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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让公共文化服务“结网生根”

时间:2020-03-20 15:28:59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作者:何苍

      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正式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其中第五项指出,要促进公共文化领域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支撑,重点指出要大力推进数字文化建设,将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  

  
       通过加强移动通信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纲要》鼓励和引导基于主流移动通信平台的资源服务系统开发,探索通过手机、便携式计算机等移动终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探索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新模式,提高针对性、便捷性和时效性。
  
       事实上,我国的数字文化建设已见成效。
  
       以图书馆的数字化为例。最开始,只是有部分图书馆尝试用短信向读者发布催还、续借等信息。而现在,随身的图书馆早已不是梦想。2009年,国家图书馆以“掌上国图”的品牌将移动服务打包推出,并开始探索通过手持阅读器为读者推送国图资源的服务。到目前为止,掌上国图已经能够根据读者需求,借助短、彩信、WAP、应用程序等技术手段和终端定制、合作共建等模式,将图书馆特藏图书、图片、音视频等资源以移动终端适用的格式展现给读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以技术创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吸纳现代科技手段,延伸服务方式和服务领域。这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最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数字技术:现代文化传播的好形式
  
       在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将上述现代科学技术及传播手段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
  
       在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看来,利用科学技术推动数字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文化的传播效率,节省纸张、印刷等相应成本,是顺应科技、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同时,“技术的提升,有利于完善整个数字文化建设的网络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和人员多样化的需求。”他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沈哲彦还表示,通过技术创新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则提到了3个关键词,成本、覆盖性和丰富性。
  
      “通过数字技术提供文化内容服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低成本,甚至是无需付费的文化消费,能满足很多没有经济能力来消费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群体的需求。”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从覆盖性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居住得比较偏远,很难到图书馆或者其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里去享受接触到文化服务机构。”在他看来,数字系统在广覆盖性上大大优于传统文化产品,“此外在丰富性上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这是现代文化传播的很好形式。”
  
       文化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工程
  
       张晓明向记者重点谈到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这也是在《纲要》当中以专栏形式出现的工程之一。《纲要》中提到,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数字资源译制,到2015年,争取资源量达到530百万兆字节,入户率达到50%。
  
      “其终端已经深入到行政村一级,是目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张晓明详细介绍道,“你到乡村去看,他会告诉你有图书下乡、阅览室等,其面积与书册数都有明确规定;还有一个专门看电脑的屋子,里面有一二十台电脑终端,连着共享工程,一打开就能看到由文化部或国家图书馆统一提供的、最好的文化内容。我去了云南很基层包括边境地区的乡村,基本都有这个东西了。”在他看来,这些已经构成了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区域,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的距离太远,有很多人看不到。“但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到行政村一级就够了,老百姓不用走多远就可以到这里来免费上网看东西。”张晓明说。
  
       他还将数字文化内容与图书下乡作了对比:提供的实体书不一定能符合需要,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翻译的书还不多,都是一些他们看不懂的内容;而共享工程的选择范围大得多,内容也会不断更新。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应由国家主导
  
       张晓明表示,数字文化建设一定要由国家主导,让财政资金成为其基础。他告诉记者,今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都是在新媒体环境中、在新技术基础上的竞争,都是在网络上的竞争。“网络下的内容可能没有几年就会消失,如果你不能从网络上获得优势,让人家从网上看到,这种文化可能就面临淘汰。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做将自己民族的文化数字化的工程。”
  
       没有马上就能够看到的效益,而且涉及到了海量数据库,要把这个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所有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字的和符号的——全部数字化,还要将当代的活态文化记录下来,使人们能够通过网络电子终端看到,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国家做。国家眼光要放长远。”张晓明说。
  
       在他看来,我国目前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方面还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总体战略。“数字图书馆没有做到其应有的层次,做数字内容的时候又有很多部门或机构的多个标准在互相竞争。这都显示国家整体战略非常不够清晰。”

  沈哲彦亦向记者表示,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推进数字领域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区域内数字公共文化建设进行整体上的合理规划和指导,防范出现多头交叉和重复建设的问题。
  
      “推动数字文化,需要提高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量和数字图书馆资源数量,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利用云计算、三网融合等技术来推进其发展。”沈哲彦说。 
  
       张晓明的建议是,首先由国家统一技术标准,然后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推动全部公共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一旦国家把这一块基础做出来了,就有条件开放民间资本来做各种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在他看来,这才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现在所说的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一个图书馆即使存了几百万册书,全部数字化之后,其价值就不是很大了。毕竟,一本实体书能被多少人看?那些孤版甚至根本不可能借出来。”
  
       张晓明表示,文化数字化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也是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未来的基础设施。“花一个亿建一个图书馆,这都不是基础设施。真正的基础设施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海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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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让公共文化服务“结网生根”

时间:2020-03-20 15:28:59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作者:何苍

      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正式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其中第五项指出,要促进公共文化领域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支撑,重点指出要大力推进数字文化建设,将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  

  
       通过加强移动通信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纲要》鼓励和引导基于主流移动通信平台的资源服务系统开发,探索通过手机、便携式计算机等移动终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探索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新模式,提高针对性、便捷性和时效性。
  
       事实上,我国的数字文化建设已见成效。
  
       以图书馆的数字化为例。最开始,只是有部分图书馆尝试用短信向读者发布催还、续借等信息。而现在,随身的图书馆早已不是梦想。2009年,国家图书馆以“掌上国图”的品牌将移动服务打包推出,并开始探索通过手持阅读器为读者推送国图资源的服务。到目前为止,掌上国图已经能够根据读者需求,借助短、彩信、WAP、应用程序等技术手段和终端定制、合作共建等模式,将图书馆特藏图书、图片、音视频等资源以移动终端适用的格式展现给读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以技术创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吸纳现代科技手段,延伸服务方式和服务领域。这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最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数字技术:现代文化传播的好形式
  
       在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将上述现代科学技术及传播手段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
  
       在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看来,利用科学技术推动数字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文化的传播效率,节省纸张、印刷等相应成本,是顺应科技、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同时,“技术的提升,有利于完善整个数字文化建设的网络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和人员多样化的需求。”他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沈哲彦还表示,通过技术创新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则提到了3个关键词,成本、覆盖性和丰富性。
  
      “通过数字技术提供文化内容服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低成本,甚至是无需付费的文化消费,能满足很多没有经济能力来消费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群体的需求。”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从覆盖性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居住得比较偏远,很难到图书馆或者其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里去享受接触到文化服务机构。”在他看来,数字系统在广覆盖性上大大优于传统文化产品,“此外在丰富性上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这是现代文化传播的很好形式。”
  
       文化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工程
  
       张晓明向记者重点谈到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这也是在《纲要》当中以专栏形式出现的工程之一。《纲要》中提到,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数字资源译制,到2015年,争取资源量达到530百万兆字节,入户率达到50%。
  
      “其终端已经深入到行政村一级,是目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张晓明详细介绍道,“你到乡村去看,他会告诉你有图书下乡、阅览室等,其面积与书册数都有明确规定;还有一个专门看电脑的屋子,里面有一二十台电脑终端,连着共享工程,一打开就能看到由文化部或国家图书馆统一提供的、最好的文化内容。我去了云南很基层包括边境地区的乡村,基本都有这个东西了。”在他看来,这些已经构成了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区域,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的距离太远,有很多人看不到。“但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到行政村一级就够了,老百姓不用走多远就可以到这里来免费上网看东西。”张晓明说。
  
       他还将数字文化内容与图书下乡作了对比:提供的实体书不一定能符合需要,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翻译的书还不多,都是一些他们看不懂的内容;而共享工程的选择范围大得多,内容也会不断更新。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应由国家主导
  
       张晓明表示,数字文化建设一定要由国家主导,让财政资金成为其基础。他告诉记者,今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都是在新媒体环境中、在新技术基础上的竞争,都是在网络上的竞争。“网络下的内容可能没有几年就会消失,如果你不能从网络上获得优势,让人家从网上看到,这种文化可能就面临淘汰。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做将自己民族的文化数字化的工程。”
  
       没有马上就能够看到的效益,而且涉及到了海量数据库,要把这个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所有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字的和符号的——全部数字化,还要将当代的活态文化记录下来,使人们能够通过网络电子终端看到,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国家做。国家眼光要放长远。”张晓明说。
  
       在他看来,我国目前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方面还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总体战略。“数字图书馆没有做到其应有的层次,做数字内容的时候又有很多部门或机构的多个标准在互相竞争。这都显示国家整体战略非常不够清晰。”

  沈哲彦亦向记者表示,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推进数字领域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区域内数字公共文化建设进行整体上的合理规划和指导,防范出现多头交叉和重复建设的问题。
  
      “推动数字文化,需要提高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量和数字图书馆资源数量,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利用云计算、三网融合等技术来推进其发展。”沈哲彦说。 
  
       张晓明的建议是,首先由国家统一技术标准,然后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推动全部公共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一旦国家把这一块基础做出来了,就有条件开放民间资本来做各种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在他看来,这才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现在所说的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一个图书馆即使存了几百万册书,全部数字化之后,其价值就不是很大了。毕竟,一本实体书能被多少人看?那些孤版甚至根本不可能借出来。”
  
       张晓明表示,文化数字化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也是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未来的基础设施。“花一个亿建一个图书馆,这都不是基础设施。真正的基础设施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海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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