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语在确认土家族单一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在土家族民族识别过程中，土家族语言成为确认土家为一个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土家女儿田心桃在北京让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语言学专家们第一次听到了土家语，她用土家语叩开土家族识别为单一民族的大门；许多专家学者经过对湘西土家族语言的反复地实地调查，得出了土家语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语言的科学结论，为土家族确认单一民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土家语在确认土家族单一民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土家语；土家族；单一民族；地位；作用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曾经指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舍弃的，那就是它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吸’，是它的灵魂之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能完整地铸刻下来，所以，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若不从语言入手势必会徒劳无功。”(1)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也曾指出：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2)。可见，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土家族是一个世居于湘鄂渝黔边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土家族人民在武陵山区这片热土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创造了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统治者始终不承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几年的反复调查论证，1957年1月3日，土家族终于被确认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在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历程中，许多专家学者和土家族前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对土家族民族识别的实地调查中，土家族独特的习俗、语言、文化艺术给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了土家族民族识别的重要科学证据。尤其是土家族语言在识别和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了打开土家族民族识别之门的一把钥匙。本文就土家族语言在20世纪50年代土家族民族识别与确认中的地位和作用略加叙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田心桃：我不是苗族，我是“毕兹卡”，我说的语言与苗族和其他民族都不同    
1950年9月28日，一位来自湘西永顺县大坝乡溶里村名叫田心桃的姑娘作为苗族代表随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来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她和其他个民族代表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当时的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团长潘琪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介绍田心桃代表时说：“田心桃代表，外祖母是苗族，祖父母是土家人，她讲的土家语与其他民族都不一样”。（3）这大概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耳边第一次听到“土家人”和“土家语”一词。随后在北京的日子里，这位以湘西苗族代表身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年轻姑娘却逢人便说：“我不是苗族，我是毕兹卡（土家族），我说的语言与苗族和其他民族都不同。”也就是这位土家族姑娘田心桃，她怀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凡她所到之处，都要向各级领导，直至国务院总理坚称自己是土家族。她向各级领导领导坚称自己是土家族的最好最过硬的证据就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土家语。以求得各级领导对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支持。为了现身说法，田心桃还向当时的中南区的党、军负责同志邓子恢、张执一、钱英、赵毅敏、张平化当面讲土家语和对土家语进行了诠释。还介绍了土家族的特有风俗习惯。在1950年10月国庆观礼期间，田心桃怀着满腔热忱用土家语作多方宣传，强烈要求党和政府尽早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田心桃这位年轻姑娘的呼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获得了中央相关部门的关注。中央民委请民族学专家、教授与各民族代表举行座谈访问活动。座谈会上田心桃用土家语发言，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特派著名的民族学家杨成志教授对她进行专访。田心桃当场把土家语的人体、数目、代词、名词、亲属称谓、日常用品、动植物等，介绍给杨教授。得到了杨教授的肯定。杨成志因此写了专题报告给上级领导。其后，田心桃还在中南代表团团长潘琪的推荐下，田心桃来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的组织下，进行了土家语现场录音，罗常培教授当场表态说：“田代表，你发音准确、清晰，土家语是属于藏缅语族。”（4）当场断定，田心桃所说的这种语言既不同于苗语，也不同于汉语和其他任何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特殊语言。    
1952年底，中南局从中山大学调来了著名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后任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担任中南民委湘西工作队队长，负责筹建湘西苗族自治区工作。严学窘教授后来回忆道：“有一位在中南民委工作，名叫田心桃的女同志，二十来岁，湘西永顺县人。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她告诉我说，他们家乡语言 既不像湘西苗语，又不像当地汉语，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他们自称为‘毕兹卡’，即‘本地人’的意思，对外则自称为‘土家’……我当即叫她发几个基本词的读音，一听，果然不是汉语，也不像苗语读音，而接近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语音。我找来清代的《凤凰厅志》、《永顺府志》和《龙山县志》，找出其中用汉语记录为‘土蛮’语词，让田心桃发音，居然绝大部分都相吻合！”（5）    
田心桃这位被誉为“土家报春花”的姑娘为了尽早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她利用一切机会用土家语表达一个民族的心声，如1951年下半年，戏剧学家田汉来到武汉中南局开联欢会，田心桃受中南民族学院负责人马仲南的委派，在联欢会上用土家语演唱了红军革命歌曲。1953年9月，中央指派以汪明瑀教授为负责人的中央调查湖南土家小组在湘西调查在收集土家山歌时，田心桃又用土家语演唱了一首山歌：    
“wu35la53kha53le55kha21la53wo53，co53lie55sa21die21\i55tha55to21（守守牛来背背柴，家里事情不用管）”。（6）    
因此，可以说田心桃同志是个用土家语叩开土家族识别为单一民族的大门的第一人。后来央统战部的发的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文件中，对田心桃的为识别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所作出贡献作了客观叙述：“土家族成份问题是从1950年提出的。1950年国庆节，来京观礼的苗族代表田心桃，提出她是土家，不是苗族，并且要求承认土家是一个少数民族。”    
二、语言学家：土家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个独立语言，土家语不是汉语方言    
土家族被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功不可没。杨成志、罗常培、严学窘等一批著名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对田心桃所说的土家语，用科学的方法予以定位，并肯定土家语是独立的语言。罗常培第一次把土家语断定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与其他民族语言有平等的地位，绝不是像有些人据说的是其他语言的一种方言，这就给土家族识别为单一少数民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进一步对土家语的甄别，中南局特地从中山大学调来语言学家严学窘先生，对土家语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用以提供学术保证。严先生还亲自到保存完好土家语的龙山、永顺等地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写出了翔实的土家语调查报告，呈献给中央和中南局领导参阅。中央和中南局领导看了严先生的调查报告后，对土家族问题相当重视。这调查报告亦为后来王静如先生写的《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打下了基础。    
1953年，中央民委正式组织中央、中南局、湖南省、湘西州四级土家族调查组，赴湘西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调查。其中对土家族语言的调查尤为深入细致，因为当地群众大都用土家语告诉调查组成员具体情况。田心桃和当地土家族知识青年等充当调查组的翻译。通过实地调查，王静如先生写出了《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一文。该文中王先生明确提出：“湘西土家语是土家人自己特有的语言，他们称自己的语言为‘比兹’（应为‘比兹煞’。笔者注），这个语言不属于汉语，更不是汉语的方言；也不是苗瑶语族的语言（包括和土家邻居的苗和仡佬）；又不是侗傣语族的语言（包括较远的布依）。湘西土家语乃是在汉藏语系中属藏缅语族，比较接近彝语的语言，甚至于可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7）王先生该文中对土家语的特质和属性进行了认真细致地研究，把土家语语法与藏缅语族、苗瑶语族、侗傣语族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同时，还把土家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作了举例说明，论证了土家语与彝语的关系，进一步证明土家语是一个独立而古老的民族语言。王静如先生给土家语的定位，为土家族识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自从1950年田心桃第一个提出土家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后，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央派出了严学窘、潘光旦、向达、王静如、汪明瑀等一大批著名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多次深入到湘西土家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潘光旦先生的不朽之作《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与向达合著），王静如先生的《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汪明瑀先生的《湘西“土家”概况》，等等，这些科学论著为确认土家为一个单一民族奠定了基石。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种种人为的因素，土家族确认单一民族的进程出现了曲折反复，甚至中央及专家学者的调查结论也被否定，遭到了人为的阻挠。在此情况下，土家人更是坚持不解地继续向中央领导和国家民委上书，阐明要求承认土家是单一少数民族的理由。土家人要求确认土家伪单一民族的愿望更加强烈，除了一般的土家族农民、干部、学生外，一大批土家族知识分子如彭武一、彭泊、彭秀模、彭秀枢等也纷纷想中央写报告、送材料，强烈要求中央尽快解决土家的民族成分问题。其中彭武一先生撰写的《湘西土家人民古代历史纲要初稿》和《湘西土家语言句法初探》最为著名。特别是《湘西土家语言句法初探》一文，详尽介绍了土家族语言的句法结构。为北京的专家学者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土家族语言提供了第一手材料。1953年，中央调查湖南土家小组在永顺实地调查时，永顺土家学者彭秀模先生（现为吉首大学语言学教授，92岁）用国际音标记录了永一中土家学生发音的土家语言及土家民歌，为王静如教授撰写《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一文提供了宝贵资料。    
直到1956年，土家族确认单一民族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为此，中央又一次责成湖南省委组成调查组调查湘西土家问题，1956年5、6月间，中央又派出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的谢鹤寿来到湖南，湖南省委派出省委统战部长谢华等组成中央、省、州联合调查组再一次赴湘西龙山、永顺等县调查土家问题。在7月形成的《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中，第一部分就是“土家自称、语言及其使用情况”，又一次明确写道：“土家有自己的土语，根据我们记录的永顺、龙山土家语，1500个词汇和近1000个句子，把它和汉语、彝语比较的结果，可以肯定土家语言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上得一个独立语言，土家语不是汉语的方言。”（8）1956年8月，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又一次调查了永顺县第二区对山乡和龙山县第五区岩冲乡、第六区多谷乡等地的土家语，形成了《湘西土家语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开篇就指出：“我们认为土家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个独立语言”。并从“土家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土家语’和彝语词汇对照表”、“借词”、“语言使用情况”等四个部分对土家语的语法结构和土家语的动词、形容词、疑问词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并把土家语和彝语在语法及构词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还对土家语的使用情况及操土家语人群进行了客观描述：“永顺第二区对山乡的土家人凡年满20岁以上的都会讲土家话。当然，老年人知道的东西更多些，十多岁的能听懂土家话。在龙山土家聚居地区，土家人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讲土家话，也是他们每日每时所不能缺少的重要交际工具，十多岁以下的小孩和老年人只会讲土家话而不会讲汉语，只有部分青年（主要是干部、或常出外出的人）会说土家话和汉话”。（9）这些大量有关湘西土家族语言的调查报告和科学结论终于使那些原来一直认为“土家语言是湖南、广东一带的一种方言，只是少数青年学生为了想得到照顾，所以要求承认土家是少数民族”（10）的少数人沉默了下去，也使土家语成了土家族被识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的关键而又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三、周小舟：就凭这种语言，土家是少数民族，上报中央    
应该说通过土家族人民强烈要求和专家学者的努力工作，特别是对土家语的调查，除了一些文字资料外，还录了很多音，就更有听觉效果，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三大证据已经很明确地凸显出来。这三大证据是：一、“土家”自己称“毕兹卡”，历来居住在湘鄂川黔交界地区。当时湘西自治州内有“土家”19.4万人。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二是土家语言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比较接近彝语支的语言，它的语法结构有自己的独立特点，与汉语、苗语不同。三是土家族风俗习惯和当地汉族、苗族的不同，有民族风味独特的摆手舞、梯玛、毛古斯等。这三条证据中的第二条证据就是土家语，其实第一条，也是与土家语有关，因为土家族的土家语自称“毕兹卡”，这三条证据是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尽管土家族识别为单一民族的证据非常充分。中央也曾向湖南省打招呼，准备承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杂音，由于当时湖南的个别领导和知识分子还没有解放思想，脑子里还有一些凝固的思维，使土家族的识别上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阻力和波折，湖南省个别领导还讲了一些出格的语言，坚决反对确认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有的知识分子也写文章明确提出土家族不能成为一个单一民族。为此，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也经历了近五年多的曲折历程。1956年10月，当调查组把调查材料向湖南省委汇报时，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同志在听了土家语的录音后，当即果断拍板说：“其他情况不要讲了，就凭这种语言，土家族是少数民族。上报中央！”(11)周小舟铿锵有力的话语，扫除了种种障碍，终于出现了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的新曙光。    
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告知湖南省委，中央已同意土家伪单一民族，请湖南尽快向中央写报告，以便正式下文。于是，中共湖南省委责成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于1956年11月29日写出了《关于请示批准土家为一个民族的报告》。中共湖南省委于1956年12月8日用电报批准了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的报告，并上报了中央。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并用“加急”电报通知了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被堙没了千百年的土家民族，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获得了新生，成为了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12）   
参考文献：    
(1)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Ｐ．60.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3）谭徽在、胡祥华主编．土家女儿田心桃，Ｐ．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谭徽在、胡祥华主编．土家女儿田心桃，Ｐ．17．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5）严学窘．调查土家杂记．载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Ｐ．1．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6）谭徽在、胡祥华主编．土家女儿田心桃，Ｐ．22．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7）王静如．关于湘西土家族语言的初步意见，载阳盛海编．湘西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料，Ｐ．18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8）湖南省湘西土家问题联合调查组．关于湘西土家情况的调查报告（1956年7月）．载阳盛海编．湘西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料，Ｐ．6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9）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湘西土家语言调查报告（1956年10月）．载阳盛海编．湘西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料，Ｐ．204．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0）田荆贵．确定与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前前后后．载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Ｐ．342.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11) 田荆贵．确定与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前前后后．载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Ｐ．344.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12）田荆贵．确定与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前前后后．载彭振坤主编．历史的记忆，Ｐ．345.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陈廷亮（1964——），男，土家族，湖南龙山县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少数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伟权（1955——），男，土家族，湖南龙山县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土家族语言与文化。   
 叶  灏（1990——），男，汉族，湖北随州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峰