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伊立 覃武陵 信息来源：土家族学刊
 

透过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依稀看到了一个特殊社会的缩影。这个社会的特征是:与世隔绝、和平安定、生态良好、丰衣足食、民风淳朴、自由平等、处处欢歌、延客成俗。我们估且把这一特殊社会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称之为桃花源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东晋末年，我国武陵山区腹地“武陵蛮”的生活现实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作原型。任何社会文化都不能凭空产生，都是该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桃花源文化也应该具备其形成的内外部环境。
一、桃花源文化形成的外部环境
(一)天然屏障造就与世隔绝
中国地形大致可以划为三个阶梯:西部高原、中部山地盆地、东部大平原。
在西部盆地和东部大平原之间的广阔地带，是一片带状的崇山峻岭，从北到南，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南岭构筑起一道远远赛过长城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
山峦重叠、群峰耸立、沟壑纵横、河谷深切、暗河横流，一眼望去，漫山碧翠、森林蔓延。如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自然保护梵净山、坪坝营小溪、星斗山等。                                                                     
这一天然屏障，“一夫当关、万人莫入”，《太平寰宇记》载:“后汉建武
二十三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深入，悉为所没”。刘尚全军覆没于这险峻的地理环境。汉光武帝后遣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率四万将勇征讨“五溪蛮”，“五溪蛮”凭借天险，以四千之众便将其击败，马援马革裹尸而还。马援一生用兵，所向披靡，最后却惨败于这武陵天险屏障。近代，日寇曾叫嚣数月内便能灭亡中国，结果在占领东部平原后便被于这道天然屏障所挡。这道天然屏障为保存我国半壁江山起了不少作用。
东晋时，在这道天然屏障深山密林的台地、谷垌里稀稀落落地生活着的是当
时被中原王朝称为“武陵蛮”的少数民族。当时，虽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外部南北纷争、政权频繁更迭、生态破坏严重。可是，武陵山区除了与汉族交界的边缘地带受到一些干扰外，武陵山区腹地却得益于这一天然屏障的阻隔，盈得了一方和平安定的环境，致使这里的族群沿袭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二)羁縻政策滋生桃花源文化
千百年来，传统的历史观使我们在文化的认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很多人
至今只认识到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忽略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少数民族”几乎成了“文化落后”的代名词，认为所有少数民族文化都是落后的，都是在辉煌的华夏文化的照耀下才出现文明。同时也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近年的考古已证实:我国边疆地区，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华夏文化。如辽西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文明，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特别是四川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出土，3000多年前便有被祷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和诸多大型铜器，历经数千年仍栩栩如生，其规模之大、造型之美、工艺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其它如青铜神树、纯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三星堆文化不亚于甚至早已超过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虽然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学者尚在争论之中。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三星堆人并非华夏人，三星堆文化并非华夏文化；三星堆人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三星堆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给人二个无可辩驳的史实: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并非一元整体格局，而是多元一体格局。
在中国地图上，把上述的天然屏障从北到南划一条线，在线的北端的西部沿
秦岭划一条从西到东的横线，在线的南端从西到东沿南岭划线。在这Z字形线的北、东面便是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这一大片地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就活跃在这一疆域。Z字形西南方和南方，是我国长江上游和整个珠江流城。这一大片疆域，战国以前都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按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划分，这一大片疆域，统统称之为“蛮”地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里并非只有一个“蛮”族，只有混混沌沌、没有文明、落后野蛮的一群原始人。战国时这里一大区域内有蜀国、巴国，云贵高原有滇国、夜郎国，南岭以南有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等。只是，这些邦国和中原王朝疏于直接交往，史籍没有记载罢了。但是，从《三国演义》中我们还能看到其影子。如孔明七擒孟获故事，孔明的交战方，不就是以孟获为首各峒主参予的酋邦集团吗!各峒集团之间既有联系，又不互相统属。
我国元朝实施土司制以前，中原王朝对 “蛮”地的少数民族一向实施羁縻
制度。即王朝分封蛮酋进行治理，保留蛮地制度和风俗不变，没有税役或薄赋轻役，赋税不行中国法，靠朝贡与回赐维系君臣关系。
孔明七擒七纵蛮王孟获，直至孟获臣服，孔明班师回朝之际“长史费讳入
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蛮王今己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作长官)则当留兵，兵无所食 (必须提供粮草)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伤亡(刚经历战争，父兄多有死伤)，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 (地方长官)之罪，自我嫌疑，留外人(为长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 (草)，与 (蛮共同)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皆服，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乃为孔明立生祠，四时享祭，皆呼之为慈父。各送珍珠金宝、丹漆药材、耕牛战马，以资军用，誓不再反。”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以前，巴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川东、峡江两岸(含清江流
域)。秦灭巴后，巴文化发展的重心已移至武陵山区腹地。对于秦灭巴后，中央王朝在巴域的羁縻制度，文献上多有记载。我们不妨将秦灭巴后直到五代彭氏入主五溪这一段时期的有关文献按时间先后摘录如下:
“战国时，秦惠文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汉兴，南郡太守靳疆奏
请，一依秦时故事”。“秦昭襄王时(有白虎为患)，昭王乃募有杀虎者，赏邑万家 (后白虎被板楯复夷射杀)，昭王以复夷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勿论，杀人得以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太平寰宇记》
“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晋书》)
“至高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
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税”。(《太平寰宇记》)
“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
沛，不供斌税”(《晋书》)
“宋 (注:指南朝刘宋，陶渊明晚年正是此时)人斌税严苦，贫者不堪复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不供官税”(《太平寰宇记》)
现在，湘西永顺还保存着我国五代时汉蛮双方战后所立的“溪州铜柱”上记
载着:“……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瞻；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农桑之业……。”
以上史籍记载的都只是发生于汉蛮交界地区之事。对于武陵山区腹也 因为
自古以来就有“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王命限制(这种限制直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才取消)，汉蛮交往更加有限。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根本就没有史籍记载。汉蛮交界地界尚且是薄赋轻役或无赋无役，其蛮地腹心地带就可想而知了。 “宋人赋税严苦，贫者不堪复命，多逃亡入蛮”的社会背景与武陵山区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原王朝的羁縻政策，客观地为武陵蛮民族营造了一个封闭的、与世严重隔
离的和平安定、没有税收、没有徭役，沿袭自我民族文化发展的环境。
二、桃花源文化形成的内部环境
(一)物质文化
战国前，在“蛮地”疆域内聚居的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一致。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蜀国、巴国。上已提及，川西三星堆文化不亚于甚至超过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引起了全球轰动，学者认为要改写巴蜀古代史。发祥于长江峡江地域的巴，近年考古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便能大量制作精细的新石器工具，并对外进行产品交换；峡江是我国最早的产盐基地。巫盐成为巫咸国、巫哉国及后来的巴国的主要经济支柱，依靠这一经济支柱，成为《山海经》中记载的“不绩不经”而有布帛衣服可穿，“不稼不穑”而有“百谷所聚”，“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一方生活乐土。巴国沦亡后，巴文化的重心向武陵山区腹地转移。
考古发掘也可以证实当时“武陵蛮”的生产力水平。保靖四方城发现铁斧、
铁刀，保靖黄连发现铁鍤、铁钺、环首刀、铁剑、铁斧、铁铲等。在桑植发现冶铁的作坊遗址。这说明那个时代，使用铁器已很普遍。铁工具以铁斧、铁鍤最为广泛。当时，武陵山区的河谷地带早已种植水稻。在湘西地区，发现战国时期的粮窖，有稻、梁、豆等多种农作物产品。《水经注》载: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著名的巴人“賨布”是当时人们追求的奢侈品，也是巴人对朝廷的贡品。这说明武陵山区农业已有很大发展。但是，在武陵山区河谷、台地十分有限，绝大部分是山地，稻谷的生产并非主导地位，大部分还是山坡上的畲田。当时的武陵郡，辖区广阔，据《续汉书》(晋·司马彪撰)载:“武陵郡，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由于这样地广人稀，山地为主，故渔猪、采集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里森林密布、物产丰富。在汉代，《华阳国志·巴志》载曰:巴地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药、香茗，给客揆葵。”足见巴地物产之丰饶。《华阳国志·巴志》中引述先民之诗曰:“川崖唯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由此可见，当时巴地人民生活的多样化和丰足。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首直接描写巴人生活的诗:“山上层层桃李花，云
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首诗，说明当时巴人烧畲耕作的普遍和已有银钏金钗打扮一新的巴妇，也足见巴人生活的富足。
魏晋南北朝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纷争不息，遍
地生态凋零，诗人陶渊明和广大人民过着颠波流连、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在武陵山区“蛮”地的物质文化生活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成为陶渊明记述桃花源物质文化的原型。
(二)社会结构  
东晋时，武陵山区武陵“诸蛮”民族的社会结构大致相同，我们不妨以巴族
为例进行解剖分析。
长江三峡的峡江两岸是巴人发祥地，连同川东是巴人活动中心地带。武陵山
区原黔中郡地域巴国属地，巴国晚期沦落楚国。巴国是一个纯山地国家，峡江峡深流急，武陵山脉连山叠岭，河谷、台地甚少，居民聚落分散，交通十分不便。故自古以来，自然形成了以氏族、家族为中心各自彼此独立活动的聚落。就在巴国全盛时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集团，属酋邦社会。各氏族、姓氏首领、峒主分别管理各自的聚落群体。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巴国沦亡后，峡江巴域和武陵山区疆地仍继续沿袭下去。一直到五代，在湘西的《溪州铜柱记》仍能明白地反映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潘光旦先生对《溪州铜柱记》有一段精辟的分析:“《记》文末尾附有一系列姓名，表面上是统治者(指彭士愁)的命官，实际上是地方的首领……其中彭氏八人、田氏四人、覃氏四人、龚氏两人、何氏、朱氏各一人……《记》文中再三说到 ‘五姓之首’与五姓大众如何如何，而《记》列名，却有六姓，势必有一姓除外，这大概是彭氏自己了……《记》文后面附刻有一段话，据说是 ‘五姓’群众自己提供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当时这一地区的族类的内部生活与统治者的关系来……彭氏，对外称溪州刺史，其在当地则是 ‘都头’……‘当都头’就是‘本都头’的意思。当初‘帅号精夫，相名殃徒’所表示的一般部落社会的首领制度……说到 ‘祖父本分田场土产’似乎表示土地还属氏族公有或氏族的支派所公有，土地的生产品由氏族成员公平分配，家族私有制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潘先生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直到五代彭氏入主五溪以前，这里的社会结构是帅号“精夫”(渠帅)的部落社会首领制度，彭氏入主后代替了“精夫”这一角色，对内称都头，对外称刺史，内部还保留姓氏首领制不变，由各姓氏独立管理，山林归氏族公有，生产品由氏族公平分配，家庭私有制尚未建立起来。
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桃花源记反映出来的人人平等、个个自由的桃花源文化
是相一致的。
(三)精神文化
东晋时的武陵山区腹地，可说是一个歌舞之乡，生活在这里的“武陵蛮”族
群，无论是巴族、苗族、侗族，都是一个传统的歌舞民族。
巴歌在我国文坛影响深远，唐代以前就有很多记载。《楚辞》有“客有歌于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源于峻岭幽谷的巴歌在泱泱大国楚国国都郢都便有大量的和者，足见巴歌对楚文化影响之广。到了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深受巴歌的影响，在巴歌的基础上提练创作而成的“竹枝词”曾久久风靡整个中原大地，直至近代武陵山上的文人和上海滩上的文人都还喜欢写“竹枝词”。
“武陵蛮”族群不仅喜欢歌舞，还善于把歌舞和劳动、生活结合起来，生
活处处离不开歌舞，使整个社会处处时时都充满歌声。关于这一方面，历代史籍都有记载:“其民族一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近溪河者，槔桔声相闻，刈禾既毕，群事翻犁、插秧芸草，间有鸣金击鼓，歌唱以相娱乐者，说古田歌遗意”，可以说，处处劳动皆充满歌声。
苗族同胞之歌富于传统，其歌众多，有古歌、苦歌、情歌、酒歌、飞歌、起
义歌……，可说是生活无处不歌。侗族同胞传统的歌也特多，有古歌、礼俗歌、父母歌、苦情歌、开路歌、迎客歌、山歌、河边歌、木叶歌、酒歌、哭嫁歌、情人歌、儿歌、耶歌、大歌……凡是要说话的地方，都可以用歌声来代替。侗族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领众和的多声部大歌十分有名。1986年曾在巴黎艺术节演出，被国外人士和媒体誉为 “最有魅力的复调音乐”。
古代的“武陵蛮”族群的歌舞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艺术，在当时还担负
了众多社会职能。如民主产生的村规民约般具有法律效力的“款词”，便是通过唱词、歌舞的方式来传播的。神圣威严的鼓楼，不仅是“芦笙踩堂”集体歌舞表演的最佳场地，更是传承古训、激发民族热情的场所，也是对民族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学校。土家族摆手堂更是这样，每年五月初三至十七日，夜间鸣钲击鼓、山谷震荡。男女齐集，按姓氏列队，每队按领队、龙旗队、神棍队、祭祀队、歌舞队、奏乐队。灯笼、火把、走马灯闪耀，龙旗招展，整齐列队行进，一路上随着锣鼓声合着脚步，齐集庄严肃穆的摆手堂。经过雄浑热烈的仪式“闯驾进堂”后，在梯玛的主持下:敬奉和纪念民族先祖，摆手演唱，通霄达旦。这样的民族习俗，千年不变，直古至今，人人自觉自愿来到摆手堂，用神秘的调子歌唱远古的传说，泪花里闪耀着稀有的虔诚、欢乐，沸腾的摆手歌舞几手掀开覆盖在头顶厚重的夜幕。就在这样的情景中，人民受到了现实和历史的教育，传承了古训，知道了民族的历史，获得了知识技能，明白了做人、做事的准则和道德规范。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精神得到升华，激发了丰富的民族情感，教化了民众，从而使社会呈现出质朴、善良、忠厚、老实、勤劳、勇敢、刚正、耿直、吃苦耐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机智粗犷、热情开朗、团
结奋进的良好民风民俗。“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人人快乐、乐于天命、民风淳朴、延客成俗的风尚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
三、桃花源文化是特殊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文化
至此，我们不难看到，武陵山区腹地天然屏障的地理环境，中原王朝的羁縻
制度形成的外部环境，造就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税收、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武陵山区腹地内部，当时地广人稀，有丰富的山地、河谷资源，在传统良好的民族文化作用下，使“武陵蛮”族群具有高于当时战火纷飞的东晋人民的物质生活。“武陵蛮”族群的社会结构是酋邦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山林、湖沼等属族所有，从而滋生了比较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风尚。富有传统的、良好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巴文化滋生了人人乐于天命、处处歌舞、延客成俗、民风淳朴的社会风尚。从这里，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曾经生活、做官于武陵山区附近江陵的陶渊明，其桃花源的写作绝非作者乌托邦的虚构，也不需要虚构，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众多民族国家。桃花源文化的实质是:在我国特殊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民族文化。
桃花源文化不是华夏文化，因为桃花源文化和华夏文化存在着众多的差异
性；桃花源文化应是 “武陵蛮”民族文化，因为桃花源文化和 “武陵蛮”民族文化有着众多共同性。准确地说，是我国东晋时武陵山区腹地特殊的外部社会条件和内部环境的动力作用下滋生出了独特的桃花源文化，它是中国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是一特殊的社会现象。
千百年来，桃花源文化征服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灵，令人神往。桃花源成了
“美好地方”的代名词，充分说明了桃花源文化有着众多人们向往的美好基因。这些基因正蕴藏在滋生桃花源文化的民族文化之中。今天是我国有史以来民族团结、协作最好的历史年代，如我们沿着党的民族政策，按照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去发展我国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将会滋生出更多、更美好的民族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