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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

刘兴国《从巴人到土家族》出版发行

时间：2020-03-20 15:29:00来源：土家族文化网作者：

      由宣汉县政协文史委主编，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巴文化纵横》一书面世了。这使该书的编著者，年过七旬的刘兴国先生了却了让世人系统地全面了解从巴人到土家族历程的心愿。
    《巴文化纵横》一书，盒装上下两卷。全书彩色精印，共四十余万字，600多幅插图。上卷《巴文化巡礼》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宣汉罗家坝巴文化遗址为起点，以新石器以来出土文物的文化流向为线索，系统展示了巴人祖源、盐与巴人的关系以及分布在巴山南北川、鄂、陕、渝毗邻地带与巴人相关族群从古至今的文化事象。下编《巴史记事》从参加大禹治水的“龙蛇巴人”到雄踞峡江的“白虎巴人”以及北出汉江的“弓鱼巴人”和西进成都平原的“鱼凫巴人”等巴人及其属族历夏经商、春秋巴国、峡江巴国直到唐代巴政区巴名称的消失。刘兴国先生说：本书内容基本涵盖了巴人和巴文化的历程。应该说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介绍巴文化的一本书。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兴国就开始在《通川日报》、《四川日报》发表关于巴人及巴文化的文章，可以说关注巴文化有四十年了。在那个人们只知道“巴山”名称而不知什么是“巴文化”，甚至连史学界都不太关注这个领域的时期，那时还很年轻的刘兴国为什么会闯入巴文化研究这个天地呢?

      介绍出口商品，首次遭遇巴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兴国先生在外贸部门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外贸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四川达县地区外贸局为了扩大本地区出口商品的影响，组织人员对全地区出口商品品牌的形成，历史渊源及产品特点等进行查访，编成资料以便在国际市场宣传。刘兴国成为这些宣传资料的主笔之一。为了摸清情况，他不仅走遍了达县地区（含今之达州、巴中市）各县，还走遍了巴山南北。从重庆的万县、酉阳、秀山、彭水到陕西的汉中，再到城口、巫溪，每到一处他都会认真收集当地的史料。为了核实相关材料，他还专程到北碚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查阅川东地区的大量史料。
    在搜集查阅史料过程中，刘兴国看到川东北各地大都记载了一个称为“巴人”或“巴国”、“巴子国”的古代族名和国名。见得多了，他就将这些有关“巴人”、“巴国”的史料摘录下来，加以整理，写成文章陆续在《通川日报》上刊登。第一篇《巴名称的由来》很快被《四川日报》转载，《通川日报》由此开设专栏《说古道今》。1980年至1983年期间，刘兴国先后发表了《巴地古代各民族》、《古代賨人》、《元稹与南昌滩诗》和巴地风俗特产等一批文章。一时间，达县地区各县市都以为刘兴国是一个爱读古书的老头，有的专程登门拜访，才知道他是一个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时为四川宣汉师范学校校长、《宣汉县志》总编辑冉崇育先生对这些文章很感兴趣，特地从报纸上剪下来编成小册子，名为《巴山风物》并亲自作序，他在序言中说：
    巴山地区，自然包括宣汉县境,饶有农林牧渔、药果桑茶、煤铁宝藏之利，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披荆斩棘，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果我们认真地系统地从中总结成果，加以继承和发扬，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是很有裨益的。就是她的生产史、文化史、革命斗争史，也会激励人们奋发前进。作者在这方面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实在令人欣喜。
在《通川日报》（《今达州日报》）的支持和冉崇育等前辈的鼓励下，刘兴国“遭遇”了“巴人”并与之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罗家坝观文物   初探巴人文化
    从此以后，刘兴国开始注重对巴人巴国史料的收集。《山海经》、《花间集》、《唐诗鉴赏》、《二十五史》、《华阳国志》……凡是有关于巴人巴国历史记载的，他都会仔细的翻阅研读。通过大量阅读史料，他发现，巴国在秦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曾在长江三峡建国，并建都于平都（今丰都），后迁于今涪陵、垫江。而垫江位于华蓥山大背斜层线的北麓，为嘉陵江、渠江、涪江三大水流汇合之处，而达州所在的大巴山，是否因古代巴国而得名“巴山”呢？
     上世纪以来，广汉三星堆古蜀人遗址以及广元、重庆、涪陵、等巴人墓葬的发现，向人们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古代巴、蜀文明的神秘面纱。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甲骨文的出土与破译，填补了古文献中关于巴史记载的空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再来看中国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地带那个北起大巴山，西至焚道，中经巫山，南过武陵的古代巴国地域范围，是一条又宽又长的文化沉积带。这里除沿长江两岸在近代交通便利处之外，其两岸纵深地区多是山重水复，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前进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区已经灭绝或瀕临绝迹，而在这些地方尚有踪迹可寻。
    史料记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巴人先民们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夏、商、周的甲骨文、钟鼎文以及秦汉以来的史料中，有“巴”的记载。战国末期，秦并巴、蜀后不久，即以秦、巴、蜀三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横扫中原，统一了中国。秦汉之际，汉高祖刘邦利用巴渠之师定三秦，把巴人的“巴渝舞”纳入宫廷之乐。西晋时期，巴渠賨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国”,历时达47年之久。秦灭巴、蜀，把蜀地纳入秦政权的直接管理，而巴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的不仅直接影响到后世若干方面，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很古的时期。例如:《楚辞》中唱和形式源出于哪里？唐代在巴地兴起的、至今未衰竭的诗歌形式《竹枝词》从何而来？宋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与巴地生产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元初蒙古军在巴地遭到最顽强的抵抗,连皇帝蒙哥都死于合川钓鱼城？还有使清王朝由盛而衰的白莲教大起义又主要发生在这个地区。诸如此类，刘兴国不得不思考巴人文化对这些问题的影响。

    公元2003年4月，四川省宣汉县爆出新闻：该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重大盗掘古墓葬案。该案发生在大巴山深处的四川达州宣汉县普光镇罗家坝，两名盗墓贼打开古墓并盗出了埋藏数千年的古代巴人青铜礼器，最后历经曲折终于被追回。神秘的巴人墓葬和离奇的追赃情节，更增添了媒体解读的大众文化色彩。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进驻罗家坝进行再次发掘，又发掘出大型青铜器礼器、巴式青铜兵器、彩色陶器等文物。在以后的发掘中，还首次发现了巴人的“船棺葬”、“俯身葬”、“人殉”及陶器上神秘的符号、图案等。由于这些出土文物具有显著的巴人文化和土著特点，因此它的发现也证实了这方水土是古代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
    此时刘兴国正在北京画院学习和研究中国山水画，得知家乡宣汉罗家坝巴人文化遗址的发掘十分兴奋。他飞回四川，到发掘现场参观，向考古人员了解情况。罗家坝巴人器物出土，使刘兴国有了向世人介绍巴人及其文化的冲动，但罗家坝巴人墓葬的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出来，于是刘兴国在北京更加广泛地收集研读有关巴人的资料。
    刘兴国发现：今人研究巴史，多参阅原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志怪小说类的《山海经》。他通过研究《山海经》，觉得《山海经》有其“荒诞”的地方，记述的方式也很零乱，但《山海经》是一部未经秦汉儒学派整理编纂过的先秦原始资料。特别是有关巴及与巴相关的蜀、荆楚、苗蛮等部族历史文化活动的记载，对探索巴人的起源及其原始活动区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用这些史料再对照古籍文献、甲骨卜辞等，基本上就可以对巴人、巴族、巴国早期历史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刘兴国还认识到关于古代巴国赖以立国的经济问题，过去在巴史研究中涉及不太多。巴人为什么会从汉水中上游到川东及鄂、湘、黔毗邻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国家或者成为一个地域文化区？其主要的经济支撑应该是食盐的开发、营运以及奴隶的掠卖。因此，古代巴人、巴族和巴国赖以生存和“立国”的经济基础清楚了，巴人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也就可寻了。
在寻找搜集巴人史料中，刘兴国还发现秦汉以后记载巴史，大多巴蜀连称，宋元以后更是以“蜀”代“巴”。于是，刘兴国决定不再等罗家坝遗址的考古结论，先以文献资料就巴人、巴族、巴国及有关的历史、文化、生产、经济、生活、风俗等方面分20余个条目对巴人文化进行了初步探讨简述。这就是2004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巴人文化初探》。

       争取民族优待  寻源宣汉土家
    刘兴国先生1947年出生于宣汉县南坝镇。1958年至1962年，他先后在宣汉漆碑、樊哙、鸡唱、河口等乡读书工作。在鸡唱、河口（现龙泉土家族乡）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他惊讶地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服饰、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他们喜欢穿大红大绿颜色的衣服，布料是自家采麻后编织而成的土布；日常主食是包谷、洋芋；生活方式是捕鱼、打猎、喂猪等，没有水田；说话的语调听着也跟外面的不一样……
    2005年底，省政府批准了宣汉县在龙泉、渡口、三墩、漆树建立土家族乡和樊哙土家族聚居镇（按民族乡对待），但外界对宣汉土家族了解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对此，《关于撰写和出版<宣汉土家族〉专著的建议》被早就在研究巴文化，关注土家族的刘兴国在宣汉县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写成了提案。此提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县政协的高度重视。2011年国庆后，刘兴国受县政协邀请，从北京回到宣汉开始编著《宣汉土家族》一书。
    刘兴国认为：中华文化不仅仅只是汉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的。巴人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土家文化的源头就是巴人文化。
    在《宣汉土家族》一书中，刘兴国写到：土家族深居祖国腹地长江三峡地带巴山峡川。人们把这个地区称为“巴文化区”，实际上也就是土家文化区。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文化学者潘光旦等关于这个地区的古代巴人后裔融合其他族群在宋元土司制度实施下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调查报告，认定和公布了土家族为中国单一少数民族。
    宣汉土家人大多生活聚居在1500米以下至500米的大巴山山前中山与低山区。1994年《宣汉县志·人口志》中记载“东周时，川东北包括宣汉地区属巴国领域，居住着賨人（板楯蛮），是当时巴族的一支。公元前314年，秦以巴国辖地置巴郡，徙秦民一万家到蜀北（川东北）。这些移民后来也成为賨人的一部分。”县志记载说明，早期的巴人和秦地移民，是宣汉土家人的先民之一。古代巴国在2000多年前就灭亡了，而巴人却在这块土地上与其他的土著先民一起，胼手抵足，从采集渔猎到开垦土地、种植树木、建房造屋，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经受战争与动乱，顽强地生存繁衍，形成了今天的土家族。
宣汉土家男子不分老少衣服多为青、蓝色，也有对襟上衣不染色用纯土白布做成，青壮年一般包白头帕，中老年包青帕。青壮年穿麻草鞋、宽口布鞋、冬季缠裹脚，穿麻窝子或棕袜子，土家妇女的上衣为短领坐衽，中青年喜欢穿蓝色和粉红色花衣。上衣的长度一般要过膝盖。青年妇女和未婚姑娘穿着要讲究，喜欢穿红、青、蓝、绿外托肩上衣，胸前套件绣花裙，逢年过节走亲戚时，衣襟上还要系上一条镶花手巾，十分好看。
    宣汉土家族人的居住主要是吊脚楼。这种吊脚楼是一种纯木结构的建筑，采用穿逗式结构，不用一钉一铆，所有的梁、坊、柱、板、椽等，全部用木材加工造成，既通风良好又防虫、蛇、蚊之害，解决了粮食物品的干燥保管问题。
    宣汉土家人有很多民间信仰，在他们看来，蛇是灵物。一旦发现房屋大梁上有蛇，并不会去赶它，而是要为它焚香烧纸，求其保佑，来了红蛇，更是倍加爱护。同时，他们还崇拜与母腹有着相似性的洞穴，对此，宣汉的打洞儿就特别多，有时可以看见洞下面有插烛、烧香褂红的痕迹。在宣汉土家地区特有的巫师就是“端公”，一般的小坛事如乡下人生病，请个端公来问卜等。真正的跳“端公”，是请一大帮子端公在掌坛师的带领下，往病家布上神坛，大锣大鼓，演出成套的跳神活动。
    巴人善歌舞，土家族更是能歌善舞。他们爱唱山歌，山歌有哭嫁歌、结情歌、相思歌、薅草锣鼓等，舞蹈有钱棍舞、摆手舞等，薅草锣鼓是宣汉土家族最独特的表现形式，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宣汉土家人有特别的婚嫁、丧葬习俗。在出嫁时，土家人要唱哭嫁歌；奔丧时，要唱孝歌。哭嫁歌由新娘唱，歌唱内容为哭爹娘、陪十姊妹、哭骂媒人，而奔丧时唱的孝歌习俗则体现了土家人“歌生颂死”敢向死神寂然一笑的旷达精神。
   《宣汉土家族》一书2011年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成为宣汉县申请少数民族待遇县的依据之一。刘兴国因此被宣汉县人民政府聘任为“民族文化工作顾问”，全程参加申请工作。通过多方努力，2014年元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宣汉县为享受少数民族待遇县。

          光大勇武精神   立传巴山红军
    1983年，宣汉县举办了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成立五十周年的活动，刘兴国在这个活动中担任摄影及报道工作。在前后长达十个月的筹备工作中，他接触了很多关于巴山红军的革命斗争史料和接待、采访了一些当时还健在的老红军。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关于红军的故事在报刊发表，《通川日报》还为此开辟了《川东游击军》专栏，有的长篇连载达半年之久。巴山红军的智勇坚定、不胜不休的精神，使他隐隐地感觉到巴人的勇武精神。
    从大巴山走出来的红军战士，他们纵横川陕、保卫苏区；他们三过雪山草地，走完长征又喋血河西走廊；他们历尽艰辛奔向延安，走上抗日的战场；他们用巴山儿女的热血，写下了辉煌与悲壮。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就是救国与革命。一批批巴山青年走出大山，走出夔门，奔苏俄、入黄埔、当红军。在革命的狂飙突进中经历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热血与献身。
    最需要热血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两年，行程远远不止两万五千里。红军跨越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超过欧洲；他们越过无数高山大河、雪山草地，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威胁下勇往直前。
    刘兴国不得不惊叹：大巴山曾经拥有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他为这块红色土地感到骄傲和自豪；她有那么多的儿女参加了革命，参加了红军，参加了长征，前仆后继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的很多可歌可泣故事至今还不为人们所知，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一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刘兴国关注的是巴山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很自然地将红军英勇奋战的精神与巴人勇武相比较：
    巴人勇武因参加周武王伐纣而著名于史，后世以“板楯蛮”称之。“板楯蛮”是秦、汉时期对巴人的称呼，源自于巴地各部族大都使用一种用木制成的须盾，这是一种古代战场上兵士个人防御的武器。秦灭巴国之后，对于那些不与秦国对抗的巴人部族，采取了此汉人少交三分之二的赋税优待政策，被称为“賨赋。”
   “板楯蛮”在汉代颇受汉王朝重视。桓帝时，汉中上计程包对“板楯蛮”之事功极为推许，他说：“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人人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待板楯以成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后汉书，南蛮传》）。而早期巴山红军（川东游击军）也被誉为“神兵”。

    清代中叶的“康乾盛世”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达州起义军因头缠白布被称为“白巾军”。达州白巾军反抗清军政府的斗争坚持了十年。巴山人的拼死斗争，反映了古代巴人的勇武精神，可以看成是巴人勇武精神的最后展现。因为在这巴山峡川，是板楯蛮巴人魏晋以来的后退之地；是三峡地区廪君蛮巴人的逃遁之处；也是“改土归流”部分土司部族逃避打击的藏身之所。一千多年来，这里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改朝换代，攻城掠地也到不了这山高谷深林密的地方。可当这“世外桃园”也不能生存的时候，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巴人勇武精神就会如地火一般爆发出来。
    本世纪初以来，刘兴国先生在北京从事中国画的学习和创作。因应聘担任京东美术馆长，在书画交流活动中，刘兴国先生接触了更多健在的老红军如王定烈、李永悌、贺晋年、王定国等。他（她）们晚年爱好书画，有的还为刘兴国的作品题词。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向刘兴国提供了不少红军的史料，特别是中央军委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公室的张光本、谢庆山二位前辈，先后赠送了全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战史资料、人物志、烈士传、川陕文化、经济史等。他们还介绍甘肃方面研究西路红军的同志与刘兴国相识。在此环境下，刘兴国先生对川陕苏区和红军的征战历程有了更多的认识。
    刘兴国认为，川东游击军和红三十三军的建立，不是一般红军路过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而是川东地区中共党组织和大巴山地区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和形成的一支红色武装。其特点一是自觉地走井岗山的道路，坚持红色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二是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孤立反动势力；三是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充分展现了巴人的勇武精神。
    2010——2012两年多，刘兴国几乎停止了中国画的探索与创作，几度从北京回到宣汉，躲到北门湖畔“读绿轩”中写作《辉煌与悲壮——宣汉红军征战纪》。该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了中共宣汉县委领导的支持。2012年12月《辉煌与悲壮——宣汉红军征战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年获达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助推学术研究  高校谈论巴人
    巴文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其概念和研究的对象及范围至今不太明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将“巴文化”作为专门研究的机构目前只有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巴文化研究院的建立与刘兴国先生颇有渊源。巴文化研究院成立于2014年7月28日，其前身为四川文理学院巴渠文化研究所。
    早在2012年5月，时任四川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的李万斌先生与刘兴国交换对巴人文化研究的看法。万斌书记对巴文化研究的热情，让刘兴国改变了与同道商议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民族学院建立巴人文化研究所的初衷并与万斌书记达成共识：在四川文理学院建立巴文化研究机构。为此刘兴国在文理学院邀请下，多次到校与相关专家学者交换巴文化研究的意见并为在校学生开设了巴文化研究的讲座。
    刘兴国先生被四川文理学院正式特聘为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目前，研究院特聘研究员2名，专职研究人员5名，兼职研究员7名。研究院立足于本地特色，主要开展对巴地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历史、文化等理论研究，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交融与构建，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教育、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巴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学科建立。学科的设立自然对巴文化研究的对象、范围及研究的目的意义提出了课题，对此，刘兴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其生活方式的差异造成文化的差异。巴人及相关部族从远古以来一直生活在中华版图汉水与长江之间的陆梁——巴域。这里地处南北气候分野，巴文化也因此有别于百越与华夏。早在1905年，梁启超就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巴氐、苗蛮、蜀人、百粤、百濮和华夏族，皆是“组成中国民族重要分子”。他认为：中华民族起于多源。近人费孝通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梁启超的思想。
    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也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四个区域：①中原和山东地区是两个源头②两湖是一个中心③江浙是一个中心④四川巴山地区是一个中心。这些文明地区慢慢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文化，因此，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刘兴国先生不赞成考古学界把巴文化限定在国家形态出现和东周巴国灭亡之间的阶段的界定，因为考古发现的还有汉水和渠江流域巴文化遗址如通江擂鼓寨、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西乡李家村、城固单家咀、紫阳白马石等等，这些巴文化遗址以及大量古代文献都说明巴文化缘起于夏以前新石器晚期。

    对巴文化研究的内容，刘兴国先生认为巴文化研究的是“对人类群体文化结构”的研究，包括社会和个人。巴文化研究重点可以考虑巴文化的地理分布、历史源流、社会组织、生产与经济、语言与文字、信仰与崇尚、文学与艺术、科技、教育、体育和巴文化中的道德传统等方面。
    刘兴国认为巴文化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艺术学、地质学、语言文字学和地方史志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要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巴文化形成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和横向地域发展的共时性综合考察，找到共性的基础。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考虑采取对比研究的方法，也称“双重考证”。他认为：巴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学科。巴文化研究的是一部分人类群体的文化，而文化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因此，巴文化研究归属文化人类学比较恰当。
    由于孔子主张“尊王攘夷”删上古史书，将中华历史断自唐虞，把巴文化等排除在正统以外。司马迁著《史记》没有“巴”的记载，以致后世史书多不言“巴”。秦汉郡县制后的行政区划和地缘分割，巴蜀、巴楚、巴渝、巴黔、秦巴等等，更是将“巴”文化边缘化。秦汉四川政治重心西移成都平原，东汉延光四年（125年）朝庭明令废巴郡与长安直通的子午道而开通褒斜道，说明“巴”已不在中央王朝的视野。“巴蜀一体”，“巴附于蜀”逐渐成为人们对“四川”概念的思维定势。巴文化研究要突破已有思维定势，因此巴文化研究院这个学术平台更是任重道远。

         提高公众意识  编写巴人史话
    2014年夏天，刘兴国先生到成都，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李明泉副院长谈到巴文化这个话题，都感到研究巴蜀文化的人谈“蜀”的太多，说“巴”的太少。适逢达州市文广局请李明泉物色能够写一本介绍巴人文化通俗读物小册子的作者，他便请刘兴国考虑。刘兴国不经意答应下来便回了北京。不想没过几天，明泉便将中共达州市委、达州市人民政府“把巴文化研究纳入文化强市战略，建设川渝陕结合区域文化中心”的决策等一批文件、材料传来北京，并要求尽快拿出初稿，说达州当年就要出书。
    根据达州市文广局的要求，这本巴文化通俗读本需要全面介绍巴文化，文字要精炼并考虑配图。其时刘兴国正着手于编纂从夏代——唐代期间巴人历史文化大事纪年，便根据手头的资料在十多天内编成5万字左右的初稿《文化巴山》。他考虑到此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便打破以往笼统介绍巴人、巴国的内容编排，第一次将巴人分为“龙蛇巴人”、“弓鱼巴人”、“鱼凫巴人”、“鳖灵巴人”、“白虎巴人”；将巴国也划为“商代巴方”、“春秋巴国”、“峡江巴国”、“廪君后巴国”等等。
    对于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巴人起源”和“巴名称的由来”等，只选取歧义较少的说法，同时在此稿中，将巴人和土家看成是族属一脉相承、文化传承有序，从而显示了巴山古今就是巴文化之山。稿成后传给了李明泉，也就没管结果如何。
第二年七月，时任达州市文广局局长王隆毅电话邀请刘兴国先生到达州商讨《文化巴山》书稿问题，并告知已初步确定书名为《巴文化史话》。在达州，刘兴国认真听取了龚兢业、戴鸿、何易展、王平、马幸辛等专家学者以及各县市文广系统同志对书稿内容的意见。最后确定由王隆毅主编、刘兴国为执行主编完成《巴文化史话》的编著。

    《巴文化史话》以“祖源”、“巴人”、“属族”、“巴国”、
    “勇武”、“賨人”、“图语”、“神巫”、“巴盐”、“古道”“巴船”、“遗珍”、“土家”、“畲田”、“酒香”、“仙居”、“美味”、“服饰”、“歌舞”等加上附录共二十个专题，上百个条目，近200幅图片成书。书中所配图片多为刘兴国先生数十年在巴文化研究过程中亲手拍摄和收集。2016年10月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巴文化史话》正式出版发行的意义在于是第一次将“巴蜀”文化中的“巴”单独列为一种文化成书。图文并茂系统地展示了巴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底蕴。该书将会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如李明泉在序言《巴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所说：
《巴文化史话》简易读本，意在对巴文化的形成、发展、巴人遗存、遗物及巴人风韵作概括式描述，让读者对达州巴文化有较深的印象和了解，其目的在于增强达州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全市人民传承达州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觉，汲取历史文化养分，把达州加快建设成为全国巴文化研究中心、巴文化考古发掘中心和巴文化资源创新性转化中心，提升达州巴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推动达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发挥文化应有的作用。

         探访先民踪迹  理顺巴人文脉
    刘兴国先生在北京主要从事中国画的研究和创作，担任过京东美术馆长，是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艺委会副主任，北京画院王文芳工作室画家，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刘兴国中国画册》。2008年奥运会后，他给自己定下画大巴山、写大巴山的目标，巴山、巴水、巴人、巴风是他创作题材的方向。因此，他写生采风的重点地区就是大巴山。
    年轻时，刘兴国因工作关系到过巴山深处的很多地方，但从巫溪至城口间的古盐道他从未走过，听说那一带早已无路可行，大山中也少有人烟。2009年夏，他邀约几名画家从巫山大宁河上溯巫溪写生。从巫溪再上行，同行的画家不愿意再往，已62岁的刘兴国只好自身沿西溪河古道向城口方向步行。古道早已废弃，崎岖难行，两天两夜，途中无食宿处，只好渴饮山泉，饿吃山果，夜宿岩洞。但此行收获颇大，沿途记录拍摄了许多古代巴人的盐道、岩居、栈道残迹的资料图片，亲眼看到了大山中鱼泉自动出鱼的真实场景，也体验了古代巴人在这大山之中生存的艰辛。
    2014年元月，宣汉被四川省政府批准为少数民族待遇县。当年7月，在2012年编辑出版《宣汉土家族》一书的基础上，着手组织出版《从巴人到土家族》。成立了《从巴人到土家族》编委会，并再次邀请刘兴国先生主笔。
    《从巴人到土家族》拟为上、下两个部分；一是巴人（新石器时期——汉唐），二是土家（宋元——近现代）。第一部分定名为《巴文化纵横》。为完成本书的编写，根据刘兴国的建议，县政协由文史委牵头，组织县志办、文广局、土家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巴文化实地考察调研活动。 2015年5月到2016年10月期间，刘兴国和考察人员以宣汉罗家坝巴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的文化流向为线索，先后考察调研了汉江支流任河、堵河，渠江支流前河，长江支流南河等流域的巴文化遗址和巴文化的影响。宣汉电视台派记者对考察活动全过程进行了采访记录。在此基础上，刘兴国结合相关资料形成了《巴文化纵横》上编《巴文化巡礼》。
    《巴文化巡礼》从巴人祖源、《山海经》中的巴人、巴国，巴人世系，盐与巴人开始，横向介绍巴人与汉水、巴人与长江三峡间水系互通的生活生产经济关系，文化互通关系并以盐贯史。介绍了巴文化与庸文化和其他土著文化的融合以及在现代土家族和周边地区传承的文脉关系。
    下编《巴史纪事》主要内容是与巴文化相关的大事记年和叙事，实际上是根据各种史料包括地方志在内纵向分时分类编排与巴人相关的史料。简述巴史年代止于唐，从唐代开始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到宋元的土司制度，已属于土家族的历史了，故没有放在本编的范围。刘兴国说这并非妄断历史，只不过方便本书的编排而已。
    《巴文化纵横》一书中的一些观点，如巴人起源、巴人分类等等，刘先生说这只是的一家之言并非学术定论。有关“认识巴文化，研究巴文化”的问题，他特地在上编《巴文化巡礼》之后用了一篇短文供大家参考。刘先生一再声明：编写本书旨在向对巴文化有兴趣的读者系统介绍巴文化相关知识，为巴文化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因此这本书只是资料性而不是学术研究成果。
    为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巴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面貌和现存的遗迹文化现象，刘先生特根据本书内容选编了大量的图片。由于年代久远，图像资料难寻不能事事皆图文对号，只能是辅助说明以增加阅读兴趣，为此刘先生的女儿兼助手刘艺茵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本书能够图文并茂呈现给读者。
    刘兴国先生相信：《巴文化纵横》一书的面世，结束了巴文化研究漫无头绪的杂乱现象。他认为无论自己的观点及认识正确与否，这本书都可以给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有一个起码的参照，至少是一个铺垫，可以让研究巴文化的人寻找资料有了探寻的路径。他希望后来者能够攀登巴文化研究的高峰，而自己甘当这块垫脚石。

       增强文化自信  彰显文化自强
    回顾四十多年来对与巴文化结缘、认识、了解、探索、研究巴文化的历程，刘兴国先生认为：达州地域是巴文化的中心地带，达州人对巴文化应该最有话语权。现在达州提出“建设全国巴文化研究高地”，说明达州人在文化认识上已达到高度的自觉和自信。所谓“文化自觉”和“自信”，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从而在文化转型中有自主能力，在新环境、新时期文化的选择中有着充分的自主地位。他写作《巴文化纵横》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想给大家提供巴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路，使我们生活在巴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自觉进而自强。
    巴文化是从古至今根植于大巴山南北、由巴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地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俗话说：“一百年历史看上海；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两千年历史看西安。”历史如果再往上溯，大约就要看巴人了。
    巴山渠水是巴文化起源、形成和传播发展的中心地带。巴文化的很多文化事象从古到今在这里显现并得到传承。就达州而言，刘先生认为在巴文化研究上已经站在全国性的五个高地上。这五个高地一是“中国龙文化之源——龙蛇巴人”；二是“远古巴文化的圣地——巴山大峡谷”；三是“春秋巴国——罗家坝巴文化遗址”；四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源头——賨人賨赋”；五是“从巴人到现代土家族演变的典型——宣汉土家”。
    夏商时期活动在巴山南北的巴人称为“龙蛇巴人。”龙蛇巴人包括巴人、崇人、濮人等远古族群。龙蛇巴人是夏部落联盟成员，夏禹以“交龙”为图腾。上古龙、蛇不分，巴人旗帜为“蛇”，故称为“龙蛇巴人。”达州古有“蛇龙县”，蛇龙县即今开江县。“龙蛇巴人”北出汉江，南下长江三峡，在中国形成“龙文化”。“龙蛇巴人”的中心区域在巴山渠水。因此可以说“中国龙文化”的源头在达州。
    巴山大峡谷是“远古巴文化的圣地”并非虚构。巴山大峡谷所在的观面山就是中国最早的三大奇书之一《山海经》所记载的“鬲山”。“鬲山”与“蛇山”（今巴中南江光雾山）之间，刚好是今天的达州。《山海经》记载的是夏商时期的传说，书中传递了“巴人、巴国”最早的信息，是“女娲补天”、“巴蛇吞象”等中国神话的源头。根据“鬲山”即观面山这个地标，可以证明巴山大峡谷及周边地区就是《山海经》描述的远古巴地各部族、各族群所创造的“巴文化圣地”。这个时期的“巴文化”可以称之为“巴地文化”。
    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显示了以罗家坝遗址为中心，以前、中、后三河，大宁河，任河，南河，渠江等水系为网络，北出汉江，南下三峡，东向夔巫，西去嘉陵的春秋巴子国巴人活动的范围。公元前1058年即周成王六年首封“巴子国”，正式开始了“巴国文化”的历程。“巴国文化”分为“春秋巴国”和“峡江巴国”两个阶段。公元前476年巴人南下三峡建国至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的160年间称为“峡江巴国”，加上“廪君后巴国”共800多年，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的融合，才成为完整意义的“巴文化”，而罗家坝遗址和城坝遗址正是“春秋巴国”、“战国巴国”文化的实物证据。
    远古夏族崇人是巴山渠水间最古老的人类族群，根基牢固，族众强盛。秦汉统治者为优待崇人和归顺的巴人，采取了优抚的政策，所征税赋称为“賨赋”。秦昭襄王与巴人所订立的互不侵犯盟约，承认巴地巴人相对独立的地位，开创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之先河。
   土家族是聚居在川鄂湘黔渝毗邻地区古代巴人融合其他族群，在宋元后土司制度的实施中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宣汉是四川省唯一的土家族聚居区，也是四川历史上唯一有土家族土司的地方，从巴人到土家族的演变脉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清晰，研究宣汉土家也就是研究巴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

    达州地域应该还有更多的巴文化高地。刘兴国先生认为：巴盐文化、巴山古道、巴山民居、巴人山歌、巫医巫舞等等都可以是巴文化研究的课题。文化研究的关键在于认识文化的有效性，即一种文化能不能提高他所覆盖群体的生活质量，能不能有利于他所覆盖群体生产力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研究巴文化的现实意义在于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思想资源，构建巴文化特有的思想文化体系，认知识别体系、文脉传承体系、遗产保护体系、文创研发体系、艺术生产体系等，以创新推动地域经济社会与文化整合协调发展。从刘兴国先生数十年研究巴文化的历程看，他关注、研究的方向，具体研究项目都非常讲求文化的“有效性”，不是书斋坐而论道或只钻故纸堆，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确定选题。

    刘兴国先生认为，在当前，弘扬巴文化精神，为思想、道德建设贡献价值模式是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忠勇信义”，于国家讲忠诚，于征战讲勇武，于社会讲信用，于朋友讲情义。其精神内核使我们大巴山这块土地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这有如精神基因，化为人格标杆，成为当代达州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心性冶炼和价值追求。
    以艺术创新精神探究和体现深厚的巴文化历史传统，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讲好巴文化故事；展示巴文化魅力；营造旅游休闲；演艺观赏；试听娱乐；阅读学习；虚拟成像；竞技游艺；美食消费等生产与服务环境，形成具有巴文化内容与形式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拓展巴文化产业，推动巴文化产业与旅游文化，生态康养产业的发展。巴文化研究要为增强达州综合实力发挥竞争优势，彰显达州人从文化的自觉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由宣汉县政协文史委主编，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巴文化纵横》一书面世了。这使该书的编著者，年过七旬的刘兴国先生了却了让世人系统地全面了解从巴人到土家族历程的心愿。
    《巴文化纵横》一书，盒装上下两卷。全书彩色精印，共四十余万字，600多幅插图。上卷《巴文化巡礼》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宣汉罗家坝巴文化遗址为起点，以新石器以来出土文物的文化流向为线索，系统展示了巴人祖源、盐与巴人的关系以及分布在巴山南北川、鄂、陕、渝毗邻地带与巴人相关族群从古至今的文化事象。下编《巴史记事》从参加大禹治水的“龙蛇巴人”到雄踞峡江的“白虎巴人”以及北出汉江的“弓鱼巴人”和西进成都平原的“鱼凫巴人”等巴人及其属族历夏经商、春秋巴国、峡江巴国直到唐代巴政区巴名称的消失。刘兴国先生说：本书内容基本涵盖了巴人和巴文化的历程。应该说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介绍巴文化的一本书。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兴国就开始在《通川日报》、《四川日报》发表关于巴人及巴文化的文章，可以说关注巴文化有四十年了。在那个人们只知道“巴山”名称而不知什么是“巴文化”，甚至连史学界都不太关注这个领域的时期，那时还很年轻的刘兴国为什么会闯入巴文化研究这个天地呢?

      介绍出口商品，首次遭遇巴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兴国先生在外贸部门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外贸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四川达县地区外贸局为了扩大本地区出口商品的影响，组织人员对全地区出口商品品牌的形成，历史渊源及产品特点等进行查访，编成资料以便在国际市场宣传。刘兴国成为这些宣传资料的主笔之一。为了摸清情况，他不仅走遍了达县地区（含今之达州、巴中市）各县，还走遍了巴山南北。从重庆的万县、酉阳、秀山、彭水到陕西的汉中，再到城口、巫溪，每到一处他都会认真收集当地的史料。为了核实相关材料，他还专程到北碚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查阅川东地区的大量史料。
在搜集查阅史料过程中，刘兴国看到川东北各地大都记载了一个称为“巴人”或“巴国”、“巴子国”的古代族名和国名。见得多了，他就将这些有关“巴人”、“巴国”的史料摘录下来，加以整理，写成文章陆续在《通川日报》上刊登。第一篇《巴名称的由来》很快被《四川日报》转载，《通川日报》由此开设专栏《说古道今》。1980年至1983年期间，刘兴国先后发表了《巴地古代各民族》、《古代賨人》、《元稹与南昌滩诗》和巴地风俗特产等一批文章。一时间，达县地区各县市都以为刘兴国是一个爱读古书的老头，有的专程登门拜访，才知道他是一个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时为四川宣汉师范学校校长、《宣汉县志》总编辑冉崇育先生对这些文章很感兴趣，特地从报纸上剪下来编成小册子，名为《巴山风物》并亲自作序，他在序言中说：
    巴山地区，自然包括宣汉县境,饶有农林牧渔、药果桑茶、煤铁宝藏之利，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披荆斩棘，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果我们认真地系统地从中总结成果，加以继承和发扬，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是很有裨益的。就是她的生产史、文化史、革命斗争史，也会激励人们奋发前进。作者在这方面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实在令人欣喜。
    在《通川日报》（《今达州日报》）的支持和冉崇育等前辈的鼓励下，刘兴国“遭遇”了“巴人”并与之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罗家坝观文物   初探巴人文化
    从此以后，刘兴国开始注重对巴人巴国史料的收集。《山海经》、《花间集》、《唐诗鉴赏》、《二十五史》、《华阳国志》……凡是有关于巴人巴国历史记载的，他都会仔细的翻阅研读。通过大量阅读史料，他发现，巴国在秦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曾在长江三峡建国，并建都于平都（今丰都），后迁于今涪陵、垫江。而垫江位于华蓥山大背斜层线的北麓，为嘉陵江、渠江、涪江三大水流汇合之处，而达州所在的大巴山，是否因古代巴国而得名“巴山”呢？
     上世纪以来，广汉三星堆古蜀人遗址以及广元、重庆、涪陵、等巴人墓葬的发现，向人们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古代巴、蜀文明的神秘面纱。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甲骨文的出土与破译，填补了古文献中关于巴史记载的空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再来看中国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地带那个北起大巴山，西至焚道，中经巫山，南过武陵的古代巴国地域范围，是一条又宽又长的文化沉积带。这里除沿长江两岸在近代交通便利处之外，其两岸纵深地区多是山重水复，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前进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区已经灭绝或瀕临绝迹，而在这些地方尚有踪迹可寻。
    史料记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巴人先民们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夏、商、周的甲骨文、钟鼎文以及秦汉以来的史料中，有“巴”的记载。战国末期，秦并巴、蜀后不久，即以秦、巴、蜀三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横扫中原，统一了中国。秦汉之际，汉高祖刘邦利用巴渠之师定三秦，把巴人的“巴渝舞”纳入宫廷之乐。西晋时期，巴渠賨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国”,历时达47年之久。秦灭巴、蜀，把蜀地纳入秦政权的直接管理，而巴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的不仅直接影响到后世若干方面，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很古的时期。例如:《楚辞》中唱和形式源出于哪里？唐代在巴地兴起的、至今未衰竭的诗歌形式《竹枝词》从何而来？宋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与巴地生产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元初蒙古军在巴地遭到最顽强的抵抗,连皇帝蒙哥都死于合川钓鱼城？还有使清王朝由盛而衰的白莲教大起义又主要发生在这个地区。诸如此类，刘兴国不得不思考巴人文化对这些问题的影响。

    公元2003年4月，四川省宣汉县爆出新闻：该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重大盗掘古墓葬案。该案发生在大巴山深处的四川达州宣汉县普光镇罗家坝，两名盗墓贼打开古墓并盗出了埋藏数千年的古代巴人青铜礼器，最后历经曲折终于被追回。神秘的巴人墓葬和离奇的追赃情节，更增添了媒体解读的大众文化色彩。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进驻罗家坝进行再次发掘，又发掘出大型青铜器礼器、巴式青铜兵器、彩色陶器等文物。在以后的发掘中，还首次发现了巴人的“船棺葬”、“俯身葬”、“人殉”及陶器上神秘的符号、图案等。由于这些出土文物具有显著的巴人文化和土著特点，因此它的发现也证实了这方水土是古代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
    此时刘兴国正在北京画院学习和研究中国山水画，得知家乡宣汉罗家坝巴人文化遗址的发掘十分兴奋。他飞回四川，到发掘现场参观，向考古人员了解情况。罗家坝巴人器物出土，使刘兴国有了向世人介绍巴人及其文化的冲动，但罗家坝巴人墓葬的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出来，于是刘兴国在北京更加广泛地收集研读有关巴人的资料。
    刘兴国发现：今人研究巴史，多参阅原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志怪小说类的《山海经》。他通过研究《山海经》，觉得《山海经》有其“荒诞”的地方，记述的方式也很零乱，但《山海经》是一部未经秦汉儒学派整理编纂过的先秦原始资料。特别是有关巴及与巴相关的蜀、荆楚、苗蛮等部族历史文化活动的记载，对探索巴人的起源及其原始活动区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用这些史料再对照古籍文献、甲骨卜辞等，基本上就可以对巴人、巴族、巴国早期历史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刘兴国还认识到关于古代巴国赖以立国的经济问题，过去在巴史研究中涉及不太多。巴人为什么会从汉水中上游到川东及鄂、湘、黔毗邻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国家或者成为一个地域文化区？其主要的经济支撑应该是食盐的开发、营运以及奴隶的掠卖。因此，古代巴人、巴族和巴国赖以生存和“立国”的经济基础清楚了，巴人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也就可寻了。
在寻找搜集巴人史料中，刘兴国还发现秦汉以后记载巴史，大多巴蜀连称，宋元以后更是以“蜀”代“巴”。于是，刘兴国决定不再等罗家坝遗址的考古结论，先以文献资料就巴人、巴族、巴国及有关的历史、文化、生产、经济、生活、风俗等方面分20余个条目对巴人文化进行了初步探讨简述。这就是2004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巴人文化初探》。

       争取民族优待  寻源宣汉土家
    刘兴国先生1947年出生于宣汉县南坝镇。1958年至1962年，他先后在宣汉漆碑、樊哙、鸡唱、河口等乡读书工作。在鸡唱、河口（现龙泉土家族乡）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他惊讶地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服饰、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他们喜欢穿大红大绿颜色的衣服，布料是自家采麻后编织而成的土布；日常主食是包谷、洋芋；生活方式是捕鱼、打猎、喂猪等，没有水田；说话的语调听着也跟外面的不一样……
    2005年底，省政府批准了宣汉县在龙泉、渡口、三墩、漆树建立土家族乡和樊哙土家族聚居镇（按民族乡对待），但外界对宣汉土家族了解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对此，《关于撰写和出版<宣汉土家族〉专著的建议》被早就在研究巴文化，关注土家族的刘兴国在宣汉县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写成了提案。此提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县政协的高度重视。2011年国庆后，刘兴国受县政协邀请，从北京回到宣汉开始编著《宣汉土家族》一书。
    刘兴国认为：中华文化不仅仅只是汉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的。巴人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土家文化的源头就是巴人文化。
    在《宣汉土家族》一书中，刘兴国写到：土家族深居祖国腹地长江三峡地带巴山峡川。人们把这个地区称为“巴文化区”，实际上也就是土家文化区。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文化学者潘光旦等关于这个地区的古代巴人后裔融合其他族群在宋元土司制度实施下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调查报告，认定和公布了土家族为中国单一少数民族。
    宣汉土家人大多生活聚居在1500米以下至500米的大巴山山前中山与低山区。1994年《宣汉县志·人口志》中记载“东周时，川东北包括宣汉地区属巴国领域，居住着賨人（板楯蛮），是当时巴族的一支。公元前314年，秦以巴国辖地置巴郡，徙秦民一万家到蜀北（川东北）。这些移民后来也成为賨人的一部分。”县志记载说明，早期的巴人和秦地移民，是宣汉土家人的先民之一。古代巴国在2000多年前就灭亡了，而巴人却在这块土地上与其他的土著先民一起，胼手抵足，从采集渔猎到开垦土地、种植树木、建房造屋，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经受战争与动乱，顽强地生存繁衍，形成了今天的土家族。
    宣汉土家男子不分老少衣服多为青、蓝色，也有对襟上衣不染色用纯土白布做成，青壮年一般包白头帕，中老年包青帕。青壮年穿麻草鞋、宽口布鞋、冬季缠裹脚，穿麻窝子或棕袜子，土家妇女的上衣为短领坐衽，中青年喜欢穿蓝色和粉红色花衣。上衣的长度一般要过膝盖。青年妇女和未婚姑娘穿着要讲究，喜欢穿红、青、蓝、绿外托肩上衣，胸前套件绣花裙，逢年过节走亲戚时，衣襟上还要系上一条镶花手巾，十分好看。
    宣汉土家族人的居住主要是吊脚楼。这种吊脚楼是一种纯木结构的建筑，采用穿逗式结构，不用一钉一铆，所有的梁、坊、柱、板、椽等，全部用木材加工造成，既通风良好又防虫、蛇、蚊之害，解决了粮食物品的干燥保管问题。
    宣汉土家人有很多民间信仰，在他们看来，蛇是灵物。一旦发现房屋大梁上有蛇，并不会去赶它，而是要为它焚香烧纸，求其保佑，来了红蛇，更是倍加爱护。同时，他们还崇拜与母腹有着相似性的洞穴，对此，宣汉的打洞儿就特别多，有时可以看见洞下面有插烛、烧香褂红的痕迹。在宣汉土家地区特有的巫师就是“端公”，一般的小坛事如乡下人生病，请个端公来问卜等。真正的跳“端公”，是请一大帮子端公在掌坛师的带领下，往病家布上神坛，大锣大鼓，演出成套的跳神活动。
    巴人善歌舞，土家族更是能歌善舞。他们爱唱山歌，山歌有哭嫁歌、结情歌、相思歌、薅草锣鼓等，舞蹈有钱棍舞、摆手舞等，薅草锣鼓是宣汉土家族最独特的表现形式，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宣汉土家人有特别的婚嫁、丧葬习俗。在出嫁时，土家人要唱哭嫁歌；奔丧时，要唱孝歌。哭嫁歌由新娘唱，歌唱内容为哭爹娘、陪十姊妹、哭骂媒人，而奔丧时唱的孝歌习俗则体现了土家人“歌生颂死”敢向死神寂然一笑的旷达精神。
   《宣汉土家族》一书2011年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成为宣汉县申请少数民族待遇县的依据之一。刘兴国因此被宣汉县人民政府聘任为“民族文化工作顾问”，全程参加申请工作。通过多方努力，2014年元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宣汉县为享受少数民族待遇县。

          光大勇武精神   立传巴山红军
    1983年，宣汉县举办了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成立五十周年的活动，刘兴国在这个活动中担任摄影及报道工作。在前后长达十个月的筹备工作中，他接触了很多关于巴山红军的革命斗争史料和接待、采访了一些当时还健在的老红军。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关于红军的故事在报刊发表，《通川日报》还为此开辟了《川东游击军》专栏，有的长篇连载达半年之久。巴山红军的智勇坚定、不胜不休的精神，使他隐隐地感觉到巴人的勇武精神。
    从大巴山走出来的红军战士，他们纵横川陕、保卫苏区；他们三过雪山草地，走完长征又喋血河西走廊；他们历尽艰辛奔向延安，走上抗日的战场；他们用巴山儿女的热血，写下了辉煌与悲壮。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就是救国与革命。一批批巴山青年走出大山，走出夔门，奔苏俄、入黄埔、当红军。在革命的狂飙突进中经历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热血与献身。
    最需要热血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两年，行程远远不止两万五千里。红军跨越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超过欧洲；他们越过无数高山大河、雪山草地，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威胁下勇往直前。
    刘兴国不得不惊叹：大巴山曾经拥有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他为这块红色土地感到骄傲和自豪；她有那么多的儿女参加了革命，参加了红军，参加了长征，前仆后继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的很多可歌可泣故事至今还不为人们所知，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一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刘兴国关注的是巴山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很自然地将红军英勇奋战的精神与巴人勇武相比较：
    巴人勇武因参加周武王伐纣而著名于史，后世以“板楯蛮”称之。“板楯蛮”是秦、汉时期对巴人的称呼，源自于巴地各部族大都使用一种用木制成的须盾，这是一种古代战场上兵士个人防御的武器。秦灭巴国之后，对于那些不与秦国对抗的巴人部族，采取了此汉人少交三分之二的赋税优待政策，被称为“賨赋。”
   “板楯蛮”在汉代颇受汉王朝重视。桓帝时，汉中上计程包对“板楯蛮”之事功极为推许，他说：“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人人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待板楯以成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后汉书，南蛮传》）。而早期巴山红军（川东游击军）也被誉为“神兵”。

    清代中叶的“康乾盛世”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达州起义军因头缠白布被称为“白巾军”。达州白巾军反抗清军政府的斗争坚持了十年。巴山人的拼死斗争，反映了古代巴人的勇武精神，可以看成是巴人勇武精神的最后展现。因为在这巴山峡川，是板楯蛮巴人魏晋以来的后退之地；是三峡地区廪君蛮巴人的逃遁之处；也是“改土归流”部分土司部族逃避打击的藏身之所。一千多年来，这里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改朝换代，攻城掠地也到不了这山高谷深林密的地方。可当这“世外桃园”也不能生存的时候，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巴人勇武精神就会如地火一般爆发出来。
    本世纪初以来，刘兴国先生在北京从事中国画的学习和创作。因应聘担任京东美术馆长，在书画交流活动中，刘兴国先生接触了更多健在的老红军如王定烈、李永悌、贺晋年、王定国等。他（她）们晚年爱好书画，有的还为刘兴国的作品题词。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向刘兴国提供了不少红军的史料，特别是中央军委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公室的张光本、谢庆山二位前辈，先后赠送了全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战史资料、人物志、烈士传、川陕文化、经济史等。他们还介绍甘肃方面研究西路红军的同志与刘兴国相识。在此环境下，刘兴国先生对川陕苏区和红军的征战历程有了更多的认识。
    刘兴国认为，川东游击军和红三十三军的建立，不是一般红军路过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而是川东地区中共党组织和大巴山地区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和形成的一支红色武装。其特点一是自觉地走井岗山的道路，坚持红色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二是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孤立反动势力；三是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充分展现了巴人的勇武精神。
    2010——2012两年多，刘兴国几乎停止了中国画的探索与创作，几度从北京回到宣汉，躲到北门湖畔“读绿轩”中写作《辉煌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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