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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手舞”与土家文化的复兴

时间:2020-03-20 15:28:58来源:土家族文化网作者:

                           作者:雷翔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湘西州的自治政府与土家族民众同心协力,年年举办“社巴日”活动,而且越来越盛大精彩,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号召力。其实不仅仅是湘西,湖北来凤和重庆酉阳的“摆手节”,也让我们趋之若鹜。土家族特有的文化事象很多,其中好看有影响艺术感召力强的歌舞也不少,但湘、鄂、渝三省区的土家聚居中心区域,都特别青睐于“摆手舞”,其中必定有艺术性以外的更加深层的缘故。

    一、摆手舞起源的意义分析


    流行于土家民间的“摆手舞”,受到官府、文人关注并记载于文献的同时,就有了关于起源的种种推测。最全面最能得到社会认同的论证,来自长期搜集、整理、研究摆手舞,对土家文化有不朽贡献的彭继宽、彭勃二位先生。

    摆手舞起源于什么,产生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一说起源于战争,说土司王到湘西来,为了鼓舞士气打败土著吴王,便创造了摆手舞;二说起源于兴趣说,说土王喜爱娱乐,经常要当地土人为他唱歌跳舞,于是便产生了摆手舞;三说摆手舞起源于祭祀,说土家族人民尊敬祖先,热爱自己的领袖人物,为了不忘记祖先的业绩,便创作了纪念他们的摆手歌舞。我们认为,凡此种种说法都缺乏科学依据,也不符合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客观规律。


    彭继宽先生还特别指出,摆手舞的源头也不是“巴渝舞”。我们研读彭先生的论证及其列举的不同“起源说”,不难看到,起源阐释其实渊源于性质认定,来自于被性质认知所决定的意义逻辑的推测。

    战争起源说,根基于摆手舞的军事性质。各地摆手活动的内容略有不同,但大都含有军事、战争或者是打猎等准军事活动。特别是八部庙前的“大摆手”,整个活动安排就是土司时代的“应召出征”模式。譬如龙山坐落湖的“月托(ye21tsho21)”,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彭继宽、彭勃采访记录以后,有较多的学术影响。坐落湖的摆手仪式,主题就是杀猪敬奉“八部大神”。其中的整队抢旗活动,完全是摹仿出征前的演练。民间也有“诱敌说”,只是过于儿戏,采纳者少。“战争说”影响最大的论证,是彭武一先生的“摆手舞的前身就是巴渝舞”。除了强调相同的军事性质之外,论证的基本前提是:只有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现代传人。

    所谓“兴趣起源说”,源自屡见文献记载的土王喜爱歌舞。首先是土司时期的“歌舞侑觞”习俗:改土归流以后被定为恶习,不仅土司本人,差官舍把亦如此。永顺府志记载雍正八年的知府禁令:“插土司向年每逢岁时令节,及各委舍把下乡,俱令民间妇女摇手摆项歌舞侑觞,甚至酒酣兴豪,又不可名言之事。”
“设府后,正月元宵尚有逐队来署者。呵止之,自称旧例如此。”龙山县志则认为是更早的土王吴著冲:“相传吴著冲为人准头高耸,上现红光必多杀戮。家人知其然,以妇女数人裸戏舞于前,辙回嗔作喜。土民所以有摆手祈禳之事。” 清代永顺文人彭施铎、彭勇功的著名竹枝词,也是“遥想当年”的推测,同样的思维逻辑。

    “祭祀起源说”与兴趣说直接相关,只是把献给土王的“礼物”变成了“祭品”。文献记载最多,应该是最主要的民间土民自己的意义逻辑:“土民设摆手堂,谓是已故土司阴署,供以牌位。黄昏鸣钲击鼓,男女聚集跳舞唱歌,名曰摆手。有以正月为期者,有以三月、六月为期者,唯董补、五寨、三里最盛。屡出示禁之,不能止。亦修其教不易其俗而已。然其间有知礼者,亦耻为之。若附郭土民,此风久息,第堂址犹存。”(嘉庆龙山县志)

    “劳动起源说”出自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依据是“摆手舞”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动作的摹仿,更深的思维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的艺术起源论。彭继宽先生有详细地辑录和论证,恕不赘述。

    考察上述几种主要的源头阐释,显然都有十分坚实的事实根基,分歧来源自对“摆手舞”功能作用的判定,来自于其性质认识。“战争说”里,摆手舞是摹仿巫术;“兴趣说”中,摆手舞是民间艺术;“祭祀说”中,摆手舞是祈禳仪式。“劳动起源说”选取了“艺术论”,只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

    二、摆手舞功能的演变推测

    对“摆手舞”的内容、功能的认定,不仅关系到起源问题,还决定着其产生时间的判定。是劳动者的“艺术”,则可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是土王喜爱的“艺术”,则产生于相应的土王时代;是战争“巫术”,也有相应的战争年代;是祈禳“仪式”,则只能是在改土归流以后,或者是消灭吴着冲以后。

    其实,源于民间的种种起源阐释,真正的阐释对象还是“摆手舞”本身。换句话说,“根生”的不同,原因是各自眼里的“摆手舞”不同,包括形式、内容、功能和性质。背后有一个基本事实:“摆手舞”的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摆手舞不一样,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摆手舞也不一样。甚至同样是祭祀仪式,我们熟知的“八部庙”前的“大摆手”、“土王祠”前的“小摆手”和土地庙前的“社巴巴”,也都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截然不同。只是寻找和证明“正宗”没有太多价值,都在变始终在变,我们找到的都只是变迁过程中的某个片断;更应该寻求的是整个过程和变迁规律。

    “摆手舞”已经有了大量文化调查和考证,我们在被揭示出来的许多的历史片段中,或许能够拟建一个相对清晰地发展序列。

    早在土司以前的“九溪十八峒”时代,溪峒生活中土家人群中就有带有“摆手”特征的歌舞仪式。一方面,“摆手”是歌颂开峒先祖的祭祀仪式;另一方面,“摆手”又是禳祓不祥祈求繁衍的巫术。同时,“摆手”还是丰年的庆典、是文化的传承、是族群的凝聚、是社会的组织也是全民的艺术。如此,较能解释其中的内容构成,也才能解释吴著冲中魔时的祓除功能。

    土司时代,土司的政权建设和军事化转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溪峒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性质。民间的社区生活中“摆手”仪式依然流行,依然承担着祭祀和禳除功能。而在占统治地位的土司阶层中,不再有族群的凝聚和社会的组织功能。在许多土民眼里,土司已经取代了开峒先祖的地位,甚至成了仪式祭拜的对象。因为土司们的半边缘性质,仍然利用“摆手”的巫术功能用以作为战斗号召;进而用以“歌舞侑觞”。

    改土归流以后,社会转型再次出现,土司时代亦军亦民的社会结构瓦解。“家族化”、“去蛮夷化”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土民们遭受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的“时代断裂”。“摆手舞”与视之为“土司阴署”的土王祠一起兴盛:首先是排解焦虑的禳除仪式;其次是不忘根本的祭祀仪式;第三是应对移民大潮的族群标志;第四是抗拒冲击的宣泄。当然,土家族地区内部的差异和变化也十分明显:官府影响最重的城区和“客户”聚居地,最先“耻为之”;受外界影响较多的地方逐步转而敬奉“社菩萨”;土司的主要辖区跳小摆手敬土司;部分溪峒深处仍在敬奉八部大神跳大摆手。

    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摆手舞”的仪式功能逐步消失,只保留着庆典的民间文艺作用,也在一些地方成为“调年”活动的组成部分。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更是作为群众艺术的表现形式被宣传被保存。

    三、摆手舞的现实文化功能讨论


    改革开放以后,土家族与各少数民族一样,迎来了民族复兴文化重建的新时代。“摆手舞”的备受关注,也是因为被赋予了民族复兴新时代的文化重建新使命。回顾“摆手舞”发展演变的历程,每一步都是其根基性、工具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摆手舞”的发展与演变,从民族复兴的视角去促使挖掘、保护和创新,使之能更好的服务于民族文化建设。

    新时代的民族复兴,是民族内部共同性的稳固增强,同时也是外部边界的明确清晰,也就是民族特征的凸现。关于民族特征的基本内容,胡锦涛总书记曾经代表中央有一个新的归纳:“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比照这些特征,更能体会“摆手舞”的文化建设功能。

    首先,“摆手舞”的祭祀内容,聚集着土家族人的历史记忆,包括开峒祖先在内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文化英雄”,几乎都在其述说范围中;其“故事体”特征也便于实现和传承这种历史述说。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摆手”仪式曾经有“共同历史渊源”构建的族群祖先认同功能,今天的民族复兴更应利用和弘扬。

    其次,“摆手舞”的“广场舞”形式,便于民众参与,也能最大限度地感染动员民众,强化稳固心理认同,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第三,“摆手舞”是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虽有差异,但都与特定的节庆活动连接在一起。应该有意识地强化这种联系,扶持和发展作为民俗活动的“摆手舞”。

    第四,“摆手舞”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标志性符号,既有内部认同作用也有外部边界作用。这是土家人民的共同选择,也是根基性和工具性互动的结果。我们应该出于民族复兴的共同责任感,同心协力相互支持。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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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手舞”与土家文化的复兴

时间:2020-03-20 15:28:58

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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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雷翔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湘西州的自治政府与土家族民众同心协力,年年举办“社巴日”活动,而且越来越盛大精彩,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号召力。其实不仅仅是湘西,湖北来凤和重庆酉阳的“摆手节”,也让我们趋之若鹜。土家族特有的文化事象很多,其中好看有影响艺术感召力强的歌舞也不少,但湘、鄂、渝三省区的土家聚居中心区域,都特别青睐于“摆手舞”,其中必定有艺术性以外的更加深层的缘故。

    一、摆手舞起源的意义分析


    流行于土家民间的“摆手舞”,受到官府、文人关注并记载于文献的同时,就有了关于起源的种种推测。最全面最能得到社会认同的论证,来自长期搜集、整理、研究摆手舞,对土家文化有不朽贡献的彭继宽、彭勃二位先生。

    摆手舞起源于什么,产生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一说起源于战争,说土司王到湘西来,为了鼓舞士气打败土著吴王,便创造了摆手舞;二说起源于兴趣说,说土王喜爱娱乐,经常要当地土人为他唱歌跳舞,于是便产生了摆手舞;三说摆手舞起源于祭祀,说土家族人民尊敬祖先,热爱自己的领袖人物,为了不忘记祖先的业绩,便创作了纪念他们的摆手歌舞。我们认为,凡此种种说法都缺乏科学依据,也不符合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客观规律。


    彭继宽先生还特别指出,摆手舞的源头也不是“巴渝舞”。我们研读彭先生的论证及其列举的不同“起源说”,不难看到,起源阐释其实渊源于性质认定,来自于被性质认知所决定的意义逻辑的推测。

    战争起源说,根基于摆手舞的军事性质。各地摆手活动的内容略有不同,但大都含有军事、战争或者是打猎等准军事活动。特别是八部庙前的“大摆手”,整个活动安排就是土司时代的“应召出征”模式。譬如龙山坐落湖的“月托(ye21tsho21)”,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彭继宽、彭勃采访记录以后,有较多的学术影响。坐落湖的摆手仪式,主题就是杀猪敬奉“八部大神”。其中的整队抢旗活动,完全是摹仿出征前的演练。民间也有“诱敌说”,只是过于儿戏,采纳者少。“战争说”影响最大的论证,是彭武一先生的“摆手舞的前身就是巴渝舞”。除了强调相同的军事性质之外,论证的基本前提是:只有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现代传人。

    所谓“兴趣起源说”,源自屡见文献记载的土王喜爱歌舞。首先是土司时期的“歌舞侑觞”习俗:改土归流以后被定为恶习,不仅土司本人,差官舍把亦如此。永顺府志记载雍正八年的知府禁令:“插土司向年每逢岁时令节,及各委舍把下乡,俱令民间妇女摇手摆项歌舞侑觞,甚至酒酣兴豪,又不可名言之事。”
“设府后,正月元宵尚有逐队来署者。呵止之,自称旧例如此。”龙山县志则认为是更早的土王吴著冲:“相传吴著冲为人准头高耸,上现红光必多杀戮。家人知其然,以妇女数人裸戏舞于前,辙回嗔作喜。土民所以有摆手祈禳之事。” 清代永顺文人彭施铎、彭勇功的著名竹枝词,也是“遥想当年”的推测,同样的思维逻辑。

    “祭祀起源说”与兴趣说直接相关,只是把献给土王的“礼物”变成了“祭品”。文献记载最多,应该是最主要的民间土民自己的意义逻辑:“土民设摆手堂,谓是已故土司阴署,供以牌位。黄昏鸣钲击鼓,男女聚集跳舞唱歌,名曰摆手。有以正月为期者,有以三月、六月为期者,唯董补、五寨、三里最盛。屡出示禁之,不能止。亦修其教不易其俗而已。然其间有知礼者,亦耻为之。若附郭土民,此风久息,第堂址犹存。”(嘉庆龙山县志)

    “劳动起源说”出自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依据是“摆手舞”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动作的摹仿,更深的思维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的艺术起源论。彭继宽先生有详细地辑录和论证,恕不赘述。

    考察上述几种主要的源头阐释,显然都有十分坚实的事实根基,分歧来源自对“摆手舞”功能作用的判定,来自于其性质认识。“战争说”里,摆手舞是摹仿巫术;“兴趣说”中,摆手舞是民间艺术;“祭祀说”中,摆手舞是祈禳仪式。“劳动起源说”选取了“艺术论”,只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

    二、摆手舞功能的演变推测

    对“摆手舞”的内容、功能的认定,不仅关系到起源问题,还决定着其产生时间的判定。是劳动者的“艺术”,则可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是土王喜爱的“艺术”,则产生于相应的土王时代;是战争“巫术”,也有相应的战争年代;是祈禳“仪式”,则只能是在改土归流以后,或者是消灭吴着冲以后。

    其实,源于民间的种种起源阐释,真正的阐释对象还是“摆手舞”本身。换句话说,“根生”的不同,原因是各自眼里的“摆手舞”不同,包括形式、内容、功能和性质。背后有一个基本事实:“摆手舞”的多样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摆手舞不一样,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摆手舞也不一样。甚至同样是祭祀仪式,我们熟知的“八部庙”前的“大摆手”、“土王祠”前的“小摆手”和土地庙前的“社巴巴”,也都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截然不同。只是寻找和证明“正宗”没有太多价值,都在变始终在变,我们找到的都只是变迁过程中的某个片断;更应该寻求的是整个过程和变迁规律。

    “摆手舞”已经有了大量文化调查和考证,我们在被揭示出来的许多的历史片段中,或许能够拟建一个相对清晰地发展序列。

    早在土司以前的“九溪十八峒”时代,溪峒生活中土家人群中就有带有“摆手”特征的歌舞仪式。一方面,“摆手”是歌颂开峒先祖的祭祀仪式;另一方面,“摆手”又是禳祓不祥祈求繁衍的巫术。同时,“摆手”还是丰年的庆典、是文化的传承、是族群的凝聚、是社会的组织也是全民的艺术。如此,较能解释其中的内容构成,也才能解释吴著冲中魔时的祓除功能。

    土司时代,土司的政权建设和军事化转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溪峒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性质。民间的社区生活中“摆手”仪式依然流行,依然承担着祭祀和禳除功能。而在占统治地位的土司阶层中,不再有族群的凝聚和社会的组织功能。在许多土民眼里,土司已经取代了开峒先祖的地位,甚至成了仪式祭拜的对象。因为土司们的半边缘性质,仍然利用“摆手”的巫术功能用以作为战斗号召;进而用以“歌舞侑觞”。

    改土归流以后,社会转型再次出现,土司时代亦军亦民的社会结构瓦解。“家族化”、“去蛮夷化”的社会重建过程中,土民们遭受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的“时代断裂”。“摆手舞”与视之为“土司阴署”的土王祠一起兴盛:首先是排解焦虑的禳除仪式;其次是不忘根本的祭祀仪式;第三是应对移民大潮的族群标志;第四是抗拒冲击的宣泄。当然,土家族地区内部的差异和变化也十分明显:官府影响最重的城区和“客户”聚居地,最先“耻为之”;受外界影响较多的地方逐步转而敬奉“社菩萨”;土司的主要辖区跳小摆手敬土司;部分溪峒深处仍在敬奉八部大神跳大摆手。

    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摆手舞”的仪式功能逐步消失,只保留着庆典的民间文艺作用,也在一些地方成为“调年”活动的组成部分。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更是作为群众艺术的表现形式被宣传被保存。

    三、摆手舞的现实文化功能讨论


    改革开放以后,土家族与各少数民族一样,迎来了民族复兴文化重建的新时代。“摆手舞”的备受关注,也是因为被赋予了民族复兴新时代的文化重建新使命。回顾“摆手舞”发展演变的历程,每一步都是其根基性、工具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摆手舞”的发展与演变,从民族复兴的视角去促使挖掘、保护和创新,使之能更好的服务于民族文化建设。

    新时代的民族复兴,是民族内部共同性的稳固增强,同时也是外部边界的明确清晰,也就是民族特征的凸现。关于民族特征的基本内容,胡锦涛总书记曾经代表中央有一个新的归纳:“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比照这些特征,更能体会“摆手舞”的文化建设功能。

    首先,“摆手舞”的祭祀内容,聚集着土家族人的历史记忆,包括开峒祖先在内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文化英雄”,几乎都在其述说范围中;其“故事体”特征也便于实现和传承这种历史述说。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摆手”仪式曾经有“共同历史渊源”构建的族群祖先认同功能,今天的民族复兴更应利用和弘扬。

    其次,“摆手舞”的“广场舞”形式,便于民众参与,也能最大限度地感染动员民众,强化稳固心理认同,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第三,“摆手舞”是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虽有差异,但都与特定的节庆活动连接在一起。应该有意识地强化这种联系,扶持和发展作为民俗活动的“摆手舞”。

    第四,“摆手舞”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标志性符号,既有内部认同作用也有外部边界作用。这是土家人民的共同选择,也是根基性和工具性互动的结果。我们应该出于民族复兴的共同责任感,同心协力相互支持。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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