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野三关镇柳家山村五组廖家枰，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碑，碑座、碑身、碑头合高丈余，碑身宽1米，厚20公分，石质为青石，石碑左右各有人形石乳一具，远望似仙人对弈，近观如卫士把守，栩栩如生。石碑主题铭文为： 

      “岁次甲辰八月辛丑廿十八日戊辰，竭节忠义功臣、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印溱万州诸军事守，溱州万州刺使兼御使大夫上柱国田行皋建。

       谨因社节亲往，差人往百渡溪龙潭口，迎取此碑石，并石一石延，长一丈六尺，又于野郎村迎取石乳仙人一躯，并创修社翁一躯，同日迎送建立社堂内，永为春秋二祭，长乞护卫一方生灵，咸乞安泰，行皋伏愿子孙昌盛，爵禄日新，所求称遂，更不繁文。”  

       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历史文化遗址被有关部门发现后，结合相关史料记载，认定它为鄂西田姓三世祖.田行皋所修建的功德碑，并根据此碑的始修年代，确认恩施境内田姓家族在此地已定居生活达一千多年历史，因此，该姓被划分为土家族。田姓被确认为土家族，为恩施建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田行皋其人其事被收录于《中国历史名人大词典》，柳家山石碑亦被载入1995年版《巴东县志》。

       据史料记载，早在1200多年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西蜀剑南节度使刘辟图谋割据川西，在今四川松潘、茂县一带发动兵变，与大唐王朝分庭抗礼，唐宪宗李纯圣旨钦封陕西京兆府亨山县（今西安市一带）田纪为招讨使，统兵十万，西征讨伐刘辟。刘辟之乱被平定后，田纪率部东下回籍，途经巴东玉米塘（旧时称泊东乡，今属巴东县野三关镇管辖）马刨水龙桥坪，落业于此。自此，田姓植根于鄂西地区，田纪为田姓家族落业始祖。

       田纪落业巴东后，生有二子，长子田桶，次子田枻。唐乾符时，田桶为巫夔防御使，龙纪时，田枻为都知兵马使，赴其父田纪曾经平叛的四川松潘、茂县为官，并于此定居。现今恩施、宜昌及湖南湘西和江西一带的田姓为田桶后裔，而四川西北一带的田姓则为田枻子孙。
  
       据《紫荆堂田氏族谱》记载，田桶生四子，分别为田应皋、田进皋、田行皋、田显皋。田应皋移居宜昌，田进皋移居江西，田行皋世居巴东，田显皋失考，一说回陕西原籍。五代后唐初年，田行皋中进土后入朝为官，授银青光禄大夫，官至检校尚书，溱州万州刺使。田行皋是巴东历史上第一个进士。野三关柳家山石碑为田行皋入朝为官后所修。

       另据相关史料记载，田行皋在五代末反叛朝廷，为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北宋开国后，受到赵宋帝王的重用，官拜兵部尚书，传曾与寇准同朝为官，且关系甚笃，晚年亦曾遭奸臣诬陷而被贬。民间传说称，寇准被贬为道州司马后，上任时途经野三关，与田行皋相聚数日。

       为了研究鄂西田姓来源及土家族发展史，笔者在巴东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柳太尉先生的指导下，多次赴柳家山深入实地对田行皋石碑进行考证，根据石碑铭文内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此碑并非田行皋功德碑，而是五代时期田行皋为创修社坛所修的石碑。田行皋确有功德碑，修建于北床太宗年间，但与柳家山石碑属此碑非彼碑的关系。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柳家山田行皋石碑，是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田行皋后裔田祥初、田祥光、田天朝等出资重修的碑志，原碑于清同治年间遭白莲教所毁，所幸碑头完好，重修的石碑所用碑头仍为幸存旧制之物，面刻二龙戏珠，背镌双凤朝阳，庄重异常。在重修的石碑上，除了照录田行皋当年手撰铭文外，还刻有田祥初、田祥光等介绍发现古碑遗迹和重修经过以及重修意义等铭文。同时还刊刻了田氏家族公议而定的《田氏族规》。

       从田行皋手撰的碑文内容可以确定，柳家山石碑为社堂之物，供社节祭祀之用，社堂是古代人们每年春秋社节进行祭拜天地活动的场所，借以乞求天随人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传说鄂西地区的社节为田纪自陕西传入，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色，至今，恩施境内仍有一些地方保留着过社的习俗。

       田行皋建碑柳家山的另外一个目的，笔者认为有可能是他为其祖父即田姓落业始祖田纪的墓葬之地而立的标记。关于田纪的葬地，一直为研究土家族发展史和土家族民俗的专家、学者苦苦寻觅。民间传说称，田纪于唐懿宗咸通年间病故于龙桥坪，葬于堰塘湾（今巴东县野三关镇玉米塘村），唐朝灭亡后，因田纪曾为唐朝重臣，且诛杀反唐节度使刘辟，五代十国时期即被列为罪人，虽死亦要被掘坟鞭尸。为防其尸骨遭遇不测，某夜，田纪子孙掏开坟墓，将田纪棺椁连同尸体秘密移葬于一个外人所不知的地方，使其躲过一场劫难。

       在1914年重修的柳家山石碑上，有前清文生、田行皋第二十五代孙田祥光撰写的一段铭文印证了这个传说：“……（田行皋）谨因社节亲往，知一世祖莹墓在焉，其不明言者，忆公之世代簪缨，鼎革屡变，未知修史者予夺如何，故以建立社坛为名，吁公之碑至今千有余载……”。如果把这段弄墨于古代汉语的文字，用现代汉语来表述，就是：“（田行皋）因社节去柳家山，知道一世祖田纪的莹墓在这里，但不能对外公开的原因是，田纪及其祖辈世代为官，而眼下则是一个时局功荡的年代，对他的是非功臣很难定论，因此，田行皋以建立社坛为名，号召、组织众人立碑于此（以作标记），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如果上述推断和理解能够立足，那么在柳家山石碑后右侧约两米的地方，有一凸丘，周围有砌石，虽堆砌杂乱，但显属人工所为，且有墓冢特征，想必就是田纪的坟墓。

       在柳家山田行皋石碑的背部，有田行皋第二十五代孙田祥书所撰的铭文，其中一段文字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残碑朝代模糊莫辨，惟存甲辰纪年，考公之建碑野湘河在宋太宗二年丙申，而此碑之建当在五代后唐明宗二年无疑，去今已九百九十一年矣……”

       田祥书所撰的上述铭文同时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柳家山田行皋石碑的始修年代；二是田行皋于宋太宗二年在野湘河亦建有石碑。

       关于柳家山田行皋石碑的始修年代，田祥书根据据残碑的甲辰纪年，参考野湘河田行皋所建石碑所刻的“宋太宗二年丙申”，由此推算出石碑始修时间为后唐明宗二年。笔者在考证中，经仔细查对史书，后唐明宗二年即公元927年，干支纪年应为丁亥，并非甲辰，而与之前后最近的甲辰纪年惟五代后晋开运元年，即公元944年，前后相差17年。因此，按田行皋始修石碑时所刻的干支纪年来与史书比对，此碑始修时代应为五代后晋开运元年。对田祥书的推算之误，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可供参考和查对的史书相对缺乏，完全依靠流行于民间的“遁甲法”去推算，因而出现些许误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田祥书在其铭文中提及的田行皋“所建野湘河石碑”又是什么碑呢？它是否才是田行皋的功德碑？对这一问题，笔者与一些学界人士发生过争论。对此，学界人士的态度是极其严谨的，他们认为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这一事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和澄清历史事实，我们一直留心和寻找着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从民间收集到的一本清光绪版《紫荆堂田氏族谱》，其中载有田行皋功德碑碑文，全文如下（标点为引者加注）：

       宋太宗二年岁在丙申八月壬午庚寅日，兵部尚书左仆射使、管内五重衙都挥指把载使、知印溱万溪溶四川诸军事都御使、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田行皋建。

       伏以：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君臣父子，义贯古今，亘古不易之纲纪也。故为国忘家正臣子之常经名节，救危拔乱者乃君子之大德。余观野湘河山陡水涛，每当春夏之交，霪雨汇集石雷 翻湫，怒号澎湃波涛溢，于两岸若江若河，羁阻往来士庶，隔截挽运粮草，经旬累月不能飞渡巨浸，以至躁率冒险，逞冯河之血气，或脚渡而丧命，或氽躯以殒身，目击耳闻之下，不胜心恻而肤痛。但行皋自治政以来，沉痼于烟霞山水，无尺寸微劳以报君国，疾心愧影，惶恐霏守。

       今蒙皇上洪恩，搜采故旧老臣论音，下贲复令行皋调督汉土诸路兵马，抚辖溪洞苗隣，事繁任重，不敢以衷庸委谢。思家食有年，逆理背道，怀奸作慝者在上隐伏，且此道上接渝、万、滇、黔，下联峡、隆、樊、郢，乃国家之门户，与巫夔相表里，咽喉重地，况行皋自幼学壮以来，誓愿奠安社稷，辑和人民，用是捐己之仓粮，不烦民间之草木，修建卧波一虹，以御非常之请，遂间鼎奸娼窃发，猖肆凶横，驰檄熙攘之众，免蹇裳病涉危苦，自此草木皆荷，恩津者歌于道，德惠者宁于家。而行皋忠君爱国之忱，怀抱苍赤之念，庶可少抒万一于今日也。至若盗名谀蔽，一人聪明，威辑万族口舌，蹈赵垣公所为则衍之，自矢于寸心，无愧于屋漏，事竣成功，遂磨石勒碑而铭曰：

       愿君王万岁！愿天下太平！愿子孙盛茂！愿五谷丰登！愿干戈永息！愿盗寇悉平！愿圣贤继作！愿忠良代生！愿华夏安堵！愿万物成宁！

       关于野湘河石碑的下落，《紫荆堂田氏族谱》称：“残碑断碣沉埋于荒岸沙滩，可凭者只此一笺耳！”即石碑早已被损毁并沉埋于地下，碑文只有族谱的一纸相传。

       综上所述，笔者斗胆定论，野湘河石碑才是真正的田行皋功德碑，它与柳家山田行皋社坛石碑分属两个不同朝代和不同性质的碑志。

       关于野湘河的具体位置，笔者认为应该是现今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与建始县高坪镇交界的野三河，“野湘河”经过人们一千多年的口传，演变成今天的野三河是完全有可能的。与此同时，田行皋在其碑文中所描述的野湘河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亦与野三河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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