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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会三百年概说

时间:2020-03-20 15:29:00来源:土家族文化网作者: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经历了3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清朝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和八十年代至现在三个阶段。“女儿会”为什么能在几百年间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表明它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是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不同的民俗事象。历数百年而不衰,表明她己成为土家族苗族地区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节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清朝至民国时期

     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3年),十个棚中张、薛二姓族长,倡议在石灰窑建集。约定7月12日这天,由张、薛两棚族长,主持开办酒席,召集十个棚族长集会,并邀各姓氏商户参加。席间,薛氏族长在大红纸上写上《开场吉日》公告,贴于石灰窑集中地点杨家棚处。在鞭炮声中,集市开张。这便是石灰窑建立集贸市场的最早记载。有了集市,人们便陆续上街赶场。最初,女人们,特别是年轻女子是不准上街的。若干年后,或许是由于薛乡士的开明,女儿们才开始抛头露面,上街赶场。青年男女借助7月12这天以物资交流为掩体,寻情觅爱,情人幽会。随着石灰窑建集,男女青年们开始活跃起来,女儿会也由此开始。以后规定每旬2、5、8赶集,于是“十个棚”男女老少逢集便上街赶场。随着物贸交流的扩大,石灰窑的中坪、小清河、黄家坪、曹家棚、文家铺均集中在石灰窑集镇赶场。以至后来,恩施、建始、宣恩、鹤峰四县边区以及外地客商也云集于此进行商贸活动,石灰窑不仅成为各地商贾云集的中心,更是十个棚女儿会的发源地。 
    从清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鄂西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元明至清初,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自清雍正开始,清政府鼓励山民上山开荒种地,谁开垦谁受益,可“永准为业”,无人认垦的荒地政府实行召民开垦政策,于是山外又有不少客户搬到鄂西地区来。石灰窑离城200多里,亦受改土归流之益,人口增多,农耕繁盛,物茂谷丰,人们的集市交流更加活跃了,一年一度的女儿会得以不断沿袭下来。 
    清同治五年(1866年),石灰窑集市已形成一定规模。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石灰窑的薛氏、张氏、黄氏开始发展厚朴,大兴中药材生意。是年,石灰窑“易同兴”药号开张,湖北、湖南药商纷纷前往购货,同时雇请湖南常德中医毛世辉到石灰窑坐堂行医。药材市场促进了女儿会的发展。 
    民国初期,石灰窑成立了商会组织。为活跃商贸,促进社会交往,商会规定农历逢双日为热场,单日为冷场,7月12的女儿会仍逢热场。这一天,不仅宣恩、鹤峰、建始等县的人来赶“女儿会”,就是湘、川、黔等省的商贩也不少,尤以湖南最多。外地客商的加入,使小小石灰窑乡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生意火爆,买卖兴隆。据在该地当过联保主任的邓达三讲:每年“女儿会”都很热闹,平时有抓兵拉夫现象,到这天都没有了,因为乡保人员都赶女儿会去了,就连扯皮打架的也没有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石灰窑建立了乡政权(石灰窑乡政府)。集贸市场逐步繁荣,外商大增,常驻丁友财、邓达三、钟福全等家客栈,设立布匹、日杂、百货摊点,货摊摆满街市。同时换取石灰窑的当归、党参、天麻、厚朴等名贵药材,运销湖南、广东等地。因此每年参加“女儿会”的外地生意人日益增多。而石灰窑的女儿们在长期女儿会的薰陶下,也善于交际,十分好客,尤对外地客人特别友善,不少当地女子与外地客商在“女儿会”上一见钟情,结为终身伴侣,并落户当地。常令本地青年羡慕和妒嫉。土生土长的石灰窑人冯永德讲:“……石灰窑只发外地人,不管是娶妻生子还是做生意,凡是外地人在石灰窑安家落户的,一发人(子孙多),二发财(钱多)。” 
    大山顶女儿会的形成在时间上略晚于石灰窑。改土归流前这里人烟稀少,清政府鼓励垦荒,许多外地客户相继在大山顶落籍,开荒种植药材。据当地退休教师李传章介绍,他祖上迁到这里已有七、八辈人了,以药材种植为业。在响板溪附近,编者找到了李氏祖坟,墓碑立于“皇上光绪七年小阳月”(即1881年10月),墓主人叫李福全,是大山顶首批种药兴场的开拓者之一。推算起来,李家来大山顶至少有180—200年了。围绕药材的种植和外销,山上的主要几户人家商定场期,赶场的人多了,就逐渐形成了女儿会。 
    大山顶女儿会在建国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早些时候,这里的男女在赶集时相互看中,便邀约到不远的大楼门的独笋山下谈情说爱。如果几个后生同时看中一个女子,便要通过比武来决定谁拥有该女子。据传某年有三个男子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子。女子便提出条件:你们三人如果谁能上独笋岩采到“九龙盘”(传说是9条蛇守护 着的一种中草药),我就归谁。三位后生互不相让,争先恐后去爬独笋岩。独笋岩位于大楼门处,一岩突兀冲天,高数十丈,当地老百姓俗称“日天笋”(见彩图)。四周悬崖峭壁,非艺高胆大的人实难上得去,更何况还要采到“九龙盘”药了。比赛开始,只见一英武后生择隙攀援而上,只一顿饭功夫,便上得岩顶,采到了“九龙盘”,成为女儿的意中人,其它二位只好望岩兴叹了。自此后,凡女儿会上勇敢的小伙子,便是女儿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大山顶女儿会也便在这种神话和传说中逐步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初,随着药材的外销,女儿会便与药材贸易结下不解之缘。大山顶上的中药材质地优良,又兼有女儿会的吸引,使得外地药商纷至沓来,也有不少商人与本地女儿结缘。因此,解放前外地人落户大山顶成为普遍现象。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石灰窑、大山顶和各地农村一样,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发展生产、百废待兴。石灰窑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规定双日场期不变,“女儿会”较之以往更热闹了。 
    改土归流后,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着儿女婚事。鄂西大部分地区儿女婚嫁全由父母包办,婚前男女不得见面。年轻后生,正头腊尾,携带礼品,到岳父家拜年辞岁,婚前男女盼望见面心切。相传有个后生到女家拜年,来了几天还见不到未婚妻,临别心生一计,故意把鞋带扯断,假装到室内找针线缝鞋带,才在闺房中见到女方一面。而在石灰窑、大山顶的青年男女就幸运得多了。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男女青年婚姻自由了,待字闺中的女儿,盼望娶媳妇的后生,更加希望“女儿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因此,“女儿会”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女儿会”了。建国初期,外地来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成了“女儿会”上的“俏货”,他们入乡随俗,赶“女儿会”,对歌传情,相约终身。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女儿会上传为美谈,当时“革干”毕业的建始籍青年干部小石,从县委调到济安区工作,就在石灰窑女儿会上认识了他现在的老伴,成为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1953年农历7月12日,是建国后石灰窑十分热闹的一次自发性的女儿会。早晨的太阳照在初秋的高山上,给人温暖而凉爽的感觉。一位刚满18岁、扎着辫子的施姑娘起了个大早,收拾打扮一番,便来赶女儿会了。她找了个位置,放下装着梨子的花背篓,等待有人来买。不多时,只见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笑盈盈地向她走过来。姑娘听人说起过,眼前这位青年就是乡里的石同志,不禁心中窃喜。石同志和施姑娘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把梨子买到了手。两人在回家的路上谈得投机,英俊潇洒的石同志让对方心花怒放,聪明漂亮的施姑娘让小石一往情深。一天,施姑娘约石同志拜见丈母娘。石同志一进屋,施姑娘和她母亲便高兴地出来迎接。又是烧苞谷托,又是捧出核桃板栗,让小石吃。小石心里一阵暗喜,他听人说,初次拜见丈母娘家,如果把高山出产的核桃板栗都端出来了,就说明丈母娘喜欢这个女婿了。后来她们相约到子母潭边、八仙峰下,对歌恋爱,感情日深。第二年5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们喜结良缘。一晃50年过去了,2004年5月,他们的同事、朋友都来庆祝他们的金婚。如今,老石逢人便讲,是女儿会使她遇上了心上人,是自由恋爱使他们白头偕老。 
    五、六十年代,女儿会主要以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为主要内容,同时也以集贸市场物资交流为主。到了7月12这天,各乡村以及边区乡村组织的唢呐队、花锣鼓队、摆手舞队、板凳龙队依次上场献艺,还有老艺人演出的被窝戏、猴把戏,有几十号人演出的傩戏,真是应有尽有,异彩纷呈。据65岁的退休教师周兴普回忆:1963年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组织了文艺汇演,建始县官店区铜钱乡自创的节目叫《十唱石灰窑》,唱出了石灰窑解放后的变化;石灰窑创作的一个话剧,周兴普演张铁匠,其妻朱秀珍也在剧中担任女主角,石灰窑小学教师张汉卿担任小提琴伴奏。 
    “文革”期间,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大跃进的冒进,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辛,本来就给人们心里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加之文革“破四旧”,自然会冲击到传统的女儿会。然而,女儿会的思想意识毕竟深深扎根于人们心里,女儿会人们还是照赶不误,只是形式和内容不同罢了。由于农副产品成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导致物资匮乏,人们几乎无东西可卖。但在大一统的集体供销经济体制下,县乡组织紧缺物资到女儿会乡场上去卖。这一天,人们可以不凭票证,一户可买到1斤酒、1斤肉或1斤糖、1条肥皂。农民们交了山货,能抢购到这些计划物资,也成为一大幸事。这段时间,女儿会上则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榜戏中的李铁梅、小常宝等政治艺术女性形象,代替了人们心中的女儿形象。真正的女儿会也被迫转入“地下”。男女青年不便在公开场合谈情说爱,便用人们习惯相称的“钓鱼”办法来获取爱情。当时政府干部下到各村搞“运动”,农村女青年参与排演样板戏,开展文艺活动,与一些驻队干部混得熟了,就以色钓人。在精神和物质同样贫乏的年代,未婚的青年干部经不起诱惑,往往上钩,有的成为美满夫妻,有的干部有家室,也铸成一些时代的错。此时期的女儿会属于凋零期,民族婚俗之花几乎被夭折。
      
    三、八十年代至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政策深入人心,传统的“女儿会”又恢复了。但其涵盖面已不像往日那样狭窄,而是逐步发展成为融物资交流、文艺汇演、体育比赛、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民族盛会了。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石灰窑和大山顶等高山农村摆脱了吃粮靠供应、穿衣靠救济的局面。基础建设日新月异,交通条件大为改善,集镇旧貌换新颜,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思索着如何把自己的传统节日——“女儿会”恢复起来,把她办得更好。当地政府也把“女儿会”当作促进物资交流、丰富文化生活的盛会来办。1976年,大山顶成立人民公社,公社所在地设在离响板溪3公里的堤场,响板溪女儿会也从此搬到堤场召开。1979年,红土乡开始恢复“文革”中断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农民组织文娱体育代表队,开展传统比赛活动。主要文艺活动是吹锣鼓、傩戏和自编自演节目,体育比赛加入了扳手劲、抵下巴劲、举杠铃、踢毽子,集体项目有拔河、篮球比赛。1984年8月8日(农历7月12),石灰窑乡举办了建州(1983年12月1日)以后第一个“女儿会”,鄂西(后改为恩施)自治州的州长李辉轩(地道的石灰窑人)、副州长田寿延率领州市机关干部前往石灰窑赶“女儿会”,使这次“女儿会”盛况空前。并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使山内山外,甚至海外都知道了石灰窑有个“女儿会”。许多外地生意人因女儿会而来这里安家落户。20多年前,市政协委员王兴凯还是沔阳一个走乡串户卖服装的小青年,他在汉正街听说大山顶有个女儿会,便进些服装于1981年来大山顶赶女儿会。一来二去,天长日久,在一次女儿会上结识了大山顶女青年林春花。他学着当地后生寻找意中人的做法,最后把妹子恋到了手。现在夫妇俩成了大山顶远近闻名的反季节蔬菜营销大户。 
    1989年石灰窑建立区公所,成为全市22个区、镇、街道办事处之一,石灰窑集镇为区公所所在地。区委区公所对石灰窑“女儿会”,极为重视,在筹备建区阶段就成功举办了1989年规模空前的“女儿会”。这天,州、市政府及其各部门、八方客商、周边地区青年男女约3万人云集石灰窑参加女儿会。街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物资丰富,人流涌动,各路文艺健儿更是大显身手,山边、潭边、路边青年男女对歌声此起彼伏,把传统“女儿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995年,州、市政府高度重视“女儿会”,首次把“女儿会”搬进州府所在地恩施城召开。这天,恩施市民族路、航空大道人头攒动,恩施城万人空巷,十万群众同赶“女儿会”。当时参会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纯煊感慨地说:“什么叫万同民乐?这就叫万民同乐!”这次女儿会已成为融节庆、文化、旅游、招商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把生长在乡里的女儿会,搬进城里开,标志着州、市人民已把女儿会当作土家族地区人民的共同节日,女儿会已成为土家民族的象征。 
    2000年,随着恩施旅游事业的兴盛,市政府为了推促清江闯滩、梭布垭石林的发展,把“女儿会”又从城里搬到离城54公里的梭步垭石林风景区召开。这次盛会加入了不少土家族特色的文艺节目,伴随千奇百怪的石林风景,土家族的婚俗表演,傩戏、耍耍、莲香、板登龙一起登台亮相,使省内外游客和国际友人一饱眼福,流连忘返。这无疑是一届现代气味很浓的“女儿会”。 
    2004年,随着恩施市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以魔芋、烟叶、党参、茶叶、当归、干鲜果等为龙头的产业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恩施市被评为全国魔芋第一县(市)。为庆祝这一盛事,结合传统“女儿会”,恩施市又把“女儿会”从乡里接到城里开。7月12日这天,扩建的民族广场彩旗飘飘,欢声雷动,一派盛大节日景象。会场上方《首届中国魔芋节暨2004年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相约女儿会》会标十分耀眼。这次盛会,通过对歌比赛,决出了“歌王”、“歌后”、“歌师”。中国魔芋协会名誉会长、83岁高龄的刘佩英教授为全国受表彰的恩施市等8个魔芋大县(市)颁奖;各种文艺节目异彩纷呈,土家女儿会风情尽情展示,招商引资签约活动频频举行……整个恩施城洋溢在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喜气中。此时的女儿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全盛时期。 
    总之,现阶段的女儿会已成为一个融节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民族盛会了。其主办者、参与者、空间、形式、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活动空间看,女儿会经历了由发源地(石灰窑、大山顶)到州城(恩施市),又由城到旅游景区(梭步垭石林风景区、龙麟宫),再从景区到城(恩施市)的空间转换过程;从主办者的角色转换看,女儿会已由民间自发组织,到区、乡政府主办,再到州、市政府主办了;从参与者来看,女儿会由原始的薛家姐妹、乡民、生意人发展到各界人士参加的综合体,他们中有普通市民、商界老板、政府官员、文艺体育人士、研究工作者,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世界各地的朋友慕名而来,一赏东方的情人节——女儿会。从内容来看,女儿会己由单纯的以物资交流为媒寻找意中人发展到文艺表演、体育竞技、旅游观光、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功能集会了。从形式上看,女儿们不再穿着“三叠水”、绣花鞋、背着篾背篓赶乡间女儿会,而是穿着时髦衣裙和高跟皮鞋,手拎小巧精致的坤包,胸挂款式新颖的手机来赶女儿会了,她们不再把女儿会当作寻找意中人的场所,而是来品味昔日女儿会的文化函义,观看热闹场景来了。
   (本章根据齐书清、崔在辉、程仕政、贺孝贵文稿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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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经历了3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清朝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和八十年代至现在三个阶段。“女儿会”为什么能在几百年间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表明它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是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不同的民俗事象。历数百年而不衰,表明她己成为土家族苗族地区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节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清朝至民国时期

     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3年),十个棚中张、薛二姓族长,倡议在石灰窑建集。约定7月12日这天,由张、薛两棚族长,主持开办酒席,召集十个棚族长集会,并邀各姓氏商户参加。席间,薛氏族长在大红纸上写上《开场吉日》公告,贴于石灰窑集中地点杨家棚处。在鞭炮声中,集市开张。这便是石灰窑建立集贸市场的最早记载。有了集市,人们便陆续上街赶场。最初,女人们,特别是年轻女子是不准上街的。若干年后,或许是由于薛乡士的开明,女儿们才开始抛头露面,上街赶场。青年男女借助7月12这天以物资交流为掩体,寻情觅爱,情人幽会。随着石灰窑建集,男女青年们开始活跃起来,女儿会也由此开始。以后规定每旬2、5、8赶集,于是“十个棚”男女老少逢集便上街赶场。随着物贸交流的扩大,石灰窑的中坪、小清河、黄家坪、曹家棚、文家铺均集中在石灰窑集镇赶场。以至后来,恩施、建始、宣恩、鹤峰四县边区以及外地客商也云集于此进行商贸活动,石灰窑不仅成为各地商贾云集的中心,更是十个棚女儿会的发源地。 
    从清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鄂西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元明至清初,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自清雍正开始,清政府鼓励山民上山开荒种地,谁开垦谁受益,可“永准为业”,无人认垦的荒地政府实行召民开垦政策,于是山外又有不少客户搬到鄂西地区来。石灰窑离城200多里,亦受改土归流之益,人口增多,农耕繁盛,物茂谷丰,人们的集市交流更加活跃了,一年一度的女儿会得以不断沿袭下来。 
    清同治五年(1866年),石灰窑集市已形成一定规模。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石灰窑的薛氏、张氏、黄氏开始发展厚朴,大兴中药材生意。是年,石灰窑“易同兴”药号开张,湖北、湖南药商纷纷前往购货,同时雇请湖南常德中医毛世辉到石灰窑坐堂行医。药材市场促进了女儿会的发展。 
    民国初期,石灰窑成立了商会组织。为活跃商贸,促进社会交往,商会规定农历逢双日为热场,单日为冷场,7月12的女儿会仍逢热场。这一天,不仅宣恩、鹤峰、建始等县的人来赶“女儿会”,就是湘、川、黔等省的商贩也不少,尤以湖南最多。外地客商的加入,使小小石灰窑乡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生意火爆,买卖兴隆。据在该地当过联保主任的邓达三讲:每年“女儿会”都很热闹,平时有抓兵拉夫现象,到这天都没有了,因为乡保人员都赶女儿会去了,就连扯皮打架的也没有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石灰窑建立了乡政权(石灰窑乡政府)。集贸市场逐步繁荣,外商大增,常驻丁友财、邓达三、钟福全等家客栈,设立布匹、日杂、百货摊点,货摊摆满街市。同时换取石灰窑的当归、党参、天麻、厚朴等名贵药材,运销湖南、广东等地。因此每年参加“女儿会”的外地生意人日益增多。而石灰窑的女儿们在长期女儿会的薰陶下,也善于交际,十分好客,尤对外地客人特别友善,不少当地女子与外地客商在“女儿会”上一见钟情,结为终身伴侣,并落户当地。常令本地青年羡慕和妒嫉。土生土长的石灰窑人冯永德讲:“……石灰窑只发外地人,不管是娶妻生子还是做生意,凡是外地人在石灰窑安家落户的,一发人(子孙多),二发财(钱多)。” 
    大山顶女儿会的形成在时间上略晚于石灰窑。改土归流前这里人烟稀少,清政府鼓励垦荒,许多外地客户相继在大山顶落籍,开荒种植药材。据当地退休教师李传章介绍,他祖上迁到这里已有七、八辈人了,以药材种植为业。在响板溪附近,编者找到了李氏祖坟,墓碑立于“皇上光绪七年小阳月”(即1881年10月),墓主人叫李福全,是大山顶首批种药兴场的开拓者之一。推算起来,李家来大山顶至少有180—200年了。围绕药材的种植和外销,山上的主要几户人家商定场期,赶场的人多了,就逐渐形成了女儿会。 
    大山顶女儿会在建国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早些时候,这里的男女在赶集时相互看中,便邀约到不远的大楼门的独笋山下谈情说爱。如果几个后生同时看中一个女子,便要通过比武来决定谁拥有该女子。据传某年有三个男子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子。女子便提出条件:你们三人如果谁能上独笋岩采到“九龙盘”(传说是9条蛇守护 着的一种中草药),我就归谁。三位后生互不相让,争先恐后去爬独笋岩。独笋岩位于大楼门处,一岩突兀冲天,高数十丈,当地老百姓俗称“日天笋”(见彩图)。四周悬崖峭壁,非艺高胆大的人实难上得去,更何况还要采到“九龙盘”药了。比赛开始,只见一英武后生择隙攀援而上,只一顿饭功夫,便上得岩顶,采到了“九龙盘”,成为女儿的意中人,其它二位只好望岩兴叹了。自此后,凡女儿会上勇敢的小伙子,便是女儿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大山顶女儿会也便在这种神话和传说中逐步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初,随着药材的外销,女儿会便与药材贸易结下不解之缘。大山顶上的中药材质地优良,又兼有女儿会的吸引,使得外地药商纷至沓来,也有不少商人与本地女儿结缘。因此,解放前外地人落户大山顶成为普遍现象。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石灰窑、大山顶和各地农村一样,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发展生产、百废待兴。石灰窑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规定双日场期不变,“女儿会”较之以往更热闹了。 
    改土归流后,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着儿女婚事。鄂西大部分地区儿女婚嫁全由父母包办,婚前男女不得见面。年轻后生,正头腊尾,携带礼品,到岳父家拜年辞岁,婚前男女盼望见面心切。相传有个后生到女家拜年,来了几天还见不到未婚妻,临别心生一计,故意把鞋带扯断,假装到室内找针线缝鞋带,才在闺房中见到女方一面。而在石灰窑、大山顶的青年男女就幸运得多了。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男女青年婚姻自由了,待字闺中的女儿,盼望娶媳妇的后生,更加希望“女儿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因此,“女儿会”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女儿会”了。建国初期,外地来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成了“女儿会”上的“俏货”,他们入乡随俗,赶“女儿会”,对歌传情,相约终身。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女儿会上传为美谈,当时“革干”毕业的建始籍青年干部小石,从县委调到济安区工作,就在石灰窑女儿会上认识了他现在的老伴,成为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1953年农历7月12日,是建国后石灰窑十分热闹的一次自发性的女儿会。早晨的太阳照在初秋的高山上,给人温暖而凉爽的感觉。一位刚满18岁、扎着辫子的施姑娘起了个大早,收拾打扮一番,便来赶女儿会了。她找了个位置,放下装着梨子的花背篓,等待有人来买。不多时,只见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笑盈盈地向她走过来。姑娘听人说起过,眼前这位青年就是乡里的石同志,不禁心中窃喜。石同志和施姑娘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把梨子买到了手。两人在回家的路上谈得投机,英俊潇洒的石同志让对方心花怒放,聪明漂亮的施姑娘让小石一往情深。一天,施姑娘约石同志拜见丈母娘。石同志一进屋,施姑娘和她母亲便高兴地出来迎接。又是烧苞谷托,又是捧出核桃板栗,让小石吃。小石心里一阵暗喜,他听人说,初次拜见丈母娘家,如果把高山出产的核桃板栗都端出来了,就说明丈母娘喜欢这个女婿了。后来她们相约到子母潭边、八仙峰下,对歌恋爱,感情日深。第二年5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们喜结良缘。一晃50年过去了,2004年5月,他们的同事、朋友都来庆祝他们的金婚。如今,老石逢人便讲,是女儿会使她遇上了心上人,是自由恋爱使他们白头偕老。 
    五、六十年代,女儿会主要以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为主要内容,同时也以集贸市场物资交流为主。到了7月12这天,各乡村以及边区乡村组织的唢呐队、花锣鼓队、摆手舞队、板凳龙队依次上场献艺,还有老艺人演出的被窝戏、猴把戏,有几十号人演出的傩戏,真是应有尽有,异彩纷呈。据65岁的退休教师周兴普回忆:1963年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组织了文艺汇演,建始县官店区铜钱乡自创的节目叫《十唱石灰窑》,唱出了石灰窑解放后的变化;石灰窑创作的一个话剧,周兴普演张铁匠,其妻朱秀珍也在剧中担任女主角,石灰窑小学教师张汉卿担任小提琴伴奏。 
    “文革”期间,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大跃进的冒进,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辛,本来就给人们心里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加之文革“破四旧”,自然会冲击到传统的女儿会。然而,女儿会的思想意识毕竟深深扎根于人们心里,女儿会人们还是照赶不误,只是形式和内容不同罢了。由于农副产品成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导致物资匮乏,人们几乎无东西可卖。但在大一统的集体供销经济体制下,县乡组织紧缺物资到女儿会乡场上去卖。这一天,人们可以不凭票证,一户可买到1斤酒、1斤肉或1斤糖、1条肥皂。农民们交了山货,能抢购到这些计划物资,也成为一大幸事。这段时间,女儿会上则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榜戏中的李铁梅、小常宝等政治艺术女性形象,代替了人们心中的女儿形象。真正的女儿会也被迫转入“地下”。男女青年不便在公开场合谈情说爱,便用人们习惯相称的“钓鱼”办法来获取爱情。当时政府干部下到各村搞“运动”,农村女青年参与排演样板戏,开展文艺活动,与一些驻队干部混得熟了,就以色钓人。在精神和物质同样贫乏的年代,未婚的青年干部经不起诱惑,往往上钩,有的成为美满夫妻,有的干部有家室,也铸成一些时代的错。此时期的女儿会属于凋零期,民族婚俗之花几乎被夭折。
      
    三、八十年代至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政策深入人心,传统的“女儿会”又恢复了。但其涵盖面已不像往日那样狭窄,而是逐步发展成为融物资交流、文艺汇演、体育比赛、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民族盛会了。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石灰窑和大山顶等高山农村摆脱了吃粮靠供应、穿衣靠救济的局面。基础建设日新月异,交通条件大为改善,集镇旧貌换新颜,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思索着如何把自己的传统节日——“女儿会”恢复起来,把她办得更好。当地政府也把“女儿会”当作促进物资交流、丰富文化生活的盛会来办。1976年,大山顶成立人民公社,公社所在地设在离响板溪3公里的堤场,响板溪女儿会也从此搬到堤场召开。1979年,红土乡开始恢复“文革”中断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农民组织文娱体育代表队,开展传统比赛活动。主要文艺活动是吹锣鼓、傩戏和自编自演节目,体育比赛加入了扳手劲、抵下巴劲、举杠铃、踢毽子,集体项目有拔河、篮球比赛。1984年8月8日(农历7月12),石灰窑乡举办了建州(1983年12月1日)以后第一个“女儿会”,鄂西(后改为恩施)自治州的州长李辉轩(地道的石灰窑人)、副州长田寿延率领州市机关干部前往石灰窑赶“女儿会”,使这次“女儿会”盛况空前。并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使山内山外,甚至海外都知道了石灰窑有个“女儿会”。许多外地生意人因女儿会而来这里安家落户。20多年前,市政协委员王兴凯还是沔阳一个走乡串户卖服装的小青年,他在汉正街听说大山顶有个女儿会,便进些服装于1981年来大山顶赶女儿会。一来二去,天长日久,在一次女儿会上结识了大山顶女青年林春花。他学着当地后生寻找意中人的做法,最后把妹子恋到了手。现在夫妇俩成了大山顶远近闻名的反季节蔬菜营销大户。 
    1989年石灰窑建立区公所,成为全市22个区、镇、街道办事处之一,石灰窑集镇为区公所所在地。区委区公所对石灰窑“女儿会”,极为重视,在筹备建区阶段就成功举办了1989年规模空前的“女儿会”。这天,州、市政府及其各部门、八方客商、周边地区青年男女约3万人云集石灰窑参加女儿会。街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物资丰富,人流涌动,各路文艺健儿更是大显身手,山边、潭边、路边青年男女对歌声此起彼伏,把传统“女儿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995年,州、市政府高度重视“女儿会”,首次把“女儿会”搬进州府所在地恩施城召开。这天,恩施市民族路、航空大道人头攒动,恩施城万人空巷,十万群众同赶“女儿会”。当时参会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纯煊感慨地说:“什么叫万同民乐?这就叫万民同乐!”这次女儿会已成为融节庆、文化、旅游、招商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把生长在乡里的女儿会,搬进城里开,标志着州、市人民已把女儿会当作土家族地区人民的共同节日,女儿会已成为土家民族的象征。 
    2000年,随着恩施旅游事业的兴盛,市政府为了推促清江闯滩、梭布垭石林的发展,把“女儿会”又从城里搬到离城54公里的梭步垭石林风景区召开。这次盛会加入了不少土家族特色的文艺节目,伴随千奇百怪的石林风景,土家族的婚俗表演,傩戏、耍耍、莲香、板登龙一起登台亮相,使省内外游客和国际友人一饱眼福,流连忘返。这无疑是一届现代气味很浓的“女儿会”。 
    2004年,随着恩施市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以魔芋、烟叶、党参、茶叶、当归、干鲜果等为龙头的产业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恩施市被评为全国魔芋第一县(市)。为庆祝这一盛事,结合传统“女儿会”,恩施市又把“女儿会”从乡里接到城里开。7月12日这天,扩建的民族广场彩旗飘飘,欢声雷动,一派盛大节日景象。会场上方《首届中国魔芋节暨2004年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相约女儿会》会标十分耀眼。这次盛会,通过对歌比赛,决出了“歌王”、“歌后”、“歌师”。中国魔芋协会名誉会长、83岁高龄的刘佩英教授为全国受表彰的恩施市等8个魔芋大县(市)颁奖;各种文艺节目异彩纷呈,土家女儿会风情尽情展示,招商引资签约活动频频举行……整个恩施城洋溢在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喜气中。此时的女儿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全盛时期。 
    总之,现阶段的女儿会已成为一个融节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民族盛会了。其主办者、参与者、空间、形式、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活动空间看,女儿会经历了由发源地(石灰窑、大山顶)到州城(恩施市),又由城到旅游景区(梭步垭石林风景区、龙麟宫),再从景区到城(恩施市)的空间转换过程;从主办者的角色转换看,女儿会已由民间自发组织,到区、乡政府主办,再到州、市政府主办了;从参与者来看,女儿会由原始的薛家姐妹、乡民、生意人发展到各界人士参加的综合体,他们中有普通市民、商界老板、政府官员、文艺体育人士、研究工作者,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世界各地的朋友慕名而来,一赏东方的情人节——女儿会。从内容来看,女儿会己由单纯的以物资交流为媒寻找意中人发展到文艺表演、体育竞技、旅游观光、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功能集会了。从形式上看,女儿们不再穿着“三叠水”、绣花鞋、背着篾背篓赶乡间女儿会,而是穿着时髦衣裙和高跟皮鞋,手拎小巧精致的坤包,胸挂款式新颖的手机来赶女儿会了,她们不再把女儿会当作寻找意中人的场所,而是来品味昔日女儿会的文化函义,观看热闹场景来了。
   (本章根据齐书清、崔在辉、程仕政、贺孝贵文稿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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