不可一世的神气。

       我参加的这次扩大会议分组批判。我被分在农村组，组员是各郊县的县委书记和四清工作团的领导，召集人是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南生同志（市委常委），斗争对象是刘仁同志。张南生首先发言：刘仁同志啊，你要好好揭发嘛。好几位同志也发言规劝。当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已把市委看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想，毛主席既然把揭发彭真的材料给了刘仁，说明他老人家对刘仁还是寄予厚望的。刘仁同志如果能站出来，该有多好啊！没想到，任凭组里同志义正词严地“敦促”，刘仁依然坐在那里用转笔刀削他的铅笔，削完了一支，才不紧不慢地说：彭真同志犯什么错误，我犯什么错误。

       这出人意料的表现立即引起了愤怒的批判，有人竟说：你说你犯了和彭真一样的错误，你为什么不交代？刘仁依然在削他的另一支铅笔，说：我做的事情各部委的同志都了解，现在他们都在，都可以一一揭发。小组会开了几天，毫无进展。一边是严厉的批判，一边是不停地削铅笔。

       大概两三天之后，我在电梯上遇见刘仁同志，恰巧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人。我连忙说：刘仁同志，你得揭发啊，你得站出来啊。刘仁同志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讲，只是一面点头，一面苦笑。

       北京饭店会议还没完，有些同志在本单位就挨批斗了，坐喷气式、戴高帽子。6月1日，红卫兵们浩浩荡荡杀到北京市这个“修正主义堡垒”来了。我本以为搞基本建设的自己和文化工作隔得远，现在才明白，也在劫难逃了。高堂老母在家小声对我说，听说有人交代的好，你要好好揭发呀。于是我也积极揭发交代了。历数自己多年来如何秉承旧市委的意旨，大搞基本建设，为扩大反革命独立王国的物质基础效劳。可我的这些交代遭到了批斗会愤怒声讨：必须粉碎敌人假揭发、真包庇的阴谋。这时我才想起刘仁同志在小组会上的表现来。我对我的愚蠢感到羞愧，疾风知劲草，在这场大风暴中，我不能当一棵软弱的草。

       刘仁同志此后失去自由，被关进监狱备受摧残，于1973年病逝，但他对实事求是的坚贞，他的风骨，一直教育着我、鞭策着我。

       张彭：“文革”发动时，要刘仁揭发彭真，结果刘仁同志说：“彭真在北京工作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他是如此实事求是，让我们受的教育非常深刻。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丢乌纱帽，临危不屈、坚持实事求是的情操和精神，令人敬仰，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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