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丽娟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编者按：2019年11月5日凌晨4时，被誉为“中国土家第一人”的田心桃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2岁。田心桃，女，土家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人，1950年参加国庆观礼期间向中央最早提出土家为单一民族。1957年1月3日，新中国确定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田心桃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  

    原标题：苗族代表称自己不是苗族，引起中央关注


    1950年国庆节前，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北京城迎来了389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周恩来总理邀请进京参观的各地少数民族代表。衣着各异的各民族代表中，有一位来自湖南永顺县的女青年，名叫田心桃。她的身份是苗族代表，在观礼期间却意外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  

    田心桃 “土家第一人”  

    当时，土家和其他的很多少数民族一样，还不太为人所知。土家姑娘田心桃能够成为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有点偶然。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进军湘西，田心桃的家乡迎来了解放。在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中，中学教师田心桃认识了一四一师政治部主任李忼，了解了党的政策。她向李忼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土家的情况，经李忼介绍，田心桃走出大山，先后来到湖南省民政厅和中南区民政部，介绍土家语言风俗。1950年9月15日，田心桃领到了一个少数民族代表证，证上写着苗族——因为她的外祖母是苗族，而土家在历史上没有被承认过，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土家。就这样，田心桃代表苗族列席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随后又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她最早向中央提出派人调查土家情况、确认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的要求，因此后来被称为“土家第一人”。  

    像田心桃这样的阴差阳错，彼时并不奇怪。中国共有多少个民族，有哪些民族，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19世纪末才出现在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论及日本人自称“东方民族”时，直接从日本书籍中引用了“民族”一词，这是中文著作中第一次使用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20世纪初，随着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章的出现，“民族”一词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1950年国庆期间，面对田心桃的要求，中央民委特意在各民族代表的座谈活动后，派中央民委参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杨成志对她进行了专访座谈。专访中，杨成志让田心桃把身体、数目、代词、人名、亲属称呼、服装等日常用语翻译成土家语，并介绍土家的风俗习惯。10月20日，中央民委为了研究各民族的语言，拟了一篇文稿，请各民族代表将文稿译成民族语言录音。田心桃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教授的主持下，进行了土家语录音，当时，罗常培就判断说：“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  
   
    田心桃随少数民族参观团进京，使民族识别——也就是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进行辨别的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几乎与此同时，中央派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访问团，也遇到了民族识别问题。  

    曾经的清华四大哲人之一潘光旦与土家族  

    1950年“苗族代表”田心桃第一次提出自己是土家族，1951年中南民族访问团再次遇到土家的问题，1952年下半年，田心桃与土家干部彭泊以及中南民院的五位土家学员联名上书党中央，又一次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同年12月，中南民委研究室派人进行了土家族的实地调查，向中央提交了《土家族调查报告》。此时，中央尚未正式开始民族识别，但土家人士的上书和中南民委研究室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当即组织专家学者对土家问题展开研究。1953年3月，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的潘光旦先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这一任务。   
 
                                         潘光旦教授  
    潘光旦曾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多年，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又于1922年留学美国，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可谓学贯中西。接受任务后，潘光旦计划亲自去土家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可惜，由于他早年读书时练习跳高不慎摔伤了右腿,后被感染不得不截肢,从此落下残疾，考虑到他行动不便，中央统战部没有批准他参加实地调研。于是，潘光旦派研究室的汪明瑀等深入湘西考察，完成了《湘西土家概况》的调查报告；又组织语言学家王静如据调查材料分析土家语言，写下了《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潘光旦自己去不了湘西，就利用文献研究土家历史。他通读了《二十四史》，把其中有关少数民族活动的记载一一标出，分类抄录，写成了大量卡片。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极少，专门对土家的记载更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选摘相关资料，也只有潘光旦这样功底深厚的学者才能胜任。曾与他共事的民族学者邓锐龄回忆，潘先生“读的是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纸上油墨过浓，因眼力极衰弱，必须把书端在手上，眼睛凑到纸上才能逐行读下去……他偶一抬头，则可见鼻端上粘住了一层黑彩，显出非常奇特的样子……”埋首书斋数载，1955年，潘光旦终于写下了长达13万字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用大量史料、确凿论据阐明：土家是古代巴人一支的后裔，是单一少数民族。  

    索文清告诉记者，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可谓“一锤定音”，迄今仍是土家研究领域中的共识。可是，湖南省委的个别同志坚持认为土家人已经汉化，没有共同地域，土家语只是一种方言，认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因此，湘西土家问题在行政层面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土家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呼声也没有停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6年3月，中央民委、中央监委、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等单位收到要求确定土家族民族成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上书和信函64件、747人。中央决定对土家族地区再进行一次考察论证。  

    这一次，一直希望亲赴土家地区进行实践调查的潘光旦终于如愿。1956年5月下旬至6月底，潘光旦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北京大学教授向达一起，对湖南省西北角的土家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潘光旦平时都是拄着拐杖走路，为了搞清楚土家人最真实的情况，他拄着拐杖走遍了湘西崇山峻岭间的永顺、保靖、龙山和鄂西来凤等土家人聚居区，道路实在崎岖难行的，就坐滑竿上山。田心桃曾撰文追忆她得知潘光旦教授要来湘西调查时的心情：“我闻后很感动，因为潘教授……行动不便，我的家乡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身体健壮的年轻人爬山下山时，草鞋还不能穿，走路时，脚指头还要勾着钻入泥内，手还要盘着树才敢走……”  

    42天的艰难行程中，潘光旦听取了16次关于土家的汇报，进行了5次小型座谈，11次个别谈话。此外，他在路上碰到土家人就积极交谈，轿工、船工、食宿休息的饭店客店主人，甚至村子里赶集的村民、山坡上放牛的百姓、路边上下学的小学生，都成了他的访谈对象。  
 
1957年1月6日夜，潘光旦先生（左一）在川东秀山县石堤访问土家族老人  

    “土家”终成族  

    历尽艰辛，潘光旦终于掌握了详尽的一手资料，他在《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中谈了几点关键的调查所得：  
湘、鄂、川、黔四省的“土家”总人口远不止三四十万人，其聚居程度“比我以前所了解的为高，龙山人口26万中15万即五分之三是‘土家’……”  

    土家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过赶年、信奉“土老司”、跳摆手舞、织“土家铺盖”等。  

    土家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语言。“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地方首长和土家干部所谈，一般土家人中，60%以上都会说土家语，在土家人聚居最密集的区域里，会说土家语的则占90%以上。”  

    尤为重要的是土家人的自称和民族意识。各地的土家人均自称“比兹卡”，只是方音上有细微差别。自称的存在与坚持说明，“用到这自称的人不可能是苗族，附近的苗族大都自称为‘果雄’。更不可能是汉族的一部分，历史上从没发现过用两个音缀或三个音缀自称的任何汉族群体。”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强烈，均要求党和政府早日肯定土家的民族成分。  

    根据以上情况，潘光旦认定“无论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客观条件、主观要求等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说，土家应该被接受为一个兄弟民族”。  

    1956年6月，中央又派出了以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谢鹤筹为组长的土家识别调查五人小组。五人小组沿着潘光旦走过的路线再次详细调查了3个月，随后在湖南省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与持反对意见的同志面对面辩论、探讨，终于达成了“确定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的共识。紧接着，湖南省委上报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一场持续6年之久的土家族识别调查与争论，至此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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