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克相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孙清彦 ，1819年生，别号竹叟、烛哑、烛亚、古滇逸士、漱石斋主人等，是清末的书画名家。原籍云南呈贡.自幼聪颖好学但科举之路不利，只考取廪生。后投笔从戎，为提督赵德昌赏识，在其下营务处襄理文牍，随赵德昌滇转战入黔，屡有军功，保荐为同知、知府，委署兴义、郎岱、都匀、安顺等府厅，官至安顺知府。有"清贫太守"之称。御任后一直居住在贵阳。光绪十年（1884）冬月初一卒于家，享年65岁，葬于郎岱西郊姑娘寨。孙清彦对书法下过苦功，擅长篆、隶、真、行、草各体，而以行、草尤精。孙清彦的绘画，举凡山水、花鸟、人物无不用心，而最擅画竹。传世之作以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画竹册》为精品。】
 
    谁使苏词乌峡香

    在沿河，摩崖石刻不算很多，但在明嘉靖《思南府志》、《沿河县志》、《酉阳县志》等史书上记载的就有三五处。无论是沿河县城北白鹤洞口云南人键宇所题的峻拔厚重的“山水奇观”，还是县城东观音岩唐吕喦(岩)所题的沉稳流畅的“观音岩”，由于沿河关于前人的历史文献的缺乏，所以让后人对这些石刻倍感珍贵和神秘。

    但极著名而又疑问最多的摩崖石刻算龚滩镇对面沿河新景乡境内蛮王洞口外左壁的“惊涛拍岸”了。

    蛮王洞里碑刻梵文、孟获塑像背后的历史故事、川黔边界土家人民的信仰文化的神秘与独特，极像龚滩一叶木舟上的老船工，沧桑而又不失新鲜；闻名古今的石刻“惊涛拍岸”的书法迹罕品孤，犹如乌江水面的霭雾烟霞，神魅而湛丽。

    是谁取北宋词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词句，将“惊涛拍岸”镂刻于乌江大滩旁之悬崖绝壁上？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疑问一直是舟来楫往时人们的心事。彭水电站未修建前，乌江水低激流，四个字在绝壁上，尤显荡魂曳魄，气势非凡。四个字下距地面8米，每字1.5平方米，额题“清光绪丙子夏月”即“公元1876年夏”，落款“竹雅孙清彦敬书”。字体行顺遒劲，艺术价值极高。

    以前，只要到龚滩的人，当读着龚滩镇上的蝉翼楼石门上的“遥观拍岸惊涛古洞蛮王收眼底，细品姚溪雀舌轻风微拂豁胸怀”对联时，看着龚滩江水撞击磐石的汹涌景象时，无不为摩崖石刻与龚滩风物景观之贴切以及书法艺术魅力而叫绝。

    关于蛮王洞“惊涛拍岸”

    石刻的一封信

    沿河县志办：
    
    我叫孙惟宏，现在贵阳市建委工作。前不久，听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件事：他无意中在贵州有线电视台上看见了关于介绍沿河县风景旅游、经济发展的专题片。当放出乌江边上“惊涛拍岸”摩崖石刻时，片中好象介绍说，是清人孙清彦咸同年间所书。(注：贵州电视《游乌江山峡到沿河去》专题片、云南电视台万象神州栏目《沿河乌江山峡>专题片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概况》、《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均记为孙竹雅所书。)同事告诉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是孙清彦的后代。但不知此事是否当真?
    
    我是孙清彦第五代孙。孙清彦、字士美、号竹雅，云南呈贡(1819——1884)，咸丰庚申年，随赵德昌总兵入黔、尝为赵军门幕宾，以功晋官，任兴义、都匀、郎岱、独山、安顺等地知县、知府。又由于他是书画文人，在贵阳及所在之地，皆留有书画碑刻，名扬滇黔。这些皆成为今天发掘各地历史文化珍贵资源。我们作为孙清彦的后代，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向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一方面也在收集孙清彦的资料，以备作更深的研究。
    
    但从众多的地方史志中，我们从未见过孙清彦在沿河会留下“惊涛拍岸”墨迹之说，故特写此信给您们，万望能在百忙之中能予解答。沿河乌江边上是否有“惊涛拍岸”石刻？若有是否是孙清彦所书?若是可还有相关记载?若以上都是望能提供资料或图片（复印件即可），将不胜感激。（注：县志办于2000年11月底将蛮王洞“惊涛拍岸”石刻照片和相关资料寄与孙惟宏，至今未回信。)作为孙清彦的后人，我们是这样想的，若此摩崖确系孙清彦所书，我们将会专程前往拜谒，并与您们共商保护措施，包括我们应尽的相关的赞助。
                                                        孙惟宏
                                                     2000年11月6日

    这是一封平常的信函，但就是因为这一封信，一石击水，历史波澜又兴。

    当时光老人踏足历史的门槛2000年时，各地电视台像着魔似的纷纷到乌江山峡拍摄，雄奇的乌江风光片在这一年相继在一些电视台播出。有一天晚上，家住贵阳的孙惟宏先生偶然从电视里看到其祖父孙清彦的摩崖介绍时，一直研究孙清彦历史的他怎么也不相信电视里所说的是事实。因为他知道，其祖父虽在贵阳、安顺、兴义、都匀、独山、郎岱任知县、知府，留下了许多书画墨刻作品，但从史书文献和传说中，从未有孙清彦到过沿河一带活动甚至留下墨刻之迹影。所以，2000年11月6日，孙惟宏写这封信到沿河县志办，询问“惊涛拍岸”的情况。

    孙惟宏是孙清彦的第五代孙子，贵阳人，贵阳市建委退休干部。对孙清彦书法和历史颇有研究；他在多年调查中，得出贵阳黔灵山署名赵德昌的草书“虎”为孙清彦所书的“赵款孙书”的结论，为贵阳厘正了一段人文之史实。

    新《酉阳县志·文物古迹志》记：“惊涛拍岸”为清书法家何绍基书；因为何绍基是著名的清末书法家，其墨迹珍贵。尤其其《元象·七律》“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非常与“惊涛拍岸”摩崖所蕴含的意境相合。沿河一些人认为它是北宋诗人黄庭坚书更为可信。其理由是：黄庭坚在嘉祐八年（1063）谪为“涪州别驾”到彭水安置，有到龚滩的历史事实； “惊涛拍岸”来源于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崩云，惊涛裂岸”。作为苏轼的弟子，看到乌江汹涌的气势，自然会想起老师的词句，并将“裂”改“拍”更有声律感； “惊涛拍岸”字体在黄庭坚存帖中每笔每画都可以找到相似之处。

    一时口疑雾沫，难识真相。

     屡拜访察觅真迹

    2007年，笔者调沿河县史志办工作。当得知“惊涛拍岸”将淹没于彭水电站蓄水时，顿觉十分可惜。早在德江读书时，我曾去德江县潮砥拜谒过田秋书写在乌江边石壁上的“黔中砥柱”， “惊涛拍岸”与“中流砥柱”都是乌江熠熠生辉的人文景观。弄清“惊涛拍岸”的历史之谜，成为是我暗藏的一大心思。2008年11月18日，我在贵阳开会之机，凭孙惟宏写给沿河县志办的信，几番周折，终于得到了孙惟宏的手机号。当晚转辗到他的家里，同他交流了孙清彦的情况，对比了“惊涛拍岸”摩崖与孙清彦其他作品。

    2009年11月14日，在铜仁开会的我，怀揣着许多疑问再次到贵阳拜访孙老。在他家楼下的茶馆里，我们花两个多小时探讨孙清彦的历史问题。除全面了解孙清彦从军从政和其留存贵阳的书画情况外，还对“惊涛拍岸”署明的时间和作者以及为何在沿河、酉阳、思南、彭水等地的史书文献中都无关于孙清彦到沿河一带的点滴历史记录进行了探讨。2010年春节刚过，我又再次拜访孙清彦，从而揭开了心中的谜团。

    我们发现，在贵阳市贵州省博物馆里，珍藏着孙清彦一幅鸡冠花、一幅松鹤、一幅大雁芦苇、一幅青竹的屏条画，其落款为“孙清彦光绪二年丙子春三月写于龚滩寓楼仿张雪鸿笔”。其时间与“惊涛拍岸”旁落款时间吻合，从而揭开了长期以来在沿河、酉阳等地关于“惊涛拍岸”历史之谜。不过，让孙清彦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几个字成为他卒前七年在黔东川边的唯一作品，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黔中书家孙竹雅

    孙清彦，字士美，号竹雅，云南呈贡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生。咸丰年间，随署理贵州总督赵德昌到贵阳。工诗文，精书画，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享誉云南、贵州，有“清贫太守”之称。逝于光绪十年（1884）葬于贵州郎岱西郊姑娘寨。孙清彦书法长篆、隶、真、行、草，尤精行、草，所书字体流利而劲挺。留存下来的有三类：一是摩崖、碑刻、额坊，代表作有昆明市金碧广场的三大牌坊额题“金马”“碧鸡”“忠爱”；昆明翠湖公园额坊“春醉蓬莱”；呈贡牌坊额题“太和玉璧”、“紫气东来”；六枝郎岱碑刻《郎岱木镇碑记》、《郎山说》和为其夫人恭人蒋氏书撰的《墓志铭》；兴义石刻“西南屏障”、摩崖“盛世桃园”、沿河摩崖“惊涛拍岸”等。二是其书画中的诗词、提款。三是墨迹如赠达庵（赵德昌）的杜甫诗《秋兴》第八首；赠刘统之《米南宫除夕节所进春帖子墨迹》；赠丽堂的四轴幅《平安花信之图》跋文及序言、《“西南屏障”跋文》等。

    孙清彦的字兼欧、柳、颜、赵大家气韵笔法但又自成一体。字形有大有小，小若胡核，大如方斗。如“西南屏障”每字高1.27米，宽0.9米，加跋文后，全长7.2米，高1.7米。贵阳黔灵山草书“虎”净高4.5米、宽3.8米。他的诸多书法作品如：贵阳黔灵山“虎”、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新修尽忠楼记》、藏贵州省博物馆的杜甫《秋兴》第八首和同治七年书刻的“西南屏障”跋文等作品反映了孙清彦的书法风格特色。他字体有柳公权的秀挺端庄，许多字长秀但笔画显骨。像欧体的肥顺流畅，但笔画变化自如，活泼遒劲；写“草头”、“竹头”为草体，如：“蔓”、“苟”、“藩篱”、“花”“横”等。写“三点水”连笔不断并露峰向上带挑与右边之字相连；如“海”、“浅”、“清”等。写“撇”、“横”长拖有筋劲，往往成为支撑一个字的力量之笔；如“虎”“为”、“恶”字“心”的第一点、“序”、“彦”、“为”、“庚”、“及”、“局”“屏”等。写“竖”往往肆意行笔长拖但笔画纤细有力，露峰不多或圆峰收笔，挺稳不软；或似旗杆高擎有力，或似木柱深陷不倒，或似长剑空插而下；如：“笔”、“佩”、“带”、“峰”、“异”、“舞”、“肆”、“年”“刻”、“醉”、“虎”等。写“白”、“百”“寸”等字最后一笔喜从上旋下向左挑出笔峰。

    “惊涛拍岸”完全是与孙清彦书风一致的。“惊涛拍岸”额题行书规正，落款行草结合。“惊”字以草书两点“草头”起笔，以清顺圆畅收笔，结构严谨，字体秀长。“涛”以正书露峰写“三点水”以“寸”字一点外撇结束，全字结构紧凑稳重。“拍”字虽为三笔，但一气而成，“白”字外撇一横收尾，运笔流畅圆润，气势贯通不懈怠，字体呈圆形；“岸”字是四字中最行楷端正的字，但中间横、撇长出，一竖之笔厚实稳健，圆峰收藏，挺而不飘、肥而不柔。四个字与额题落款相得益彰，匀称雅健，劲挺秀顺。在四个字中，风格有几处非常明显，一是横折沟一笔而成，圆而不顿，如“白”“马”两处；二是笔画外撇收尾，欲藏却露，如“寸”“白”两处；三是撇、竖长拖，有如虎之拖尾，长健显力，如“岸”、“彦”之横撇笔画；四是草头草书成倒“八”字，并连笔不断气脉，如“惊”、“敬”草头。

     “惊涛拍岸”的“竹雅孙清彦…”的落款亦完全符合孙款习惯。孙因是赵德昌麾下之幕僚，就像他自己所说：“余不能书而写竹，实寓学书之事”，所以他的绘画里大量用“竹雅”、“竹伢”、“烛亚”、“筑哑”等别号署名，寓认画竹为雅事、画竹之人、不说话多办事的贵州人等含义。而书法则多署“xxxxx孙清彦……”。在远离贵阳的郎岱、兴义、昆明、呈贡的书法摩崖石刻大都以“孙清彦”题名。在“西南屏障”跋文的落款就是“……昆池孙清彦书并識（识）”；在关岭县的“御书楼”孙清彦的颜体“滇黔锁钥”因是康熙皇帝的御笔，故他在重写时，落款为“臣孙清彦拜书”；写与王世元的诗联“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臣能为”落款即为“竹雅孙清彦”。

     他为什么喜欢这样落款呢？原来，孙竹雅投笔从戎跟随赵德昌，离乡进黔，举目无亲；靠他对赵的忠心耿耿，舍生忘死建树功名，才“由训导因军务历保至同知、知府、导员、委署兴义、郎岱都匀各府厅”——《贵州通志·宦迹·孙清彦》，最后到贵州安顺任知府。赵既是孙的上司，亦为孙的恩人，因赵在书法上称跟孙是“依样葫芦”，所以尽管孙“精书画，弱冠有声庠序（古代学校）”，但孙不能不顾及赵之面子收敛锋芒，少题雅号，多署本名，以示尊敬和谦逊。

     得意归驿镂“惊鸿”

    公元1876年前，孙清彦何许人也？孙惟宏得到的一本清代战事图日历《克复贵州兴义府城回民战图》记载：“咸丰六年（1856）回汉地主商人为争夺楚雄石羊银矿而引发械斗。清朝官府只顾保持矿税收入，根本不分是非曲直，在冲突扩大后则诬指回民作乱，大批屠杀无辜回民。各地回民被迫揭竿而起，并很快汇合成两大类：一支在滇南，以马德新、马如龙为首；一支在滇西，以杜文秀为首。兴义府自同治元年（1862）三月为回军占领，与新城、贞丰互为犄角。同治三年八月，代理知府孙清彦率兵进剿，连破沥叠洞等处。”

    其女婿段少青为其所写的墓志铭记：“调署郎岱同知事甫。下车时，逆匪岩大武、黄金印窜上游窥伺厅城，公整饬部伍，屡挫贼锋。深壑壕堑，修建木城，守御三年，竞获保全。……以功擢补用道。奉旨入京引见。委署安顺府事……”从这些记述知道，孙清彦在郎岱任知事时，因功勋卓越而被提升为用道，还得到去京面见皇帝的殊荣。回来后被委署安顺知府。

    现藏于贵州博物馆的由孙清彦书写赠与赵德昌的杜甫诗《秋兴》第八首和《贵州通志·前事志》、《贵州通志·宦迹志》记，咸丰十年（1860）赵德昌仕途得意，在贵阳书写了一个“虎”字，此时的铜仁、酉阳一带，义和团的军队白军牵滞了贵州提督田兴恕和酉阳的清军。赵德昌独军难挡，日战日败。同治五年（1866）调职四川，同治七年（1868），赵德昌的结拜兄弟在贵阳清镇芦荻阵王，赵德昌先“痛愤至极，乃请罢”。加之该年，他在四川大受排挤，赵德昌遂卸职归乡，结束了"半盏清茶即战饭，一怀冷酒为戎衣"的军人生涯，之后，光绪年间，孙清彦任安顺知府。在贵州少数民族起义平息后，孙才退出官场。1874年，孙清彦书赠他杜甫《秋兴》第八首。1876年，正是赵德昌日暮西山，而孙清彦是仕途如日中天被“奉旨入京引见”到任安顺知府的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时间。

    1894年任酉阳知州唐我圻之父亲唐炯，时任四川总督崇实的军师。唐炯是贵州遵义人，早年因在桐梓组织乡团打击乡民起义有功而任知县。后在云南任职，因擅自退兵，差点被慈禧杀掉，后在其子唐我圻和其他相好的通融下，得保性命。“同治改元，统安定营。会石达开围涪州，与刘岳昭期会师，击走之。其夏，石党窥綦江。炯闻警驰援，燔其壁，寇溃，大破之长宁。以疾还成都。”同治六年，四川总督崇实命他率师入黔，后“遂以军事属之”。他带兵连破偏刀、水上、大平、黄飘、白堡，擒斩王超凡、刘仪顺（刘永虎），降服潘人杰、唐天佑；又攻克平越、瓮安、黄平、清平、麻哈。光绪元年，丁宝桢督任四川，命令他辅佐治理督促盐务。唐炯与孙清彦都为贵州、云南的名人，早已熟识。民国《贵州通志·宦绩志十三》记：“孙清彦后任安顺府时，余匪未靖，请调唐炯援黔所留部队。来安顺有新式火器，最号精良，遂将余匪一律荡平，从此安顺乃得息。”孙清彦与唐炯的关系建立早在剿安顺余匪(1975年)之前。唐炯官至云南巡抚时，因 “喜收藏，善书法” ——摘陈训明《贵州书画家简论》即与孙清彦成为情投志合之人。

    1875年，龚滩设盐运办事处，置盐务防护军，唐炯为盐务防护军直管。1876年，孙清彦进京引见，当时形势为，刚上任的光绪面临诸多政事改革，巩固其政权为第一要务。针对影响川黔社会稳定的四川龚滩盐务设置要事，皇帝既要听取川黔方面意见，又要将自己的意见委托一个人去贯彻；时川黔白号军、黄号军、太平军留下的少数民族反清势力仍如星星之火。作为平复少数民族地区“乱民”的功臣孙清彦，光绪帝寄予他太多的希望；因此，孙清彦带着皇宫里的意见，沿长江一路考察到龚滩，与唐炯会聚在江边茶楼上，叙谈着国事家事，商量交流龚滩治政之策。当看着滔滔乌江的滩石之峻，江水之勇，回想他们仕途的险恶，几多辛酸悲壮感慨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他用苏轼的“惊涛拍岸”，描写龚滩自然景观，寓表心怀感慨，将字题刻在“蛮王洞”旁，成为川黔边界的一道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