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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

土家族开国将军廖汉生红军长征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时间：2020-03-20 15:29:00来源：土家族文化网作者：

                  作者：曹开胜信息来源：桑植土家族学会

    廖汉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我军唯一的土家族开国中将。

    大革命时期，廖汉生参加贺龙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1933年转入红军，23岁起就担任红军师政委。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担任我军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工作兢兢业业，始终把政治工作落到实处，对部队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5年9—10月间，蒋介石调集国民党正规军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队共计30多万人，向湘鄂川黔苏区中心桑植围攻上来。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为此，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立刻转移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龙堰峪——红二军团司令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讨论转移具体事宜，时任红二军团六师政委，年仅23岁的廖汉生，也参加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刘家坪会议。

    会后，廖汉生和师长郭鹏即刻回到六师驻地，迅速传达党的决定，在会师开展政治思想动员。在全师政治思想动员大会上，他首先把当前的困难以及战胜困难的办法反复向部队讲清楚，大批敌军包围上来了，要想在越来越狭小的苏区内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跳出去，跳到放人后方，跳到没有堡垒的地方，跟敌人打运动战，才能取得胜利。同时，他根据上级所发材料，向部队宣传全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反蒋运动的新形势，宣传中央红军长征在川西取得的胜利(由于2 、6 军团与党中央电讯联络中断，当时部队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北上陕甘)，使红军战士们看到光明的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

    廖汉生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快被全师将士们接受，因为红军过去经常遭到敌人“围剿”，在苏区内打不退敌人时总要跳到外线去。不过这次却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虽然没有哪个人讲突围后不回来了，可大家都清楚这次突围跟以往不同，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更远一些，时间更长一些。因此，要离开苏区，离开家乡，离开生养自己的红色土地和父老乡亲，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有的还受着“故土难离”观念的羁绊。特别是红2 军团，从干部到战士，有许多人原本就是苏区子弟，湘鄂边的人很多，尤其是桑植县的更多。为了保证这些战士在离开苏区后坚决地执行战略转移方针，他反复强调各个党支部一定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除了向将士们讲述抗日反蒋的斗争形势和艰巨任务之外，还引导大家放开眼界认清革命发展形势，自觉破除乡土观念，树立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远大抱负。认识提高后，苏区籍的指战员主动向自己的亲属做解释工作，取得亲属的支持，为了经常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廖汉生努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紧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整理、充实了各连队的党支部，以党支部为核心，党团员作了专门教育。在搞好部队思想动员、教育工作的同时，廖汉生组织全师将士进行部队突围中所需的物资准备，使部队能有一定的军需物资应付今后的困难。

    苏区群众从苏维埃政府动员坚壁清野的行动中知道红军要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6 师师部住在刘家坪旁边的一户独立人家，附近一位老太太的儿子就在师里当兵。6 师还有很多家属都是廖汉生的熟人，他们从洪家关、桥自弯来到师部，直接到师部找到廖汉生，言辞恳切地说：“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其言其情，感人至深。

    廖汉生耐心地对他们说：“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同时他还对来部队探望的家属做工作：“红军走了，白军来了，苏区人民要吃苦的，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

    廖汉生说话从来都是一诺千金。他对乡亲们的一句承诺，竟使他从此背上了永难偿还的感情债。她们的儿子、丈夫有许多都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他也很难说清。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他心头压了几十年。全国解放后的30 年间他迟迟没有回去看望故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和那些红军家属们，他的心就不安起来。

    廖汉生的家就在离师部不远的桥自弯，骑马也就是两个小时。当时他也很想回去一趟，见见家中的亲人们。但他是师的政治委员，一言一行都影响到全师同志的情绪，他坚持没有回去，埋头搞好突围准备工作。出发前夕，他母亲和爱人前来送别，他做好母亲和爱人的思想工作，率领全师指战员，踏上了转战万里的长征路。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路线，可谓盘桓往复、千回百折。然而，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而又始终不移的，这就是红军的政治目标——以红军的远征推动全国苏维埃建设和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

    这个目标，始终贯穿在长征的每个战略阶段，贯穿在长征的全过程。在长征的前一阶段，部队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转进湘黔边，驻足黔大毕，回旋乌蒙山，三次力图建立新的根据地，为的是贯彻在江南坚持斗争、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救亡的战略意图。在长征的后一阶段，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则是为着实现主力红军会合西北、创造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个目标，深深地植根在每个红色战士的心中，落实在他们的行动中。不管征途如何漫长曲折，不管战斗如何残酷频繁，不管碰到多少艰难险阻，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牺牲，大家总是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前赴后继，英勇奋斗；部队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到哪里，就把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做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种子撒到哪里，就把苏维埃的红旗插到哪里。

    红军对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表现得如此坚决、顽强，是因为红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因为党在红军中进行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作为政治干部的廖汉生总是适时地结合革命斗争的形势与任务，不懈地用党的战略思想、战略路线教育和武装部队。

    在长征中，对党制定的抗日路线和每一个战略决策，对长征总的政治目标和各个阶段的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通过反复地政治动员、政治总结、政治检查，通过一次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通过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战场上的政治工作以至一张政治标语、一句政治口号，使之深入人心并化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在长征中，廖汉生同志就是通过这样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贯彻和执行，使部队保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着饱满高涨的政治热情。

    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是红军在长征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红军开动自己的双脚，踏过万水千山，长驱二万余里；红军凭着步枪、大刀，与数倍甚至十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敌军进行大小战斗难以数计，战斗中从不惧流血牺牲，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也要继续战斗下去；红军以一身单衣、一口辣椒水御寒，翻越了一座座雪山；红军用一把野菜、一把草根充饥，涉过了荒无人迹的草地；还有许多同志竟是一直拖着伤残的躯体，坚持走完了万里征程。这些奇迹是靠什么创造出来的？回答只有一个：理想和信念。

    与白军不同，红军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兵力的多寡、火力的优劣、物力的富缺等诸多因素，更重要的是靠指战员本身的阶级觉悟、政治理想所焕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廖汉生特别重视革命理想的教育。通过多种形式的革命理想教育，使每一个红军指挥员、战斗员都成为具有革命理想、具有牺牲精神、为阶级和民族解放自觉战斗的红色战士。

    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工农劳苦阶级。开始部队只是对某个土豪、某个保长特别地恨，对个人的命运表示不满。针对这种情况，廖汉生就给他们讲阶级斗争的道理：自己种的东西自己没得温饱，哪里去啦？天底下还是穷人多老财少，哪个力量大？使战士们初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压迫，鼓起了阶级斗争的勇气。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打倒了这个土豪、这个保长，报了仇，翻了身，分到了土地，取得一些利益。在这个基础上，他引导大家进行深层次思考：把这个土豪、这个保长打倒了，可他的上面还有乡长、区长、县长、衙门、团防，他们有权有枪，不会甘心我们这样干的。我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游击队，才能保卫胜利果实，不再吃二遍苦。他又引导大家进一步分析：县衙门的上面还有一级一级衙门直到最大的衙门——国民党反动政府，这个最大衙门的手里有镇压工农的工具——国民党反动军队，它们的身旁和身后还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样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地进行分析，战士们的认识逐步提高。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的实现，是廖汉生在红军中政治工作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们常常以“千难万险”来形容红军长征面临的种种问题。然而，在这“千难万险”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即“打”、“走”、“吃”。这三个问题哪一个解决得不好，都会导致长征失败，导致红军的毁灭。因此，全军上下都为之绞尽了脑汁，耗尽了气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廖汉生做政治工作就特别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保证部队解决好这三个非常实际而又关系重大的问题。

    打仗，是长征面临的首要问题。从开始的突围、中间的转战到会师后的立足，都没有离开打，而这种打又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没有后方保障、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苏区人民支援等种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保证部队打胜仗就成为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每次战斗前，部队总要进行思想动员，使指战员在明确敌情我情、方案部署的同时也明确打好这一仗的意义，明确取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树立信心，坚定决心。战斗开始后，廖汉生又组织政工人员适时进行战场鼓动，激励斗志。初战获胜时，通过传送捷报、押送俘虏来鼓舞士气。战斗结束后，及时总结经验，找出教训，振奋军心，以利再战。这一套办法几乎是每一仗都必须采用的，只不过根据具体情况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激励部队英勇杀敌，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珍爱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伤亡。部队总是教育指战员既要不怕牺牲，又要避免无代价的牺牲；既要敢于消灭敌人，又要善于保存自己；既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要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情绪；既要有勇气，又要讲智谋，并且经常用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一些战例去教育大家英勇灵活地打击敌人。

    走路，是长征的基本形式。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战斗和短暂难得的休整外，几乎天天都处在行军状态中。对于不停地走，不断变换方位地走，一些同志产生了厌烦情绪。有人发牢骚：“拖、拖、拖！不晓得要到哪里去，干脆到外国去吧！”红军师一级干部在长征前期对长征目的地也并不是很清楚，每天都是按总指挥部下达的行军命令组织部队的行宿，包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也并非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陕甘的。但是各级政治机关不断地向部队进行全国战争形势的教育，使大家懂得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为着配合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发动、发展。同时向部队说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了红军的游击性和运动性，走路是甩脱敌人、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由此使同志们从理论上懂得“为什么要走路”以及“走路应该成为红色战士的看家本领”。敌人的“追剿”从湘西起一直跟到红军屁股后边，拖过来拖过去，人马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而红军为了保证行军不掉队，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同军事指挥员一起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行军出发前，要摸清哪些同志伤病体弱可能掉队，安排党团员分工扶助他们；要检查每个同志脚上是不是都穿上了完好的草鞋，腰后是不是还别着一双；要叮嘱行军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行军路上，要组织部队开展互助，进行比赛；要亲自收容，宿营以后，要带人找粮找柴，帮助炊事员尽早开饭；要督促战士洗脸烫脚，处理脚泡，检查大家睡得好不好，还要进行第二天的行军准备。也许有的同志会认为，这些看起来都算不上是政治工作，但那个时候就是要这样来做。试想一下，部队正处于紧张的行军中，而政治工作干部却在一旁“坐而论道”，那怎么行呢！

    吃饭，是长征中关系到部队能否生存的大问题。因为部队必须经常与饥饿作斗争，特别是在进入藏民区到走出草地这一时期，粮食完全断绝，政治工作的中心便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入动员部队为生存而斗争。部队努力纠正那种以为给养工作不是政治工作的错误认识，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所有政工干部都亲自参加筹粮，并检查部队在筹粮中的政策执行情况。过草地的时候，许多政工干部带头找野菜，尝野草。政治机关还就仅有的一点青稞粉子如何吃法作出了专门决定。为了吃饭问题，有的政治干部被撤了职，有的献出了生命。

    不断地扩大红军，是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所做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记录着6师的一组数字：桑植出发时，全师人数为3303人；到甘孜前，阵亡309人(报告中另一处统计仅死亡党团员达616 人)，病亡137人(仅计中甸到白玉雪山区)，伤病寄留190人，其他原因减员513人，减员总数为1000多人，然而到达甘孜时，六师仍有3044人。

    红军在艰苦的长征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却又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红军是怎样得到补充的呢？办法有两个。
最主要的是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深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疾苦，动员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据统计，6师仅在湘黔滇三省就扩大补充了3000余名新战士。

    红军兵员得到补充的另一个来源是瓦解敌军，争取和改造敌军士兵加入红军。凡是捉到的俘虏，均由政治机关给予教育，愿意当红军的收留下来，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因顾虑家人而不得不重回白军队伍的也绝不为难，有时还特意挑选一些思想较进步的分子派回白军中工作。在红军部队里，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时上半天当了红军，下半天就向白军作战。有些人负了伤或是牺牲了，连自己是哪个单位的都还没搞清呢，但他们知道自己是红军！6师在祥云曾争取到上千名俘虏加入红军，方面军政治部在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给予了表扬：“6 师在这个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通过扩红和争取敌军俘虏，二六军团兵源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在长征中始终保持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是廖汉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大特点。

    把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上的团结战斗的思想灌输到全体指战员心中，从而生发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

    比起国民党军队来，红军虽人少力薄，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红军内部的团结，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上，真正做到了政治上同心同德，生活上同袍同泽，战斗中同生同死，官兵之间亲如兄弟，同志之间情同手足。形成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红军的干部和政治工作者时刻把自己置于广大士兵之中，真心实意地去尊重人、关心人、教育人、团结人，越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这样去做。

    为了巩固红军的团结，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除了在部队反复开展教育以外，还制定了严格的政治纪律。不管哪个单位、哪个人做了损害团结的事，都要受到严厉批评，甚至给予处分，通报全军，让大家引以为戒。

    团结就是力量。这种团结的力量在红军长征中得到了最完满、最充分的体现。

    党在红军中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来实现的，特别是通过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来实现的。

    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比较低，识字不多，读书不多，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工作方法也不够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缺憾，也是我们力求不断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我们也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贯彻党的指示，推进工作，带动和影响部队。

    廖汉生当师政治委员，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原则：第一、打仗勇敢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遵守纪律，按政策办事，不脱离群众，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这三条虽然不那么全面，却是他从自己做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是许多政治工作干部的共同经验。

    六师18团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长征中屡屡担负重要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出色。这与该团历任政治委员是密不可分的。18团长征中首任政治委员是余秋里，在则章坝战斗中为掩护团长失去了左臂；第二任政委杨秀山，在六甲战斗中负伤；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给部队筹粮牺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鲜血和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长征中，党的组织切实起到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党员切实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那时候，下级组织执行上级的决议，党员执行组织的决议，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因此，吃苦最多的是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党员，牺牲最多的也是党员。青年团员也是这样。据统计，6 师仅从出发到中甸这一段，就牺牲了党员360 名、团员256名，这还不算更为艰苦的雪山草地。在廖汉生的记忆中，6 师团以上干部党员牺牲、负伤的就不在10 人以下。同时，6师也在长征中不断地发展党团员，注意吸收那些表现积极、勇敢、吃苦耐劳的新同志加入到党团队伍中，使党团员在牺牲很大的情况下及时地得到补充。长征出发时，六师有党员801 名，团员144 名，合占全师人员总数不足28％；到甘孜时有党员761 名，团员615名，与全师人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45％，班长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红军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支党团员队伍，使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做得普遍而深入，使红军长征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能够胜利完成。

    长征时期，是红军历史上一个充满艰苦、充满困难的时期，是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做得大有成效的时期。它保证了党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红军中得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使红军的长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它在指战员的心中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高昂的斗志，使我们的长征冲破了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问罕见的艰难困苦；它维护和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共同走向抗日前哨；它把党和红军的正义主张传播开来，在沿途各地撒下革命的火种，发动起万千民众……总之一句话，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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